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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朱悦/文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影响：（1）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3）睡眠被剥夺（由于工作时间长、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别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儿童的新鲜的玫瑰色的脸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苍白而消瘦。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9世纪时，漫长的工作时间，耗尽了工人的最后一分精力，使得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经济学常用产出或者工资来测度社会进步的程度，但人不止于工作，还有“八小时之外”。工作以外的所有活动，在经济学上都叫做闲暇。其中既包括饮食、睡眠等基础需要，也包括社交、娱乐等活动，还包括生育和抚养孩子。仅仅把目光放在物质财富上是不够的。闲暇生活的质量，对于每一个人实际感受到多少幸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回望过去，看看工作和闲暇的比例，还有闲暇时间在各用途间的分配，在历史上如何变化。

长时段角度看，随着社会进步，工作时间是缩短了。我们普遍有种印象，感觉中国人特别能吃苦，而欧洲人工作时间比较短。19世纪的时候，情况未必是这样。根据Huberman和Minns整理的数据，1870年时，欧美国家的工作时间普遍都很长。像比利时，社会平均的工作时间长达3483小时。即使全年无休，每天工作的时间也长达9.5个小时。工作如此刻苦的还有丹麦（3434小时）和瑞典（3436小时）。英国在当时最富有，工作时间也最短，一年平均2755个小时。如果全年无休，一天只需要上7.5个小时的班。

除西欧以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这几个地方，1870年的时候工作时间也不短。澳大利亚是2792个小时，加拿大是2845个小时，美国是3096小时。如果全年无休，大概是每天都要工作8-9个小时。假如每年放50天假，每天工作时间就奔着10小时去了。整个西欧地区，工作时间平均达到3191小时，如果每年放50天假，每天就得工作超过10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间能少于3000小时的，只有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四个国家。

这一点可以通过其它研究验证。Atack和Bateman发表的研究How　Long　Was　the　Workday　in　1880，估计了1830-1890年美国各行业工作日长度的变化。他们发现：1830年的时候，一个典型的工作日，工作时长是11.5小时，到1890年下降到10小时左右。具体到1880年，虽然当时的工会已经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但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还是要求员工每天工作至少10小时。能够实行八小时制的企业不到总数的4%。十小时工作制基本是当时社会的标准，各行业的工作时间稍微短一点长一点儿都有可能，但总体离10小时不远。

不过，正是在1870-1900年这个时间段，欧美各国平均的工作时间开始直线式下降。拿前面提到的，最勤奋的比利时人来举例：1870年时平均工作3483个小时，到1900年时减少到3064个小时。然后就是20世纪，每10年一个台阶的下降。到2000年的时候，一个比利时人，一年平均只工作1547个小时。如果选择全年无休，风雨无阻，一天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出头。就算一年放100个整天假，每天工作时间也不到6个小时。整个西欧地区，2000年的时候一年平均只工作1572个小时。比起 1870年时的3191，整整下降了50%有余。在2000年时最勤奋的美国，平均也只工作1878个小时。

工业革命开始后，预期寿命延长，待在工作岗位上的年限也变长了。但是，即使把这一点也考虑进去，工作时间平均来说还是在缩短。根据Hazan　2009年发表的研究，假如你是1850年出生在美国的男性，平均来说，一辈子得工作超过11万小时。一年有8760个小时，一辈子要工作13个整年。考虑到1850年时，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除掉睡觉的时间，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劳作。再往后，人均寿命继续延长，总的工作时间却在下降。如果你是1970年出生在美国的男性，一辈子平均只需要工作73000多个小时，算下来是8.　5个整年。而美国的人均寿命此时已超过了70岁。原来，工作就是生活；现在，生活不止工作。

闲暇时间的延长，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一年工作不到2000小时，还能维持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去的工作，无论是强度还是效率，都很难和今天相比。Fogel　1994年的诺奖演说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近代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普通人摄入的热量很难维持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因此，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但实际的强度未必有多高。另外一点是效率。如果按识字率和教育年限来衡量，现代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要远远高于19世纪。以美国为例，1850年时，人均教育年限只有8.71小时；1970年时，这个数据变成了?15.87小时，几乎翻倍。生产率提高，不需要工作太长时间，就足以维持自己生存。

