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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协定:又一份京都议定书?(上)

陈季冰2017-06-09 16:5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陈季冰/文 其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并不能算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它印证了许多人之前的担忧:特朗普可能不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传统型政客,相反,他会竭尽全力兑现自己在大选期间的承诺。

就任3个多月来,特朗普已经两次下达了“禁穆令”,撤销了奥巴马医改法案,退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开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他的美墨边境墙计划也在推进之中……不管上述这些议程推进得顺利与否(其中,“禁穆令”两度发布,但两度被联邦法官叫停),但特朗普确实试图说到做到。

真正令人吃惊的倒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上月底的一番话。

刚刚参加完西西里岛G7峰会以及布鲁塞尔北约会议的默克尔在慕尼黑的一个啤酒帐篷中说:“正如我过去几天所体验到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完全指望其他人的时代终结了。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我们需要与美国、英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邻国的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得不自己为我们的未来而奋斗。”

向来低调审慎的默克尔以这番非比寻常的直白,向欧洲民众坦露了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努力尝试与特朗普和睦相处未果后的深深挫败感。

从特朗普这一边来说,5月下旬的欧洲之行显然也远不如之前的中东之行那么愉快。包括默克尔和埃曼纽尔·马克龙在内,所有欧洲领导人都试图说服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欧洲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但他们的努力都没有奏效。

尽管当时特朗普并没有在欧洲土地上对美国是否会继续留在巴黎气候协定内作出明确表态,但我们从默克尔稍后在慕尼黑发表的言论中已经清晰地听到了答案。

相比气候问题上的僵局,更让一些西方观察家忧心忡忡的是,他们还从默克尔的罕见直白中听出了另一层重大讯息:欧洲将被迫与美国分道扬镳,在不远的将来,战后形成的西方联盟和世界秩序可能会不复存在。

正如特朗普之前在推特(Twitter)上预告的那样,结束欧洲之旅回到美国后,他很快就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6月1日下午,他在白宫玫瑰花园宣布:“为了履行我对美国及其公民的庄严职责,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个又一个,我们在兑现我在竞选总统期间向美国人民作出的承诺……”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个协定与其说是关乎气候,不如说是关乎其他国家获得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优势。当我国签署巴黎协定时,世界其他国家表示赞赏,他们那么高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协定将削弱我们的经济,拖美国工人的后腿,弱化我们的主权,带来不可接受的法律风险,并将我们永远置于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不利的地位。”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而达成的一项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共同行动指南,它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并于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正式签署。195个国家接受了这项协定,到目前为止,超过3/4的参与国议会都已批准了该协定。在美国退出之前,全世界只有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两个国家不是巴黎协定的参与国。

由于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所以巴黎协定也被认为是双边关系磕磕绊绊不断的中美两国近年来搁置分歧、达成的少数重要共识。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中美两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并最终达成对抗气候变化的多项重要承诺。因此可以说,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两国成功合作的典范,是双方的共同政治遗产。这份协定中的众多原则和条款无不渗透着浓重的“中美基因”,甚至两国“自主贡献”中的关键信息,也是在2014年11月的中美元首北京峰会期间由习近平和奥巴马共同宣布的。

根据巴黎协定,美国承诺到2025年较2005年减少26%~28%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次于中国,占全球总量的逾15%,它还是历年累计第一大排放国。中国则承诺确保温室气体排放将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并在此之前将国内能源使用中的非化石燃料比例提升到20%以上。

巴黎协定之所以能够一扫2008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之后的低落情绪,主要是因为它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气候谈判框架:签署国不需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任务,可自行制定和执行减排目标,即便不达标也没有惩罚措施,每五年回顾一次并不断提高目标。而完成一定的减排目标,即可得到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的相应的资金援助。这种以奖励代替惩罚的更包容的谈判框架无疑使大多数签署国感到更为“舒适”,它也正是巴黎协定能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得到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认可的原因。

