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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粹主义(上)

陈季冰2017-05-17 19:39

 

不久前举行的法国大选对于西方政治和全球秩序来说,是一场严峻的大考。它的最终结果让一年多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第一次遭遇重大挫折,也将暂时解除欧盟和欧元区解体的“警报”。

2016年的跌宕起伏让许多对政治事务一窍不通的吃瓜群众熟知了好几个重要的政治学名词,其中“民粹主义”便是最耳熟能详的一个。

自从春天英国退欧公投开始,“民粹主义”这个词就像幽灵一样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到了秋天美国大选,它已变得尽人皆知。去年底意大利宪法公投,则加深了人们对民粹主义势不可挡的印象。而戏剧性的法国大选,又让我们再次对这个幽灵作了一番强迫审美。

一年来我们被一再告知,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法国的马琳·勒庞、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民粹主义政客;而英国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德国新选择党……是民粹主义政党。

然而,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政治与健康的民主政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主流人士如此厌恶和担心民粹主义的泛滥?

我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是缺乏清晰认知的,现在的确是作一个简单梳理的时候了。

我并不是政治学专业的,相信我的读者中绝大多数也没有往政治学研究方向发展的志向,因而我不试图从学术和历史沿革的角度来对这个政治概念做精确详尽的阐述。我希望从近来西方兴起的最新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着手,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民粹主义的概貌,并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我自己的回答。

什么是民粹主义?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仓促下达了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国民入境美国的所谓“禁穆令”,但它立刻便遭联邦法官叫停。于是网络大V特朗普通过Twitter炮轰那些法官,称他们的裁决是“反民主的”,理由是“我得到了人民的授权”。

美国人民的确通过自己的选票赋予了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合法权力,但这个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剖析这个例子,我们大致可以窥见民粹与民主的本质区别。

民粹主义,英语中写做Pop-ulism,有些人从字面含义出发,也将它翻译为“人民主义”、“民众主义”等。它包含许多方面的内涵,但作一个最粗略简要的概括,民粹主义的核心观念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在任何问题上总是正确的,都应该得到实施。

健康的民主政治也坚决主张公权力应该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但区别在于,它同时还认为,权力应该在一套受到广为认可的既有规则之下行使,不能逾越这个规则。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不仅关心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还关心权力如何运行。后者就是人们常说的法治。因此,健康的民主总是与法治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离。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除了要有定期选举之外,还总是设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制度,用以保障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根源。这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利益(意见)”为名滥用权力,侵害少数人的正当权利。

从民粹主义的立场出发,特朗普认为,既然已经得到人民的正当授权,自己就有充分的理由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力。然而从民主宪政的立场出发,他获得的授权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包含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三权分立的前提下,人民仅授予了总统行政权力,总统不能越过界限,对属于立法和司法范畴的事务发号施令;其次,即便仅仅是行政权力,也只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行使,法大于权。

联邦法官正是以违反宪法为理由,叫停了特朗普的“禁穆令”。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官有权裁决各级议会颁布的法律以及各级政府出台的行政命令是否合宪。而且,一经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任何人无权推翻。

在整个竞选期间,面对激动愤怒的粉丝,特朗普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旦当选就要“将希拉里·克林顿投进监狱”。因为当时的他(还有他的众多粉丝们)认定,希拉里勾结华尔街精英和外国权贵,已经犯了叛国罪。

这比“禁穆令”以及特朗普的其他一些说法和做法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粹主义政治操弄的本质。按照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首先,任何人未经审判不能被判罪;其次,判决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权力在法院法官那里,总统没有权力将任何一个人“投进监狱”。不仅如此,总统如果干预检察官的调查起诉,干预法官的判决,他自己将犯下严重的罪行。

特朗普经常随意指责对他不友好的新闻媒体“报道假新闻”、“可耻”,让自己的粉丝“不要相信它们说的”,入主白宫后甚至还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列入“不受欢迎”的黑名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已接近于侵犯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令禁止的。

正因为特朗普在竞选时和就任伊始的上述种种言论,不少人预计,他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240年历史上首位遭弹劾的总统。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的首要和最大危害就在于它破坏法治。今日社会上的主流人士对民粹主义如此厌恶和担忧,也主要是因为基于上述认识。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基石,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称颂《大宪章》拉开了英国乃至世界现代政治的序幕?不正是因为《大宪章》奠定了英国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法治基石吗?

