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事功】

——漫议政治正确之五

一

“上个星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一次院系会议，”翁贝托·埃科在《美国大学中的新霍梅尼主义》一文里写道，“该会议向教授们强调要特别注意三个名词，因为它们最近已经被列入‘政治正确’的词典，并有可能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一种侵犯。这三个名词是‘唯智能主义’、‘唯成年主义’和‘唯外表主义’。”埃科接着解释道：

所谓唯智能主义，是要避免让你的谈话对象感受到你认为他智力低下，因为这显然会造成基于思维能力而形成的歧视。唯成年主义是指不能倚老卖老，因为这明显将造成年龄歧视。而唯外表主义也可以称为“唯相貌主义”，是指不能让你的谈话对象感受到你认为他相貌丑陋，因为这会导致外表歧视。

文章写于1993年，说的其实是一份随时增补的政治正确清单，起初针对授课者，日后也会侵蚀到写作园地。意大利人埃科既是知名小说家，又是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难免对这份清单格外敏感。与那些写作前从不喝酒、总是循规蹈矩地展开观点的学者教授不同，兼有奇思妙想和魔鬼笔墨的埃科先生，是“嬉笑怒骂皆文章”的实践者兼捍卫者，他喜欢在写作中变道超车，文字里总有些冒犯和佚荡成分——设若有一种测试键盘酒精度的仪器，埃科肯定属于酒驾型作家，说好听点，则是具有“酒神精神”。他当然不甘心自己文章受到言论交警的盘查；他即使收到罚单，也会视为一种荣耀。在写于五年后的专栏《一场成功的海难》里，他明知故犯，写出如下触犯“唯外表主义”的文字：

事实上，凯特·温斯莱特与坐在电影院里观看《泰坦尼克号》的女观众颇为相似。这些“麦当劳女孩”永远不可能拥有莎朗·斯通般的外貌，而只可能拥有温斯莱特的身材——莫尼卡·莱温斯基便可算是典型代表——事实上，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克林顿会栽在这个浑身赘肉、幼稚可笑的小妮子身上。这些姑娘每天都在镜子前徘徊，不知道如何才能拥有莎朗·斯通的骄人身姿；可是，在看过《泰坦尼克号》之后，她们却相信只要保持现状，同样也能赢得迪卡普利奥（或克林顿）的青睐。话说至此，大家或许明白为什么这些姑娘要把这部影片看上至少30遍了——因为她们可以实现30次类似的梦想。

对埃科的这份观察，我无意赞同，也懒得反对，但如果这种刻薄文字会随着政治正确版图的扩大而告消失，我肯定会两眼一黑。要求写作者像公务员那样接受过于细化的笔墨操行约束，如此写出来的文章，只能无限趋同于层架式鸡笼里的速生鸡：看上去仍然是一只鸡，鲜美和趣味已不翼而飞。

埃科提到的政治正确禁令，在美国早已广泛存在。拉塞尔·雅各比在名著《最后的知识分子》里抱怨道：“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就是说，这些论题已经预先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了，除非作者降尊纡贵，满足于提供合乎政治正确清单的结论，哪怕违背学术操守也在所不惜。而只要禁令生效的时间足够长，写作者长期自我调适后，也可能不再有揪心之痛：那个被大幅降低的标准，已然成了他唯一认可的标准；写作不再意味着探索真理，直面疑难，它只是一桩将不同的政治正确构件进行组装的简易活计而已，就像我们曾经有过整整一代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只需做一件事：将得到官方肯定的作家的一切创作，都归结到“阶级斗争”的主题。邦雅曼·贡斯当也举过类似例子：“在现代法国历史的任何特定时刻，一谈到雅各宾和吉伦特，保王党人或热月党人，如果不按照某种流行的教条表明态度，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教条陷入狂热时，作家甚至没有回避的自由，拒绝表态都会遭到抨击，所以加缪有此感叹：“如果拉辛生活在1957年，他可能也要为写《蓓蕾尼斯》而不站出来保卫《南特敕令》而请求原谅。”《南特敕令》系欧洲第一份部分承认宗教自由的敕令，《蓓蕾尼斯》则是一部与该主题无关的剧作。

