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朝核问题导致剑拔弩张的时候，韩国却正处于朴槿惠丑闻引发的政治危机之中。不过，这场危机已经消逝，在一场并不令人意外的选举胜利之后，64岁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成为了青瓦台的新主人。

干净的出身

出身贫寒家庭的文在寅，曾任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幕僚长，有“卢武铉之影”的称呼。这个称呼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2012年他第一次参选总统，主张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开展对朝接触政策，就得到平民阶层和年轻人的欢迎，最终仅仅以微弱劣势败给当时人气正旺的朴槿惠。年轻时，他曾积极参与反对威权统治者的斗争，其中当然也包括朴槿惠的父亲、最后遇刺身亡的朴正熙。

本来就出身于大众之中的文在寅，竞选中也一直努力打亲民牌。他在竞选期间曾承诺，要把总统府青瓦台变成“民众的休息空间”，暗示上任后有意搬离青瓦台，改在位于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政府大楼办公。不过，当选后由于安保等方面的原因，他仍然进入了青瓦台。韩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清廉领导人。

文在寅想必也要从现在已经身陷囹圄的朴槿惠的遭遇中吸取教训。朴槿惠因为其家庭身世以及父母均死于刺杀的独特经历，性格中有其固执和封闭的一面，在至今仍有很多内幕未揭开的“闺蜜事件”的刺激下，最终导致她和韩国国民完全决裂，支持率降到冰点。被弹劾和逮捕后，她的政治生命已不可能再挽回。

而对韩国社会整体而言，朴槿惠被弹劾事件说明，尽管贿赂行为、以权谋私在韩国政商界仍多有存在，但韩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腐败问题极其敏感，不能容忍，一点火星就能激发他们的怒火。朴槿惠最初之所以能够以高票当选，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已经没有了父母，也未婚，没有丈夫儿女，因而可以把自己塑造为“奉献给国家的人”，对腐败“免疫”。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闺蜜”成了攻破她的堡垒。这种前后反差对选民的心理形成强烈刺激，导致朴槿惠被抛弃。

而现在，人权律师出身、洁身自好的文在寅，扮演的是曾经的那个“好朴槿惠”的角色。朴槿惠没有完成的任务要留给他来完成。文在寅已表示，要设立“国家清廉委员会”，从制度上推进反腐败改革。他从一个清白的平台上起步，有希望改变政界的贪腐文化，斩断政商之间的裙带关系，重建韩国的政治文化。目前看起来，他比任何人都适合这个任务。

韩国的政治问题

韩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了经济奇迹，跻身准发达国家行列，文化产业方面也有很强的吸引力，让很多亚洲国家羡慕。但是，韩国的民主制度依然遗留着之前威权时代留下的很多痼疾，比如，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一样，广泛存在财阀和政治门阀、政治保守势力强大、政商关系不正常、腐败流行、身份与地域认同严重甚至足以左右选情等。这些政治中的“非开放社会”特征需要以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来破解。

一方面，朴槿惠的腐败丑闻说明韩国历史上的威权阴影仍然未退，领导人与亲信仍存在很多不清不楚的关系。但平稳的政治过渡也说明，韩国当前体制具备一定的坚韧度，能够确保政府更迭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发生。一些人至今仍对朴槿惠被弹劾的悲剧唏嘘不已，但整个过程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有序。这说明韩国政治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点，足以弥补上述的一些劣势，并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变。

韩国的政治形势也会密切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韩国等东亚国家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崛起的诀窍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和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比较快地实现了经济腾飞，也为政治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财富增长后，不同的精英群体就不必为了有限的资源而你争我夺，把选举作为谋取私利的政治工具，民众对民主制也会有更高的认同感。

不过，1990年代末期，韩国经济也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东亚，影响了韩国的后续经济增长能力，也对韩国经济制度提出了更多考验。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韩国有必要改革企业组织结构，走出家族式企业的制度窠臼，打破财阀结构，鼓励创新，提高潜在生产率，以形成更稳固的经济增长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文在寅的反腐和廉政建设，与提高经济竞争力也是相联系的。