一旦法治遭到了破坏,所谓“多数人的同意(授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因此,民粹主义政治发酵到最后,几乎无一例外会转变为窃取民意、欺骗民众的专制独裁统治。当年阿道夫·希特勒不也是通过正当的选举程序成为德国合法总理的吗?但那一次“人民的授权”将德国和世界拖进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不过,从近期特朗普的许多内政外交政策来看,他已越来越向传统政治靠拢。这里面既有他自己的现实考量,也充分体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法治基础。


民粹主义的政治目标

那么,民粹主义政治通常追求一些什么样的政治目标呢?

民粹主义并没有稳定不变的内容,与按部就班的常规政治相比,它更像是狂热的运动。因此,如果说民粹主义者在政治上有什么显著特点的话,那就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大多非常极端。而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好的政策一般大多能够权衡风险与收益,平衡各方利益,同时照顾到少数人的关切。

根据传统,我们可以依照政治立场将人们(或组织)划分为左翼和右翼。同样地,现实中既有左翼民粹主义,也有右翼民粹主义。

左翼强调平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他们鼓吹加大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增进公共福利,并经常伴随着高税收。右翼强调自由,他们主张维护个人权利,颂扬自由竞争,警惕公权力轻易介入私人领域。在文化上,左翼倡导“进步”观念,憎恨“歧视”,热心推进少数群体和弱势边缘群体的“平权”;右翼则尊重传统宗教道德和社会风俗,经常由衷地表达对本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热爱。

此外,传统左翼无一例外都是国际主义者,传统右翼则更加看重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力。

因为上述这些缘故,传统左翼的支持者多为社会的中下层阶级,而传统右翼的支持者多为社会的中上层阶级。

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共同体中,左翼和右翼的力量往往比较均衡。当公共政策朝左的方向倾斜过多时,就会激起右的力量的反弹,并将它拉回来;反之亦然。这就像市场的无形调节机制一样,不会轻易越出合理边界。

但民粹主义政治则不同,由于法治这个“笼子”的失效,各种极端思潮和行动便会冲出潘多拉魔盒,危害社会。例如,左翼民粹主义会提出全盘国有化、平均分配社会财富、无节制地提高公共福利等极端主张;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会强调极端个人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滑向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

当然,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将对健康的社会机体造成重大伤害,而且也都是无法长期维系下去的。

纵观现代世界史,左翼民粹主义最有市场的地方莫过于自然资源丰饶的拉丁美洲(在那里,如何“分配”财富经常是比如何创造财富更加重要的问题)。过去一百多年里,拉美政治的一条主线就是在左翼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军事独裁之间来回摆动,呈现给我们的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死循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风行于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左翼民粹主义,而目前产油大国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是升级版的“庇隆主义”。

现任英国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和去年美国大选中的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身上也有一股强烈的左翼民粹主义的气质。

不过,从特朗普、勒庞等人的政治主张来看,我们可以将本轮席卷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的主流划入右翼范畴,尽管勒庞的凌乱政见中也包含了一些左翼成分,例如她支持高福利、包容同性恋等等。

眼下,在法国、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芬兰、德国和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右翼主导了反体制的民粹主义运动。而在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少数国家,左翼民粹主义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总的来说,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左翼。这主要是因为,反移民是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的中心议题,这是一个属于右翼的话题。

如果做一个梳理总结的话,这一波最新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包含以下几方面的主题——