安东尼·刘易斯在《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一书中提到密歇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尝试推出“讲话守则”，该守则要求禁止“根据个人的性别、种族、肤色、生理缺陷、宗教信仰、性取向或者血统而对某个或少数个体进行口头攻击和语言侵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分校在1995年将‘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是否服役’也列入了禁止事项。该校学生联合会还希望能加入‘公民身份、文化传统、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语言、家庭背景、政治信仰以及妊娠与否’等条目”。幸亏联邦法院及时出手，裁定这些“讲话守则”违宪，“政治正确”扩大化的势头才暂时有所减缓。

是的，只是“暂时”，它后续仍会发力，进一步扩张禁忌的版图。比如，关于“禁止口头攻击”的界定，起初当然有一个非常牢靠的理由——仇恨性言论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在执行过程中标准却不断下沉，最终降低到滑稽的程度。埃科写道：“学生因为老师总是盯着自己鼻尖上的橡皮膏，或老师为了躲避唾沫星子而本能地往后退，从而认为自己被歧视，这样的事件还少吗（事实上，多得都可以写专栏了）？”刘易斯在提到“讲话守则”后，举了一个沮丧的例子：“一位哈佛法学院教授就曾经因引用法学家罗伯特·杰克逊的观点而遭致抗议，”原因还极为迂曲：被引用者杰克逊曾引用过诗人拜伦描写朱莉娅夫人的一行诗：“她发誓说‘我绝不同意’，却还是同意了’。”女权主义者将此视为不可容忍，既然他们不可能找两位逝者算账，遂决意让健在的教授受罚。按此势头，拜伦诗作不久后在大学里被禁止教授，也完全可能。在有些论者——如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教授——看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我们正在败退，并无疑地还将败退。”法国学者雷蒙·布东在《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里，描述过政治正确版图在文学教材里蚕食文学经典的可悲“成就”，他概括道：

许多美国学生在进入大学校门时还没有读过杰克·伦敦、约翰·史坦贝克、理查·德赖特、乔治·奥威尔或是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的一行字，所有这些作者都因为以让这样或者那样的“少数群体”无法接受的写作方式创作而受到谴责。

布东举到的另两个荒谬例子是：“因为不可以伤及任何一个少数群体的情感，一个专家委员会从一本教材中删掉了关于巨杉的内容：这种遍布北美的针叶树类植物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基督教传统中的圣诞树。……同样，这个委员会也要求删掉关于一个盲人登山者的故事，原因是，在暗示盲人从事登山运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同时，它却也不凑巧地强调了他们的生理残障。”——只要特定读者的心理足够敏感，“暗示”也就等于“强调”。就此而言，阿Q先生“‘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的行为，也应得到足够尊重，对此加以嘲笑则是违背政治正确的。

二

美国学者哈维·C·曼斯菲尔德曾用一种招魂口吻谈到《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个怎样的人？一位作家，当然，并且格调高雅，但他是以传播知识和真理为己任的非虚构类作家，文笔扣人心弦，才华跃然纸上。一位社会科学家，却没有如今这些繁琐方法、袖手中立和假装客观的桎梏。

他提到的“桎梏”，不多不少，正是今日之政治正确，盖因“袖手中立和假装客观”，原是有识之士对政治正确最常见的指责。这类招魂口吻所寄寓的，是个别拒绝臣服于政治正确“桎梏”下的当代知识人，对一个失落的知识分子天国的向往。以政治正确为界，存在着两种知识分子，按刘易斯·科塞的说法，前一种人“为思想而活”，后一种人“靠思想生活”；或如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所说，前一种知识分子“赞许普适主义”，后一种知识分子热衷于拥有“特殊主义身份”，他们以自己属于“英语知识分子、黑人知识分子、女权主义、同性恋和犹太知识分子”之一员而自得；前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威“建立在表现真理的能力之上”，后一种人的权威则“建立在捍卫特定群体身份或专业身份的能力之上”；前一种知识分子直面人类全体，他们既不畏惧权势，也不向民众献媚，后一种人擅长在政治正确的既定节拍下翩翩起舞，除了向自己的肤色、种族、性别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示好献媚，他们不计其余。鉴于后一种知识分子充斥于当下知识界，知识分子的传统抱负被扭转了，“即从试图超越特殊经验转向希望肯定特殊经验。”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的概括更为有力，他指出：

