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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粹主义(下)

陈季冰2017-05-19 15:37

民粹主义的政治操弄

第三是回到过去。唐纳德·特朗普的著名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道出了这一轮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怀旧。

英国退欧派、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法国的马琳·勒庞都希望各自的国家退出欧盟,他们也都是在迎合相同的怀旧情绪。这些民粹主义政客让自己的拥趸认为,他们可以带领各自国家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怀旧的情愫根植于人性,这或许源于我们抗拒衰老的无意识。对于个人来说,它有时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孕育了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学艺术创造。怀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经常能够激发它内部强烈的自我认同和爱国主义。

实际上,推销往昔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策略。在中国古代,历代儒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不在未来,而是上古的“三代”;在伊斯兰世界,“四大哈里发”时代被所有穆斯林认为是黄金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即便是许多激进的革命者也经常许诺带领民众回到昔日的盛世。

不过,民粹主义者引导的怀旧政治之所以能够在选民们的情绪中激发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可能还要归功于他们成功地将本国“衰落论”打造成了一种超党派的主流观点。眼下,就连历来秉持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左翼政党也都轻而易举地认同了“西方衰落”的观点。

总之,特朗普嘴里的美国已经糟得不能再糟;而在勒庞眼里,法国已经面目全非……除了德国之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肚子的灰心丧气。而对于拥有辉煌历史的英国来说,这种“衰落论”无疑是最有市场的。

由此,“回到过去”成了民粹主义政客赢得选票最容易的方式。他们的方法也如出一辙:关闭边境、筑起高墙、挡住移民……马琳·勒庞还想要废止欧元,恢复法郎,不过这个赌注有点大,不见得会得到拥有众多中小储蓄户的法国社会的支持。

然而,这些怀旧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歪曲历史。

首先,“过去”并不像他们及他们的支持者想象的那么好。西方绝对支配全世界的时代,也恰恰是战火纷飞的残酷时代。

其次,与五十年、二百年前相比,今日美国、英国、法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或许确实下降了,但它们的绝对实力和富裕程度比那时依然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提升。况且,今日的世界仍然由西方主导。

因此,怀旧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让人们看不见进步。英国和法国单独都已经不再是超级大国,但这恰恰要求它们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寻求更深的联合,以维护自己的影响力。关闭边境、筑起高墙,只能使它们衰落得更快。

第四是强人崇拜。伴随着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世界,国际政治中“强人”领袖迎来了他们的好年景。

与极具人格魅力的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富有活力的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审慎而坚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不同,这些民粹主义强人领袖大多是民族主义者,都希望以自己的强势性格来突破常规政治的条条框框,领导各自的国家实现“重新伟大”。

他们中不仅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维克托、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更早一些,在左翼民粹主义这一边,还有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维斯以及他的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

这些强人领袖有一个共同的崇拜偶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健康的民主政治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卓越政治家,不过,他们能够弥合分裂的人群,引导人民达至共识,他们是民族的领路人。

民粹主义的强人政客则正相反。同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那些伟大的政治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乃至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相比,今日的政治强人们不是营造团结融合的政治氛围,鼓舞逆境中的人民,带领他们战胜困难,将现实政治拓展到崭新的边界、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而是利用一部分民众中不安、恐惧和沮丧情绪,对反对者和新闻媒体采取羞辱和打压的手段,并承诺要“强硬”对付“犯罪分子”和外国人……以此来使本民族“重新伟大”起来。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

按理说,既然民粹主义喜欢把“人民”挂在嘴上,强调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理,它应该最不需要政治上的强势领导人。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粹主义总是离不开强人政治。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根植于人群的非理性情绪,它不是人们深思熟虑的理性结果,而是情绪的反应。但人们的情绪是杂乱发散的,要形成一股集中的声势,势必离不开煽动和蛊惑,“强人”便是挑动情绪的戏剧导演。

就像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过的,一旦真的实践民粹主义那套逻辑,高压专制就是它的宿命。究其根源,由于解除了法治这个紧箍咒,权力不再受到可预见的透明规则的约束,民粹主义政治总是会走到它所宣称的目标的反面。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人类政治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被“人民”抛弃的“专家”

面对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和专家对于退欧的批评和反对之声,英国退欧派重要领袖、卡梅伦内阁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说过一句话:“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

他准确地抓住了公众的情绪。

以往,大多数人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时,总是习惯于求助专家。对于政治问题,他们也愿意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是一种基于正常理性的态度。专家不像官员和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赢得信任和声望,并不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背书,而是依靠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准和职业操守。

如今,“人民”正在抛弃他们曾长期信赖的“专家”。这是这一轮民粹主义的最大特征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人们幸灾乐祸地将教授称为“叫兽”,将专家称为“砖家”……