首先,是反全球化。体现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也是它的核心诉求。不过需要审慎地区分各种不同的民粹主义。例如,英国退欧派并不反全球化,相反,它经常将欧盟视作一个处处是保护主义壁垒的官僚体系。退欧派最响亮的口号便是:离开了欧洲,英国可以更好地同全世界做生意。

其次,是反移民。应该说大规模移民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当下的焦点是反穆斯林移民,而这又与恐怖主义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背后或许还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文明冲突”的观点,所以它就越出了单纯的反全球化范畴,变得复杂、头绪众多。

第三,是反建制和反精英。这其中包含了大量武断的阴谋论猜测,因而还具有浓厚的反智主义色彩。作为反精英运动的一个分支,当代民粹主义者还对长期以来备受尊重的主流新闻媒体的声音充满憎恶。他们自认为,依托于信息技术革命的网络新媒体是他们实现“真民主”的更好的新工具。

从本轮民粹主义思潮的上述三个基本主题来看,它们全部都是否定性的,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内容。

除了反对现行国际秩序以及维护这个秩序的所有制度安排和国际组织之外,民粹主义政客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带领各自国家退回到过去那个保守闭塞、各自为政、甚至是霍布斯式的丛林时代。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虽然它可能对有些人充满诱惑。

民粹主义的政治操弄

通过鼓励公民和社会团体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健康的民主政治是一种达致共识的“包容性”机制。它能够引领社会不断开拓新的未知领域,达到新的高度。民粹主义政治则正好相反,它总是通过迎合一部分人的非理性情绪来引发敌对,煽动仇恨,从而达到攫取权力的目的。这是一种制造“分裂”的机制。

然而,“人民”是易变的,因此,民粹主义总是伴随着恶意挑唆和攻讦的政治手腕。在本轮民粹主义浪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下列这些政治操弄关键词因此,当下的民粹主义政客们一点也不像是民主社会中的政治领导人,倒更像是一群怒气冲冲的抗议分子和造反派。这些自封的人民领袖或许敏锐地看到了问题,但他们并没有、也不想拿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只是迎合和煽动那些自认为在全球化中遭受冲击和损失的“失败者”的不满情绪,并许诺他们:我们可以让世界停止运转并下车。

首先,寻找敌人。民粹主义是藉由同仇敌忾地反对某些东西来塑造自身认同的,所以它的首要任务便是寻找敌人。

借助民众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当代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敌人:他们是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政治当权派,执掌华尔街和跨国公司的经济权贵,以及常春藤大学权威学者、好莱坞演艺明星等在内的文化精英。敌人还包括从联合国到北约、从世界贸易组织(WTO)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到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在内的所有跨国机构及其讲坛

民粹主义者巧妙地通过在互联网上传播一系列阴谋论叙事,将上述精英们抨击为勾结外国势力、盘剥本国民众的既得利益分子和腐败群体。他们声称,精英们依靠不顾一切的疯狂全球化而自肥,却将普通大众推入失业和破产的悲惨境地。这些以“世界公民”自诩的人偷走了就业机会、威胁了国家安全、损害了传统生活方式……简言之,他们是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

这不仅令人忧心忡忡地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横行欧洲的“犹太人阴谋”。

在此基础上,民粹主义者将民众划分为“真正的人民”(支持他们的人)和“人民的敌人”。他们将民主政治视为战斗,而不是协商博弈。如此则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正当的,现有的规则和法治只是阻碍他们正义行动的绊脚石。

然而这种打着“人民的意愿”旗号的运动,恰恰是对民主的背叛和否定。一旦将一切现实问题统统归咎为“敌人的阴谋”,民粹主义政治就变成了“惩罚”,而不是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去年英国退欧公投期间,有一张宣传海报令人印象深刻。海报上印着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奥斯本咧嘴欢笑的照片,下面醒目地写着一行大字:“让他们笑不出来。投票给退欧。”