但也正因为它的非强制性,如何将这份纲领文件细化为“规则手册”,使得各国的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管和可评估,是眼下摆放在国际社会面前最艰巨的任务。谈判者们正利用各种官方和非官方场合展开讨论,希望在2018年底前为制定各方均能接受的“规则手册”扫清法律、技术和政治障碍。而美国的“变卦”毫无疑问将使这项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合作应对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的计划前景蒙上一层浓厚的雾霾。

这已是美国在同一个问题上的第二次毁约。

让我们将时光倒流到17年前。2001年初,共和党人乔治·布什从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那里接过了美国总统的权杖。不久,他就宣布美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那是在1997年联合国京都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代表美国签署了这份议定书。

当年小布什的大多数措辞,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今天特朗普的演讲中。

美国曾经两次缔约,但随着政府更迭又两次毁约。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必须客观地说,对于地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人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

有一派学者坚持认为,从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数亿年以来的地球气候变化长期周期来看,这主要是太阳系和地球自身的变化造成的。至于它的原因,人类迄今所达到的科学水平还不足以解开。因此,就气候变化而言,人类活动即便是因素之一,也不是主因,不然就无法解释人类纪元之前的那些地质年代——例如寒武纪、侏罗纪——中地球上发生的沧海桑田变迁。

持这一派观点的人中有自然科学家,但历史人文学者更多。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即便是在有史以来的短短几千年时间里,我们也能从考古成果和古籍资料中寻找到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我国西周以来就曾经历过好几个冷暖交替周期。

但这个领域中的更多科学家普遍相信,当下的气温升高的确是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所致。他们的证据在于,已经有许多权威科学研究表明,工业革命广泛兴起以后的19世纪后期至今这150年里,地球平均气温大幅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期间,海平面上升了约20厘米。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加速,目前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差不多达到了每100年50厘米。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主流科学机构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官方观点。即便是持“地球自身因素决定论”的怀疑派学者大多也同意,在更多可靠的科学研究结果得出之前,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少不失为一个稳妥和保险的做法。

一部分持“人类因素决定论”的科学家们则悲观地认为,即便现在立即执行《巴黎气候协定》,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可能的最低程度,海平面的上升仍将延续很多个世纪,最终将比目前上升整整1米!这无疑是一大噩耗。

这原本是一场科学争论,但由于争论的结果必然会影响政府行为,因此这场争论在世界上科技最领先的美国从来就是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

在这条政治光谱的右侧,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强制性减排措施,是共和党保守派的正统观念。出于这一政治目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士干脆全盘否认气候变化这个事实。

在2012年和2016年的两届总统大选中,几乎没有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公开承认过全球气候暖化问题。相反,他们竞相对它展开冷嘲热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前州长里克·佩里将气候变化称为“精心设计的大骗局,现在因为纸包不住火而快要原形毕露了”。

另一位立场相对温和的共和党候选人、犹他州前州长、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为此曾说:“一旦共和党变成了一个反科学的党,我们会遇到大麻烦。”但他很快便在第一轮党内初选中被扫地出门,连一个州的一张党代表票都没有拿到。

在美国政商两届都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纽约市前市长、比唐纳德·特朗普有钱得多的迈克尔·布隆伯格曾因此哀叹道:“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不相信科学!……很难想象世界上任何一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说‘噢,我不相信科学’,而这个人还能继续干下去!”

根据2014年的一则报道,当时美国278名共和党国会议员中,仅有8位认为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至于剩下的那270位,面对全球大多数科学家汗牛充栋的研究报告,甚至连美国军方都提出必须对气候变化可能在国家安全方面引发重大威胁未雨绸缪的警告,依然反对气候变化学说。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他们固有意识形态的表现,又有多少是迫于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还有多少是源于支持共和党的一些传统制造、采矿等行业内大企业的利益驱使,便不得而知了。

当然,也不能说共和党内部在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分歧。就在今年2月份特朗普正式就职前两周,一批共和党元老级人物还公开支持征收碳税,并建议所收税款以分红形式返还给美国民众,如此则既能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问题,又比较符合共和党一直以来倡导的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原则。这个团体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里根总统的财政部长、老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以及小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雷格·曼丘等等。

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共和党内部的反对派不是已经退下来的,就是不可能选上去的,他们对于党的主流政策起不了多少作用。