时间都去哪了？工作以外的时间未必轻松。首先，上下班本身就要花费一些时间；其次，除了受雇于企业，为市场而生产，家庭内部也要生产。比方说做饭、清洁、育儿，如果选择到市场上雇人来做这些家务，都要花钱。家庭自己生产这些服务，一般要便宜一些，但需要花费自己的时间。接下来，个人可能会利用闲暇时间“充电”，接受教育，来继续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再次，有一些必须的生理需求要满足，比如睡觉。最后才是纯粹的娱乐时间，比如看电视、与朋友聊天，玩游戏等。减少的工作时间可能分配到其它项目上，能用来娱乐的时间未必会增加。

Ramey和Francis　2009年发表的研究 A　Century　of　Work　and　Leisure，利用细化的美国微观数据验证了这一点。1900-2000年，100年来，人们花在工作和通勤上的时间确实有明显下降，但其中的70%都转移到了教育上。1900年的时候，5-22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花在教育上的时间一年平均只有300小时，2000年时这个数字是900小时，翻了三倍。如果把工作、通勤和教育三项加起来，统一算成“市场时间”，反映一生在市场中活动的时间的长短，1900年时，教育占整个市场时间的比例只有13%。到1980年左右，这个比例达到35%，然后开始回落，在2000年时大概是25%。因此，虽然表面上工作时间确实缩短了，但脱离市场的时间并没有明显减少。剩下的30%，主要转移到了家务活上。相比1990年，2000年时人们的娱乐时间并没有显著增加。

因此，从长时段的研究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不断在缩短，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投到了教育上。不过，这忽略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不同的社会阶层，100余年来时间分配的变化有无差别？其次，1980年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比方说总产出中分配给劳动的收入不停下降、贫富差距重新抬头，等等。这一点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时间分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近年来，社会各阶层的时间分配的差别在扩大，对一部分群体，100余年来的趋势已经开始逆转。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前是有闲阶级有钱，现在是缺钱阶层有闲。曾经的贵族，会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不需要劳作；如果今天还有贵族，他们一定会让自己的办公软件24小时在线。Costa　1998年发表的The　Unequal　Work　Day:　A　Long-Term　View是比较早观察到这一转变的研究之一。在1890年代，收入排最后10%的人，每天平均要工作11个小时；到1991年，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与之相反，收入排社会前10%的人，在1890年代每天只需工作不到9小时。100年之后，他们每天还是差不多要工作9个小时，总共只缩短了0.2小时。

这一转变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Aguiar和Hurst的研究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非常细致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也是近年来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整体来看，学历越高，这个转折点来得越早。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工作时间就开始变长。尽管从1965-1985年，他们每周平均多了四个小时的闲暇；但从1985到2005年，他们的闲暇减少了六个小时，比1965年时还要少两个小时。上过本科的人，每周的闲暇时间从1985年开始停滞，近年来也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而高中学历或以下的群体，他们的闲暇时间在1965-1985年间变化不大，1985-2005年间则是急速上升，20年间增加了接近10个小时。因此，从美国数据看，这个转折点在1985年左右到来。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近50年来男女间闲暇变化的差异有很大不同。男性近年来的趋势和总体一致，大致以本科学历为分界线，本科或以上闲暇减少；本科以下闲暇增加。伴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服务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上升，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家女性的参工率和工作时间都有明显上升。按照Aguiar和Hurst整理的数据，1965-1985年间，女性闲暇的变化大体和男性一致：各学历层次的闲暇都在增加，但学历越高，闲暇增加得越少。1985年以后，不同于男性群体，所有学历层次的女性，工作时间都在下降。20年间，研究生每周平均多工作5个小时，本科学历要多工作3个小时。高中或以下学历，每周工时延长2个小时。

因此，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如下：按教育程度分类，可以精确地捕捉到近年来社会各群体时间分配的变化。时间上的分界线大致是1980年代中期，教育程度上的分界线大致是本科学历及以上。进一步考察具体的时间分配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总体来看，1965-2005年，日程表中比重变化最大的三块分别是看电视、社交和阅读。每周看电视的时间长了8小时，可以说多出来的闲暇，大部分都被银屏、沙发和薯条占据了。社交和阅读的时间都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平均而言，阅读的时间下降了3个小时，社交的时间下降了4个小时。从这一角度看，部分学者对“年轻人不读书”和“社交萎缩”的担忧，其实颇有道理。

不过，不同教育层次的群体，时间分配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40年以来，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人，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只延长了5.5个小时。除了工作时间变长，阅读和社交时间变短之外，他们也开始放弃睡眠，换取健康和更长的工作时间。Mullahy和Robert　2010年有一篇叫No　time　to　lose的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点。2000年之后，持有本科或以上学位的人，男性每天运动的时间平均要长24分钟，女性运动的时间长11分钟。这部分增加对应的是睡眠时间的减少。相比之下，高中或以下学历，40年来看电视的时间延长了9.3个小时，而运动等项目并没有相应的延长。