后现代性的一个后果是知识分子角色的根本转变，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作为立法者，知识分子发表权威性的言论，直接关涉到公众意见的形成。而作为后现代阐释者，知识分子所做的是推进交流——转译在一个团体传统之内的言说，使它们能在另一传统的知识体系内被理解。

在前政治正确时代，没有“专家”一说，也没有人监督学术观点的发表门槛，文人与学者每每一身而二任，他们思考和写作的领域极为广泛，只要手握一枝笔，他们什么课题都敢挖掘，什么话题都敢议论，深刻和生动构成写作的核心资质。没有“专家”，也就无所谓“跨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诸位大哲，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除哲学论著，还各有文学作品传世，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还是史学大家。当年欧陆的诗人作家业余时间喜欢摆弄科学仪器，不说约翰逊博士和歌德这类文豪，甚至看上去非常纯粹的诗人雪莱，都热衷于“用化学试剂和热气球进行实验”，还曾因实验着火惹来邻里惊恐。

就心气志向来说，当年的作者多有一股“为天地立心”的气概，雪莱干脆将诗人的使命界定为“立法者”，素性谦逊的约翰·密尔也毫不含糊地认为：“我一直在思考人类总体的命运，并且不能把它和我的命运分开。”参照约翰·罗尔斯“无知之幕”的著名比喻，前贤思考写作时，更符合“无知之幕”的条件，即，他们并不先行假定自己的身份，因而也不存在代表哪个阶级说话的顾虑，他们试图使自己的立论建基于一种原初的平等状态。他们既不代表强势者，也无意欺压弱势者，政治正确的禁令对他们显得过于逼仄，像一件试图绑住巨人的小马甲。阿克顿勋爵在《法国大革命讲稿》中提到弗朗索瓦·费纳隆的见地，即“历史学家应当在自己的国家与别国之间保持中立，他希望政治家也具有这种素养，因为爱国主义不能解除他对于人类的责任”。身为法国人，费纳隆还“希望法国放弃它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曾为之自豪的领地，尤其是应当从西班牙撤出”，更有趣的是，他同时又宣称，“西班牙人是堕落而弱智的，但这并不能赋予违反势力均衡和各国安全的做法以正当性。”不禁想起英国人约翰逊博士的例子，当英国和法国在美洲为了殖民地利益而打仗时，他谁也不袒护，只把同情心交给从未亲眼见过的印第安人，同时他又对苏格兰人满怀鄙夷，奚落不停——苏格兰人之于英格兰人，当年倒也不折不扣地属于弱势民族。

他们貌似“践踏”政治正确时，令人目瞪口呆；他们用“立法者”口吻说话时，展示的人间正义高度，又是今日瑟缩在政治正确桎梏下的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

耶鲁大学的布鲁姆教授也是著名的招魂者，目睹政治正确对文学的入侵，满怀忧伤。他再三提醒读者，“我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不应“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伟大的文学即使面对最有意义的事业也会坚守其自足性：不论是女性主义、非裔文化主义，还是当前其他各种政治正确的事业。”他举出心仪的文学英雄约翰逊博士的著名告诫，试图以此挽救惨遭政治正确肢解的文学事业：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文学批评家中最聪敏的人，他正确地指出，奉献的诗无法与诗的奉献相提并论：“不朽的善恶观念对于智慧之翼太过沉闷。”

后一句话过于玄妙，以至我们很难想象它会得到今人遵循。

三

其实，对政治正确必要性的认识，学者作家多已形成了共识，即便看上去怒不可遏的埃科，针对的也只是其中的“矫枉过正”部分，而非对“种族歧视”抱有怀念。如他所说，“这些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人都知道不能这样做。但如果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与上述行为相提并论，那就很可怕了。”这便涉及到那个让人头痛的分寸问题：为了确保对政治正确的绝对捍卫，我们是否打算付出让思想停滞不前的沉重代价？我们是否认为，培养公民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在重要性上必须让位于对弱势群体的百般呵护？

几天前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一篇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先生对校园里日益泛滥的政治正确的批评文章，令人眼睛一亮。他针对的是美国大学里盛行的“安全空间”（safe　places）和“高能预警”（trigger　warn-ing）制，其具体含义是：