这种状况使得共和党内的舆论倾向更加一边倒。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相对理性的共和党人来说,在公开场合谈论气候变化问题几乎等同于政治自杀,尤其是在初选中。美国一家政治上偏保守的环保组织ConservAmerica的负责人曾对媒体说,实际上至少有50-60个共和党国会议员认同气候变化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但每当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总会十分无奈地反问:“你是希望我继续在国会中发挥影响呢,还是希望我(因为大张旗鼓地宣传气候变化)在竞选中输给一个完全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

仔细甄别美国保守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否认全球变暖以及人类活动与之有密切关系这个事实。他们的主要担心在于,就此采取行动会损害经济。他们认为,征收“碳排放税”等措施意味着高昂的经济成本,并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计。

如果说这是不负责任的短视态度的话,那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另一层严肃认真的思考:强制减排必然要求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而美国保守派普遍信奉自由市场理念。他们相信,政府干预会造成比“市场失灵”更大的破坏性。从乐观的一面来说,这部分人士或许还深信,市场的自发力量最终会自动克服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性问题。

至于对那些民粹主义的拥趸来说,他们深陷各种反精英的阴谋论中难以自拔,科学家的话根本就不愿意相信,也听不进去。

而在这条政治光谱的左侧,民主党人则是一边倒地支持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也与他们的意识形态高度相关,与保守派人士相反,民主党人历来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推动(甚至是强行推动)各项“进步”事业。

不过需要客观地指出,由于为数不少热心主张应对气候变化的左翼人士都对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甚至怀有很大的敌意,他们遭到美国右翼的反对是不足为奇的;而且,由于他们的事业还得到了一大批华尔街金融大亨和硅谷科技新贵的慷慨解囊,他们受到许多美国普通民众的反感也是不足为奇的。

前面已经提到,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曾两度签署气候变化协议,他们都是民主党人。

在被搁置了长达15年以后,巴拉克·奥巴马决意重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议程。自2010年起,奥巴马政府每年支出大约25亿美元来帮助其他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推广低碳能源技术的应用。到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奥巴马不仅把美国变成了全球气候谈判的主导者,还将这场与政治对手之间的博弈成果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在2013年2月正式连任总统前几天,奥巴马对国会发出了“最后通牒”,称国会必须拟定计划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他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说,“如果国会不为了下一代而尽早行动的话,我会这么做”。

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始采取积极行动,监管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后两年多里,在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强烈抵制的情况下,奥巴马援引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陆续出台多项行政法令,严令全美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必须大幅度削减。他还试图推动将一部分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税收所得投入一个能源基金,用于以资助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这些举措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共和党人和相关行业的猛烈抨击,他们称奥巴马是在“向煤炭宣战”,并“扼杀工作机会”。

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是一位积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人物,早在2009年,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她就曾许下过诺言,到2020年要设立一个每年可以支出1000亿美元的气候专项基金,用来援助穷国。

希拉里的竞选总干事约翰·波德斯达对这个议题似乎比希拉里更加热心。据说,正是他的幕后协调促成了奥巴马与习近平在气候协议上的妥协。一些人猜测,如果希拉里竞选成功,波德斯达将会在美国政府中出任重要职务,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全球减排。

但总的来说,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常表现出三心二意的摇摆立场。

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迫于国内的政治争斗,一直将它束之高阁,直至任期结束。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便立刻推翻了这项协议。

奥巴马也曾公开承认,自己在第一个任期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并不得力。当时同时控制着白宫和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把通过医改法案放在了优先议程,由于他们不愿意分散政治资源,气候问题被边缘化。直到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奥巴马才下决定利用单边行政力量推动减排。这虽然使他在国际上收获了颇丰的口碑,但此时他的党已经失去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注定了他所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将重蹈比尔·克林顿的覆辙。

唐纳德·特朗普并不是一个拥有多少共和党正统价值观的政客,这使得他经常与党内建制派格格不入。特朗普的世界观是彻头彻尾交易型的,他将制定政策的过程视作买卖;他的方法论是把任何议题都引向不可能证明(或证伪)的阴谋论,以迎合自己的粉丝。