这种情况乍看起来颇为公平：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拿着更高的收入，但闲暇时间更少；教育程度低的个体收入低一些，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更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后一类群体常常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时间。最早从量化角度考察这一点的是Sevilla、Gimenez-Nadal和Gershuny。他们在2012年的研究Leisur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5—2003中指出：闲暇活动的质量有高低。如果闲暇处在工作的间隙，或者随时可能被工作打断，这种闲暇就是低质量的；高质量的闲暇应该完全由自己支配。考虑这一点之后，他们发现：几十年来，美国人的闲暇质量一直在下降，但本科以下学历这部分群体下降得更厉害。他们闲暇的数量更多，但质量更低。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很遗憾，针对这一主题，深入的研究没有那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琪延2000年发表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按照2000年的数据，一个普通的中国城镇居民，男性的一辈子平均有621960个小时，71年；女性一辈子有648240个小时，约74年。男性一辈子平均工作75000个小时，占生命12%；女性工作58750个小时，占生命9%。中间的这3%差距，刚好可以被家务分工解释：女性一辈子要花10%的时间来做家务，男性做家务的时间只占7%。无论男女，一辈子都要花4400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学习。假如按一辈子70年算，大抵是10年工作、10年家务、10年学习。扣掉睡眠一类的活动，有20年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此外，在2000年之前，中国人的时间分配也出现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首先是闲暇时间的延长。1986-1996年，即使中间经历了“单休变双休”，每周工作日少一天，北京市城镇居民每天工作还是减少了一个小时。算上每天少做半小时家务，每天能多出来一个多小时闲暇。一是闲暇增加，二是各群体闲暇分化。从1990年代的数据看，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工作时间越长，做家务时间越短。王琪延称之为“脑体倒挂的现象已经得到了纠正”。在美国，教育程度高者工作时间更长，也是20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了。此外，教育程度越高，投资在业余学习和教育子女方面的时间也会增加。小学毕业或以下，每天平均自学11分钟，硕士群体或以上则是61分钟。

为什么近年来趋势开始倒转？目前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解释。不过，有两点因素值得注意。首先，有一些学者认为与近年来不停加深的不平等有关。Bowles和Park　2005年发表的研究Emulation,　inequality,　and　work　hours整理了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与工作时长的数据，发现了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不平等程度的差异几乎可以解释所有工作时间长度的差异。但是，不平等是通过什么渠道作用于工作时间呢？Bowles和Park认为凡勃伦提出的“炫耀地位”的需要可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化越严重，炫耀地位带来的效用越高，这会驱动人们放弃闲暇，换取收入来购买能昭示社会地位的商品。Bell和Freeman则在The　incentive　for　working　hard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社会越不平等，胜过别人获取高层职位的收益就越高，大家会更拼命。

第二个因素是日新月异的娱乐设备。Aguiar、Bils、Charles和Hurst今年完成的一篇工作论文初步考察了这一点。2000年以来，美国21-24岁男性的就业率减少了13%，但他们的消费水平并没有明显降低。无论是教育，还是就业市场的变化都无法解释这一点。通过深入考察这部分青年的时间分配，作者发现游戏可以解释就业率下降的接近一半。科技进步为大众提供了更加廉价的娱乐手段，也让大家对工作更加挑剔了。目前来说，笔者更认同Bell和Freeman的理论。他们的解释和近年来各国分配格局“两头变大，中间变小”的格局吻合。如果努力工作带有追求更高收入的意味，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流动几率的减小，会挫伤低教育程度努力工作的激励；而高收入与中等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增强有机会进入高收入岗位的群体努力工作的激励。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两段趋势。首先是工业革命以来，工作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延长。中间的变化主要归功于教育的延长。电视、阅读和社交三项活动的变化可以解释大部分剩余的变化。接下来，在互联网技术革命前，闲暇的趋势开始分化。以本科学历为分界线，一部分人选择工作更长的时间，放弃部分睡眠；一部分人工作时间继续缩短，并将闲暇时间的大头转移到电视和电脑等新的娱乐设备上。这是不平等演变的一个侧面，也会影响不平等在将来的进一步演化。对时间分配的深入研究，也标志着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的再一次细化。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还有许多深入的空间。不过，我们很可能也在经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分化过程。伴随新技术大范围引入生活，未来人们的工作/闲暇格局会如何进一步变化呢？下降的趋势是否会逆转，分化的势头是否会停止？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在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