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挑战经济发展“条件论”

李小云2017-06-02 12:52

经济观察报 李小云/文 毫无疑问,林毅夫和孟加(Celestin Monga)合著的《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简称战胜命运))》是一部具有扎实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著作。这部著作与林毅夫的其他著作一起代表了一个中国本土经济学者(虽然林本人受美国的经济学教育,但他30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系统性观点,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只关注自己和被他者关注的单一学术状况。这种针对域外的学术关怀是中国社会科学最新的发展,是伴随全球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的。当然,林毅夫不是唯一的,牛津大学的韩裔学者张夏准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虽然林毅夫和他的合作者们力图使其著作所基于的经验实例更具全球化,但是他们所基于的核心经验则更多是“发展中的”,甚至难以避免地有着”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观点的超越性,特别是在一个长期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大国中国逐渐步入全球发展中心位置的过程中,林毅夫等的一系列研究则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林和他的合作者们是按照平行的感受和经验(我近年来倡导的比较远离西方现代性伦理的,处于相近发展状态的,同为西方现代化的改造对象的不同文化体的感受和经验)来看待被西方视为同类的他者的发展问题,无论其观点存在多少缺陷,这样思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

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而其中的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更是以文明由西方向非西方传播为主线的,以西方文明的条件论为基础的学科,是一个不对等的社会感受下他者视角的非西方发展观。虽然一直都有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但是基于基督教文明和这个文明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以及非西方世界接受这个文明必须具备相应条件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甚至全球都根深蒂固。因此,挑战这个体系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经济学界。

我没有足够的学术功底来贸然在这个层面评价《战胜命运》一书对于这样十分复杂的哲学问题的贡献,但是,该书从全球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有力地反驳了发展研究长期坚守的“只有通过改革创造一系列条件,经济才可能取得繁荣”的理念。林和孟在书中宣称,“经济繁荣只能发生在一个商业环境良好的地方,而且其增长是艰苦的政治改革的结果”的论断是一种观念的误导等一系列被定义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动摇了经典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从实证的角度丰富了替代性经济发展的思想和方案。我想这可能也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战胜命运》一书中被我称之为的“非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为什么常规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固守着“有条件性的发展”的观点。

所谓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比较,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步入了繁荣,有的国家没有,应该说是一个“现代的问题“。我估计哥伦布1492携带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要来中国时不会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计划远洋到中国来估计也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候,估计还没有所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1492年在西方世界上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这个世界点被西方人看作是欧洲大步进入到”现代和文明“的时间——尽管非西方人远远早于西方人到达了美洲,但是西方人还是认为他们发现的美洲,所以这个时间是文明的分界点,也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起源时间。

欧洲对于这个文明的解释是:欧洲的奇迹不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生,更重要的是欧洲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智力和精神的力量(欧洲的理性)加上一系列地理环境因素导致了欧洲的文明和现代化。按照韦伯的说法,这个理性在工业化时代达到了高峰,所以说欧洲的文明是欧洲人特有的,是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其他地区非有欧洲的这些条件,因此没有发生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如果非欧洲地区希望达到欧洲的文明和发展,需要具备导致这个文明的一系列条件。这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是自启蒙主义以来影响欧洲和非欧洲关系的核心意识形态。

欧洲文明论的“条件”

欧洲中心主义来自于一系列基于条件的欧洲文明论。首先是生物学的条件。欧洲历史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有很强烈的生物人种优越论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欧洲的发展是因为欧洲人在遗传上的优秀所致的。在前科学时代,欧洲人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人聪明,勇敢,有进取心。到了科学时代,他们更是借助孟德尔遗传学说明人种的差异。现代科学当然不会宣传种族主义,但是,现代分子遗传学还是会从基因角度说明一些差异。尽管我们不能说韦伯是个种族主义者,他也远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他甚至更强调非生物学因素,但韦伯的确认为欧洲的优越性来自于某种微妙的遗传,这一因素使得欧洲人在所有时候都更加有理性。他认为非洲人不适合做工厂的工作,中国人对于智力的刺激反应缓慢等。我们大概认为这些种族主义的观点已经不再有什么市场。但是,正如《战胜命运》所言:亨廷顿创造了“文明冲突”这一流行却充满误导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差异是韩国和加纳经济表现不同的重要解释。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塞内加尔的一场讲演中认为,非洲的悲剧是因为非洲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在生物学条件中,人口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来自于欧洲没有遭受“马尔萨斯灾难”。欧洲之所以没有经历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人受过教育,能控制性欲,从而导致了人口的控制。琼斯(Eric Jones)在其1981年出版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讲到:欧洲人没有把他们的环境资源迅速用于麻木的普通生命的繁衍。我们估计想不到,在80年代这样的观点居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是环境条件。这个理论主要是说欧洲的自然条件导致了欧洲人智力和创新,文明随着纬度上升而不断加强。在论述热带文明落后的理论中有三个观点。一是炎热和潮湿对于人的心灵和身体的负面影响;二是热带气候对于农业生产不利;三是热带地区容易发生疾病。经典的环境条件论者认为,炎热和潮湿使得土壤有机质很快分解,同时雨季到来会导致水土流失,这些在温和的北部温带地区都不会发生。