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煽动家,特朗普比所有共和党政治人物都更没有兴趣讨论气候变化背后的科学问题,他更愿意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倡议描述成其他国家为了削弱美国的一个阴谋,这当然也是他最驾轻就熟的。

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誓言退出巴黎协定。他坚称这是中国搞出来的“骗局”,并认为它将伤害到美国经济。而在更早的2012年,他就曾在推特上的一条帖子中写道,“全球变暖是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生造出来的概念,目的是让美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奥巴马政府当时正在竭力遏制美国的煤炭消耗,引发了美国一些企业的反弹,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那条帖子被转发超过10万次,获得点赞近7万次,可见这种观点在美国国内民意中也的确很容易博得掌声。

然而,在赢得大选后,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却变得十分模棱两可,一度甚至颇为软化。

2016年11月,他在造访纽约时报时宣称,自己对是否退出气候协议持“开放态度”,这个词他一连用了七次。他当时还说,他认为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某些关联”。

而在2017年2月正式就职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对这个问题几乎一言未发。美国政府还表示将派代表团参加5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新一轮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令联合国官员都有些迷惑。

特朗普的这些言行在国际社会重新燃起了希望。但很快,这种希望又被特朗普的一系列人事任命浇灭了一大半。

他先是任命有“石油代言人”之称的埃克森美孚前CEO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该公司曾身陷政府调查,因为它被怀疑从70年代起就隐瞒有关化石燃料对气候影响的数据,并资助某些组织制造舆论抵制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结论。

特朗普随后提名出生在印度的南卡罗来纳州女州长尼基·黑利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也是一位气候变化否定论者,不仅强烈批评过奥巴马推行的减排行政命令,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一名媒体记者大光起火,因为后者借该州一次洪灾之际询问她关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立场。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要数美国环保署署长的人选。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斯科特·普鲁伊特一直以来是气候变化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在职业生涯打的好多官司都是与美国环保署为敌,还曾在一桩诉讼案中成功地冻结了奥巴马减排命令在该州的实施。因此,当他被任命为新政府的环保署负责人后,一位民主党参议员说,不如把“环境保护署”改为“环境污染署”。

到3月份,当特朗普签署一项扶持煤炭开采的行政命令时,许多人相信,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早晚的事。

然而,直到最近,在是否退出巴黎协定的问题上,白宫核心圈内依然存在很大分歧。有报道说,除了环保署长普鲁伊特之外,特朗普十分倚重的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是强硬的“主退派”;而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和他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则是“主留派”。此外,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以及大批共和党参议员也试图说服特朗普留在巴黎协议内。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上将不仅主张美国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还十分担心气候变化导致的难民增加及潜在冲突。

今年4月底、5月初,白宫曾为此两度召开高层幕僚会议,“主退派”在激烈的争论中最终占据上风。他们说服特朗普相信,巴黎协定中的某些条款会引发针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法律诉讼,从而“弱化”美国的国家主权。这是时时刻刻将“美国第一”的口号挂在嘴上的特朗普最不能接受的。

这期间,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通过各种渠道,用软硬兼施的方式说服美国政府不要放弃巴黎协定。直到特朗普在欧洲参加北约峰会和G7峰会之际,默克尔、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保罗·真蒂洛尼等欧洲领导人仍在做最后的集体努力,向特朗普施压,以挽救这份好不容易才达成的气候变化协定。

甚至连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会晤特朗普时都急切地敦促他信守巴黎协定,他还向特朗普递交了一份他本人在2015年时就环境保护问题向全球基督徒发表的通谕副本。而从苹果到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和埃克森美孚等等全球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甚至一些大型煤炭公司也都呼吁,美国应当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但在全世界的压力面前,特朗普依然不为所动。他只是推迟了发表退出巴黎协定正式决定的时间,算是给东道主们留了一点情面。

在美国国内,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斗争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特朗普终于在退出巴黎协定一事上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这令他与共和党主流派前所未有地亲密无间。后者纷纷不吝用最高级的褒扬词汇称赞这位特立独行的白宫主人。