Safeplaces指的是为了防止冒犯到学校里的成员，禁止讨论一些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那些备受争议的人物也被禁止带入校园，更别提发表观点了。而triggerwarning指的是当一个观点具有露骨的内容或者具有攻击性时，需要提前告知让读者有选择回避的权利 （比如,“以下内容可能让您感到不适”)。

这是一种近乎神经质的预防，它未必能够切实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却必然会伤害那些不宜伤害的可贵品质，齐默校长表示：“大学本应是言论自由最该被保障的地方，现在却正在亲自给这种自由制造巨大的危机。”他告诫同学们：“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大学真正最应该教给学生的东西，那就是‘质疑’。正确而有效的质疑要反思、挑战一个证明的全部部分：假设、论据和结论。”你不喜欢的观点，也有存在的价值，它们隶属于“证明的全部部分”；迫使与自身成见不符的结论消失，只会损伤自己的“质疑”能力，进而降低自己作为文明公民的精神资质。

我们知道，伟大的思想天然具有冒犯性，如果发表观点前必须预先考虑接受者的感受，尤其当这种考虑还必须不惮以最大的细腻和惊恐，我们今天会依旧生活在“地心说”和“上帝造人”的世界观里，达尔文的“进化论”必将胎死腹中。因为说到“备受争议”和“冒犯”民众，没有比“日心说”和“进化论”更过分的了。今天看来，幸亏民众被冒犯了，而科学得以推进，文明得以昌盛。

本来，思想鼓励勇士，它是精神强者的志业。约翰逊博士认为：“写作者可以被视作挑战公众的人，所有人都有权抨击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放弃了普通人的生活，从边缘处走了出来将自身的价值交由公众评判。从事写作就意味着有可能收获美誉，不过，追逐荣誉的人无一不是冒着受辱的风险。”思想一如科学，就其本意，没有取悦世人、安抚人心、推动政策的初始动机，亮出观点等于走上拳台，那个最终承受住雨点般异议击打的观点，才会脱颖而出。而政治正确的越界弥漫，已然构成一种软性专制，它不断制造禁区，挫伤那些拒绝平庸的人。

想象托克维尔生活在今天，执笔之时抬头向天，他发现空中布满了各种型号的观念预警机，执笔间隙又不断听到“前方70米处有摄像监控”的提示音，写作情绪必然大受影响。本来，一流学者对自己作品所持的成品标准，总是高于读者的要求，他的内心可能只是寄望于寥寥数位优秀同行的评议，他无暇顾虑其余。现在，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不是首先接受学界同行的理性质疑，而是面对不同弱势群体的联合安检，他最深刻的观点无人问津，一个漫不经心的比喻却可能给他带来麻烦。作者写作时，必须先证明自己是一位知趣的公民，一颦一笑都得踩在政治正确的斑马线上。为了避免收到弱势群体的罚单，他必须变得世事洞明，老于世故，他知道，在文章里不时对同性恋表示一下支持，得空就对黑人或其他弱势群体咧嘴一笑，虽无关宏旨，却有助于他通过这份安检。

思辩的水位下滑了。当规行矩步成为习惯，思想的飞升就会变得困难。实际上，一旦涉及政治正确，事物往往变得过于正邪分明，过于简单化和草率，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在人人想法都差不多的地方，没人会想得太多。”政治正确的初衷是防范权力释放出的恶魔，到头来却使得公民的自由思考频受滋扰，托克维尔销声匿迹，平庸之辈如鱼得水。人们变得如此小心眼，一边声称真理越辩越明，一边却将真理弄成一件精神易碎品，似乎一点小小的碰触，就会使它碎裂。

政治正确声称保护多元文化，其实得到的是一种假多元，大家纷纷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好像隐藏各自的母语，只以一种公认的观念世界语来说话。如此，言不由衷就是舆论的常态。而它更大的弊端或悖谬是，始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却会损害全体公民的思辨水准。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写道：“我与美国朋友的讨论表明，学术机构正变得弱智的现象不仅仅在英国存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布莱克大法官针对某个涉及政治正确的判决得到少数族裔团体欢呼这一事实，郑重提醒他们：“这不过是得不偿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