夹缝中的国际关系处理

此前就提出过另类外交思路的文在寅在上台后，已大致显露出对外政策思想的雏形。他表示将以对美外交为基轴，努力修复中韩关系，改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实施“周边四强合作外交”的想法。

文在寅当选前就多次质疑引入“萨德”系统的必要性。韩国社会本已存在的反“萨德”情绪，加上美国对韩国索要的高额的“萨德”部署费用，都导致“萨德”部署目前出现一定的变数。文在寅已决定，向美、中等国派特使磋商“萨德”问题，包括召开中美韩三方会谈。这对于结束朴槿惠执政末期因“萨德”部署而导致的中韩交恶，促进两国关系回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韩国对于中国的情感复杂。中国是历史上的东亚主导国和韩国的宗主国，就现状而言，在朝鲜半岛分裂的情况下，韩国既忌惮中国与朝鲜的结盟关系，又需要中国制衡朝鲜，左右为难。同时，中国对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也有战略顾虑。如果中韩双方能采取行动减少这方面的“信任赤字”，则无论是对两国关系还是朝鲜问题的解决而言，都要有利得多。

显然，处在中美夹缝中的韩国如果彻底倒向任何一边，对本国利益都是不利的，但“萨德”部署恰恰带有强烈的“选边站”意味。虽然“萨德”部署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核危机导致的结果，并非韩国刻意要向中国展示敌意，但韩国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争取中国在有共同利益的朝核问题上与自身合作，而不是进一步让两国关系疏远。这涉及微妙的平衡与外交技巧，如果朴槿惠执政末期对此有所忽略，文在寅应该把这个缺憾补足，以平衡韩中与韩美关系。

朝核是悬在韩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中国和美国而言，朝核问题是一个对外政策问题，而对韩国而言，这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所以在此事上中美所拥有的选择空间，韩国是不具备的。但韩国又必须依靠中美两大国来助其消除朝鲜构成的安全威胁，这是文在寅面临的最大的对外政策难题。

目前为止，韩国总统并没有主要因为外交政策处理失当而倒台的，卢武铉、朴槿惠等人悲剧的起因都是国内的腐败丑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在寅在追求其新外交政策时不会受到国内掣肘。在韩国反对党看来，文在寅立足未稳，而拿对外政策作为攻击他的武器，并诉诸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未始不是一个好方法，这是他需要小心应对的。

走出韩国的历史宿命

有人统计说，韩国历任总统的“下场”都不大好，目前除了李明博外，大多数都有因政治问题或腐败丑闻被调查甚至入狱的经历，如卢武铉在接受腐败调查前跳崖自杀，更不用说威权时代遇刺身亡的朴正熙了。虽然不同人的命运带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其中确有一些共同的规律。而且不只是韩国，和菲律宾、印尼等其他周边国家放在一起看，领导人因贪腐、滥权等问题“下场”不佳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一历史宿命的根源在于，韩国等国都是从东亚传统的家长制、等级制社会模式中走向现代的，虽然韩国在经济上腾飞，但政治模式仍然残留了很多旧时代的特点。一个显著特征是，不能建立政治主体之间“非个人化”的联系，政治家与部下以及支持自己的企业界、选民群体的关系，仍然带有一定的“恩庇-侍从”色彩。任何领导人不论其个人政治品德如何，最终都可能跌入这个“染缸”中遭到污染，朴槿惠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只是现在文在寅需要摆脱这一宿命，不仅让自己做一个清白的总统，而且改变韩国从上到下的政治文化。

文在寅的个人魅力并不突出，很多人称他是一个一本正经到近乎“无趣”的人。然而，正是这个特点有可能让他更有机会跳脱于既有的权力结构与政治风气之外，实现政治转型。在稳定的制度中，领导人的个人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强悍的领导人会受到约束，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腐败倾向者或者从一开始就无法当选，或者在上台后得到严厉制约。我们仍然如此重视韩国领导人的个人特色，只是说明了韩国民主依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从这个意义而言，没有担负韩国威权历史“原罪”的文在寅，一个清廉自守但不失灵活性、略显“乏味”但其实有很多新想法的领导人，也许是韩国走出历史宿命的最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