副总统迈克·彭斯说:“感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美国回来了!”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说:“这是对奥巴马政府打压国内能源产业和就业做法的又一记重拳。”

可以预料的是,此举遭到了民主党人的猛烈抨击。

巴拉克·奥巴马在第一时间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坚守巴黎协定的国家,将是获益于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和产业的国家。”但他希望和相信,美国的各州、城市和企业将继续为此加大努力,“帮助为后代保护我们拥有的唯一星球”。

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查尔斯·舒默则将称该决定成为“21世纪最糟糕的政策,因为对我们的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立场造成巨大的损害。”

美国一些州政府和企业现在倾向于撇开联邦政府自己干。

著名的特斯拉公司CEO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自己将退出白宫顾问委员会。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弗里·伊梅尔特在“感到失望”之余说:“企业现在应该自己行动,而不是指望政府。”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讲话尚未结束时,美国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就发表声明,宣布加州将对联邦政府的这项决定予以抵制,并在地方政府层面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纽约、华盛顿、俄勒冈等州随即也加入进来,休斯顿、新奥尔良等逾60多个城市的市长随后发布了一份共同声明,不欢迎总统的举动,并表示他们的城市将继续执行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目标承诺。

这些州和城市眼下正筹划建立一个“气候联盟”,通过立法限制碳排放、建立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等手段共同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仍将致力于积极减少排放。它们还试图与其他国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关系,甚至以某种名义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这些似乎都显示,美国地方和企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还将继续下去。

甚至特朗普本人也没有完全对巴黎协定关上大门,他在讲话中保留了通过谈判达成新版环境协定的可能性。他表示,美国可以开启谈判,协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或者另外讨论一个“对美国、美国企业、美国工人、美国人民及其纳税人公平的新协定。”

换言之,他仍将气候问题看成一件买卖,他并不是因为不同意气候变化的科学论断而拒绝巴黎协定的。

当然,沮丧的欧洲国家几乎立刻就断然拒绝了特朗普有关修改巴黎协定的建议。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桩买卖,他们已经厌烦了特朗普在任何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和变幻莫测。

在本文的下篇中,我将进一步探讨失去了美国之后的巴黎协定的未来命运,以及自然气候变化问题可能引发的全球“政治气候”的变迁。

实话说,我本人并不百分之百地确信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因而也并不百分之百地确信人类的努力能够有效地阻止这一趋势;我也同样担心,大规模的政府介入会造成许多复杂的新问题,尤其是对一些法治还并不健全的社会。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方法得当,这一的努力是值得尝试的。

单就美国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政治的日益两极化,关于气候变化的议程不太有机会通过联邦层面的立法得以解决。它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尽管有那么多的州、市当局和企业领导人已经发出了积极行动的呼声,但我们听到的仍只是少数精英的声音。许多证据表明,更多普通美国民众的想法与他们相去甚远。这并不是一个对精英阶层充满友善和敬仰的时代。

尤其令人困惑和悲哀的是,一方面,气候变化的问题越来越严峻,美国也不例外。过去15年里,美国人经历了“卡特里娜”和“桑迪”两次飓风的伤痛,2012年还遭受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辩论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日益呈现出惊人的沉默。在2012年和2016年两届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中,这个话题几乎就没有被触碰过,这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

眼下,大多数共和党人在提及“气候变化”这个词组时基本上是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来讽刺政治对手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党人更加不愿意谈论它,因为民调显示只有不到10%的美国选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相信科学证据的美国人数量比几十年反而前下降了。这是比气候变化更加需要引起关注的严峻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两极化态势之下一部分美国民众的政治意识空前高涨。而政治行动的理据又经常与科学有关,这导致争论从政治领域延烧到了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对笼统的意识形态信念的坚持,不惜千方百计否定科学理性。事实上,这种趋势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社会。

然而,科学理性难道不正是现代政治的基石之一吗?理性地看,不管一个科学问题有没有可能获得圆满的解决方案,关于它的讨论是重要和必须的,而且应当以正确的方式。但是,当前的实际趋势却是相反的。

这大概是这个时代传递给我们的最令人不解和不安的信息。■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