是的,很多时候民粹主义的拥趸并不关心自身的行为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更希望“敌人”受苦。对于愤怒的人群来说,让“敌人”尝到痛苦的滋味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不过,这样的政治不仅在败坏社会,也是在败坏政治本身。

第二就是利用爱国主义——在本次法国大选中,马琳·勒庞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将自己与其他候选人的选战定义为一场“爱国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的争夺战。她夸张地声称,那些“全球化的精英”们正在把法国的主权“出卖”给外国人,而国民阵线是“唯一能够重新夺回共和国失去领土的政党……”

同样地,“收回控制权”也是最能引起英国退欧派共鸣的口号。

无论是“英国独立”、“美国第一”还是“法国优先”,贯穿于英国退欧公投、美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的这些政治口号都传递着一个相同的理念:对绝对主权的膜拜。

因此有评论者正确地指出,近来西方政治的一个新趋势是:政治博弈的双方不再是传统的左翼与右翼,今天的战线两边分别是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

民粹主义者总是喜欢强调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但他们心目中这种的主权观只存在于遥远的专制独裁时代。

时代的发展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相互依赖关系,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各国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从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武器扩散,从大规模移民到流动资本、跨境供应链以及数字时代的互联互通……单个国家的政府权力已经不足以应付上述绝大部分问题,唯有有效的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做到。但这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分享和让渡一部分主权。

事实上,英国和法国历史上也都一直在对外分享主权,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国际条约。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1975年公投中敦促英国人投票支持留在欧共体内时,曾这样劝慰英国人民:“在现代世界,有必要对主权的实质和符号进行区分。主权的实质是独立行动的自由——如今对于任何一家国家来说都很难实现。”

40年以后更是如此。

许多全球主义者因此辩称:加入欧盟后,德国仍然是德国、法国仍然是法国、英国仍然是英国。为什么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不能相互包容而必须是对立关系呢?他们还认为,恰恰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将西方各国从20世纪上半叶的暴政和冲突中解救了出来。以欧洲为例,大陆上百年宿敌的和解与长期和平,不正是欧盟的伟大成就吗?

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加上近来的经济困境及恐怖主义等因素,正在迅速瓦解这一过去的共识。在西方富裕国家,越来越多感受到了危机的民众觉得,自己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境和民族认同的控制。

这些挑战原本应该要求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但在问题来临之际,将它们归咎于“外人”是最容易的事。民粹主义者敏锐地抓住了民众的这一情绪,他们现在将矛头指向布鲁塞尔、华尔街以及其他一切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夺走”了权力的跨国组织和精英人士。

对他们来说,公民必须在忠于自己的国家与“贪婪”的全球主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在这种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许多传统主流政党都不得不作出迎合。本来并不支持退欧的英国首相特里萨·梅最近也加入了嘲笑全球化精英的大合唱中,她称这些“世界公民”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人。

但是,民粹主义者兜售的所谓“爱国主义”实际上只是狭隘阴暗的民族主义。正如写了《1984》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指出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传递的是积极、开放、乐观的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则根植于自身的优越感和偏执症。爱国主义者既热爱自己的祖国,也能够与世界和睦相处,他们并不靠寻找敌人来确立自我认同;民族主义则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在他们的词典里,只有胜利和失败、荣耀和耻辱这些截然对立的概念。

埃曼纽尔·马克龙成功当选法国总统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的核心大国迄今仍未倒向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名法国政坛的局外人和独立派、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支持者,马克龙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既是一名自豪的法国公民,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然而,“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并不会随之自动消解,它仍将困扰世界很长一段时间。

我本人并不认为有人能够真正成为“没有祖国”和不背负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纯粹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这就像一个人不是白种人就是黄种人或黑人一样,不可能有无种族的“世界人”;我也认为移民问题会对社会既有秩序造成巨大冲击,需要稳妥应对。然而,一个白种人并不需要与黄种人和黑人隔绝、甚至敌对,才能维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一个社会应不应该接纳外来者与应该如何接纳外来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