我猜想,这里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如我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的,本轮民粹主义政治操弄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反建制和反精英。专家当然属于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既然精英都是勾结邪恶势力盘剥人民大众的寄生虫和卖国贼,专家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失去了道德权威,专家赖以生存的专业权威也就随之变得一文不值。现在,他们在民众眼里变成了为那些肮脏政客和贪婪投资人出谋划策、从而牟取自身不正当利益的一小撮人。因此可以说,专家的衰落是与社会信任的失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和社会,专家的确没有能够拿出过太多良好的预判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抚慰充满无力感的民众。有哪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准确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有哪个拿着政府研究经费的国际问题专家预测到了中东发生的政治动荡?甚至当金融危机和中东政治动荡已经爆发之后,也没有几个专家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它们的后续影响和后果……

民众的确已经受够了那些身披无数奖项和光环的专业人士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些名字为缩写的组织(像WTO、IMF等)——他们一贯声称自己知道得很多,但却总是搞错。这是专业信任的崩塌,比起道德权威的丧失,虽然不是那么令人义愤填膺,但却更令人失望。

但我认为,上述两者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根植于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和情绪化本质。

我在本文中已经多次提到,民粹主义的力量不是来自客观事实和逻辑推理,而是诉诸人的直觉和情绪。但专家的特长恰恰在于冷静地陈述事实、甄别数据,并研究这些事实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及其可能的走向。而且,为了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专家的语言往往是复杂而又晦涩的,其结论也多半是审慎和开放的,不太可能把话说得很死。缺乏一定专业知识和足够耐心的读者很难在很短时间内把握它们的主旨。

或者让我表达得更直接一点,专家学者的工作主要不是给普通大众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告诉他们应该在“是”和“不”、“黑”和“白”之间如何做选择。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人们拓展视野,加深思考,提高认识。喊口号更非专家所长、所愿。

然而,炽烈的情感和顽固的价值观往往会制约人们对一个话题的思考,而民粹主义仰赖的正是这些。

近200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泰晤士报》,英国主要经济机构发布联合声明,出具严肃的分析,指出英国退出欧盟的危害性,脱欧派选民根本看都不想看一眼;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指出,通过建起高墙和采取保护主义来“夺回控制权”将事与愿违,它们不会让钢铁制造业回到宾夕法尼亚,但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从不会听到这些声音;此外,反体制的人还往往本能地不相信气候变化,怀疑政府试图利用这个问题增强控制,他们也不相信科学家们对转基因食物安全性的科学研究……

事实证明,在这个情绪高涨的时代,专家们依靠陈述事实所能做到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功地扮演了未卜先知的巫师和将水化成酒的魔术师角色,这才是他们的的拥趸们翘首期盼的。

“特朗普现象”曾促使美国媒体发明了一个新词:“后真相”,或“后事实”。

在今天,真相和事实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受观察者影响的“客观”存在,而成了一种主观现象。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建构属于自己的“事实”,他们选择性地接受符合自身情绪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情感冲突的事实,他们常常倾向于采取阴谋论的方法,斥之为邪恶的“谎言”。在讨论公共事务时,评论者日益对人不对事。就像特朗普那样,凡是不利于他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然而,这种反智主义的潮流最终只会让公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专家的道德操守和职业水准或许的确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专家的越来越“不接地气”或许也的确是他们失去权威的咎由自取,但这些都属于另外的问题,需要靠别的方法来解决。这并不能成为无视乃至敌视专家的正当理由。

事实正好相反,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家。就像罹患重病的人,如果他们怀疑医生的职业道德低下、医术不精,那就应该去寻找更加信得过的其他医生,而不是把所有的医院都关掉,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土壤

各种民粹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显然是因为它们所利用的许多不满情绪都是真实的,不满背后的社会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实的。如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过的,民粹主义者敏锐地抓住了问题。

本轮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的时间与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以后蔓延开来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高度吻合,这构成了大多数人对它进行解释的第一种普遍视角,即:民粹主义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危机伴随着失业率的提高,导致民众收入增长停滞,甚至生活水平下降,这是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土壤。

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视角,它很容易将目前的西方同上世纪30年代相类比。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补救建议自然也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就业状况、构建更完善的社会福利网,同时提高税收以减轻经济不平等程度。

然而,将此次民粹主义浪潮的社会背景与上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显然过于夸张了。当时的欧洲许多国家经济陷于极度凋敝。1929年大萧条之后,德国的GDP骤然缩水30%,失业人口高达600万;在西班牙,南方农业区遭遇大规模饥荒、北方工业区工人成群结队地失业……

而在今天,西方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虽然不如人意,但比起70多年前却是好得太多了。

今日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失业率仅有4%多一点,已接近实现充分就业;2010年以来,英国的新增就业人口超过了200万,失业率也低于5%;在另一个民粹主义抬头的国家荷兰,经济增幅也超过2%,失业率只有5%略高一点……而且,得益于各国央行的支持,西方的金融市场稳定攀升,屡创新高;信贷流动性充足,企业不仅根本不存在70多年前的那种大批倒闭的危险,整体利润还在上升。