第三个条件就是所谓的理性特质。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欧洲人之所以比非欧洲人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水平的文明,主要原因是理性。韦伯是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韦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智力的演进,是人类理性的升华,是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智力和道德观念的升华。欧洲人的理性导致了欧洲人的经济道德观念和新教运动,这些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当然,韦伯主要是在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他的确也没说其他地区以后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韦伯是傲慢和悲观的,他认为欧洲的理性达到了极点,我们很难想象他会预测中国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韦伯的理性理论比环境和人种理论更加形而上学,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韦伯对于世界很悲观,可能他觉得欧洲已经升华到了顶点,这个升华过程靠的是理性,非欧洲人没有这个理性,所以很难达到欧洲人的文明和现代的水平。

第四是政治社会条件。这个理论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很好组合的、比较民主的国家,是欧洲政治文化内在的东西。这种国家形态自然地并且合理地由热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反对独裁的欧洲人所创造。欧洲的这些国家相互竞争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鼓励经济自由发展,就像一个大家庭共同走向现代化。这一理论在道德化的后殖民主义发展阶段逐渐演化为新的”有条件的发展理论”,诸如良政与治理是发展的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开发的市场是发展的重要条件等。

除了政治制度外,还有教会和阶级的条件。社会学家贝希勒认为,导致欧洲奇迹的原动力是欧洲的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发明了民主和私有财产,这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欧洲的奇迹不仅仅来自于政治,也来自于其他社会原因,如家庭的规模等。欧洲的晚婚和很多人不结婚以及核心家庭和新居家庭模式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形态,因为这样的制度为每个人都设定了结婚和生育的条件,这就需要年轻人有进取心去储蓄和节俭。《战胜命运》一书对于这些条件均作了基于实证的反驳。林和孟引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腐败在美国》一书的观点和发展中国家治理腐败的案例,提出了过度迷恋良政治理而导致了公共政策偏离到错误的发展目标时,混乱和空想常常陷公共政策于困境的观点。

中非实践能否挑战欧美

辩论欧洲文明的内因和外因不是这篇短文的意图,从经济学角度评价这部书也不是笔者能够胜任。我作为一个在非洲和国内从事发展实践的工作者,更多地关注当一个国家不具备那些发展的条件时,经济会不会发展。林和孟展示了“有为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发育发展机会的理论框架和成功的实践案例。

对于文明为什么出现在欧洲的问题,读者有兴趣可以参考琼斯(Er-ic Jones)1981年出版的著作《欧洲的奇迹》一书和布劳特(J. M. Blaut)1993年出版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前者系统论述了欧洲奇迹发生的各种条件,后者则对于这些所谓的条件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实际上,作为发展条件理论核心的欧洲人的理性优势的观点早已破产。英国人曾经认为德国人不接受新的思想,很难唤起他们的工作激情,美国人也曾经认为日本人懒惰。中国和印度也曾经被穆尔达尔认为不会出现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些国家今天是什么样不言而喻。即便那些承认发展的多元性结果的社会学家,也还是按照传播主义的路径给予了这些非西方的发展案例所谓多元现代性的解释,因为这些国家在文化上接受了现代性的要素。不能因为《战胜命运》的两个作者均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杰出的经济学者,就认为他们的很多观点一定是新颖的。但的确站在平行感受和经验角度提出针对曾是同类的他者如何发展这样的经济学者估计不算很多。这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发展的非经济学家可以从这本书中能学习到很多东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