此外,上述这种“经济决定论”最无法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民粹主义势头正健的国家不一定是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国家。除了经济繁荣的德国之外,美国和英国是经济复苏最好的两个西方国家,它们恰是民粹主义浪潮最汹涌的国家。与之相反,自2007年以来,西班牙的GDP累计下滑8%,同期失业率超过20%,年轻人群体的失业率高达40%以上,但它并没有产生一个民粹主义政府;法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也比美国和英国糟糕得多,但法国选民在本月初刚刚拒绝了民粹主义。

于是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第二种解释民粹主义的视角: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人群,相反它加剧了贫富分化,那些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如鱼得水的“赢家”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那些不能适应变革、落在时代后面的全球化“输家”没有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当旧的体系失败、危机来临时,后者却又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全球精英们则继续从各国政府的救助刺激政策中捞钱自肥。这种状况使得当今的西方社会处于高度分裂状态,愤怒的选民们接受了民粹主义的愤怒口号。

相比于关注总量的笼统的“经济决定论”,这种更加关注经济中结构性问题的“贫富分化论”的确更有说服力。

看一看投票地图,我们便可以发现,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城市,而美国内陆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坚定地投票支持特朗普;在英国,支持退欧的投票同样集中于农村地区、小城镇以及伦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国;父辈和祖父辈曾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眼下正投票支持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

西方以外的情况也大致类似。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中仍旧不受欢迎,但在其他地区却拥有众多支持者。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来说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产阶级下层中受到狂热支持,而后者在除了布达佩斯的整个匈牙利都受到欢迎……

然而,这种全球化之下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近来的一些实证研究所否定。英国一家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不久前的一份研究报告令人信服地指出,富裕国家中产阶层收入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远不如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严重。尤其令人信服的一个事实是:贫富差距的情况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不同,美国是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然而美国恰恰也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最低的。

这至少表明,民粹主义者找错了怪罪的对象。研究表明,国内政策——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许是比“全球市场”对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更有力的影响力量。

此外,“贫富分化论”难以解释以下两个现象——

第一,那些在大选中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政客的选民往往也不是该国中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群体,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鲜有最贫困的黑人或少数族裔,他们大多是白人,其中亦不乏中产阶级。

第二,如果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那么,应运而生的应该是呼吁“社会公正”、“平等主义”的左翼民粹主义才对。事实正好相反,美国的例子最为典型。特朗普竞选招牌中,国内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减税、放松管制和取消全民医保,它们全都是右翼的主张。

这促使一些人引入了第三个视角,他们认为,最近10多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才是引起社会剧烈动荡的主因。这不仅构成了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冲击,也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例如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兴起赋予了过去“沉默的大众”以极大的发言权,这颠覆了传统的舆论秩序。精英“引导”大众思想观念的力量大大减弱,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原子化。

在这个视角下,所谓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只是民粹主义兴起的因素之一。当下的状况还显示了两种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少数精英对各种变革(从新技术变革到大规模移民,直至同性婚姻)的节奏安之若素;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希望放慢脚步,重新寻找他们在宗教和民族文化方面的根。

……

我认为,上述这些研究民粹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框架都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也都有明显的缺陷。眼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普遍弥漫于西方的情绪:似乎现行治理体制和主流政治话语在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时显得日益捉襟见肘。这既有真实的成分,也是民粹主义鼓动家渲染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这一体制以及维护它们并寄生其上的建制派精英日益失去信心和信任。

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革命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是全世界。今天的许多中产阶级造反派并不见得多么仇视现行体制,但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进而愿意冒险让民粹主义政客尝试一下改变。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主流政治失败的结果。然而面对这种后现代式的“革命”,过去的那套社会民主主义旧药方恐怕已经远远不管用了。在一定程度上说,今日的民粹主义不是反对某一种政治体制,而是反政治本身。

我相信,这是反思和研究这一轮民粹主义思潮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当然,不管这一轮新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是哪种或哪几种因素造成的,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西方民众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他们不仅对制度和权威失去了信心,他们还认为自己被忽视和羞辱了,他们希望重大的改变;第二,民粹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虚假的,一旦付诸实施,不仅无效,而且有害。

然而精英建制派必须尽快拿出真实有效的药方,否则他们就会被民粹主义的假药取代。因此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意义重大,而他未来的改革使命更加重大。如果他的改革取得了看得见的显著成效,民粹主义就会渐渐偃旗息鼓;如果他的改革失败了,民粹主义很快会卷土重来,而且势头可能会更加猛烈。

历史会重演,但历史不会给予同一件事情两次机会。

结语:关于中国

最后我想简单讨论一下中国的情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不同,这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出现显性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然而这并不等于社会中没有民粹主义的暗潮涌动。尤其是你若对照一下我在本文中梳理的民粹主义政治操弄的四个关键词——寻找敌人、爱国主义、回到过去和强人崇拜,你就会发现,它们在许多国内民意中几乎一个都不少,只不过以更加模糊和曲折的面目呈现出来罢了。

的确,在经历了长达40年高速但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积累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矛盾。这促使许多人反思并试图提供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五花八门、南辕北辙,其中也包含了大量民粹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化,中国的民意也必然会受到全球性思潮的影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特朗普和勒庞的崇拜者并不在少数。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