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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争议刘士余时,应该争些什么

社论2017-06-10 09:56

社论

中国证监会刘士余正在迎来艰难时刻么?这距离他上任大约480天,距离2015年发生的股市异常波动差不多刚好两年。这位上任之初信奉“少说多做”的证监会主席或许早已预料到,自己会跟几位前任一样成为舆论与市场关注的焦点。但他不会想象到,这一次争议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爆发。

这是怎样的一幕:对刘士余主席的监管风格和思路,赞同者和反对者一样旗帜鲜明。一些批评者认为刘士余说了很多本不该监管官员说的话,尤其是“妖精”、“害人精”之类的情绪化表达,并不符合市场化、法制化的监管理念。不过也有不少观察者认为,由于市场监管分割、短板始终存在,刘主席如此“喊话”也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严监管为刘士余赢得众多的支持与喝彩,但当监管的触角不断延伸,非议却也随之而来,以为监管过宽过细,难免越界之嫌。

将争议推向高潮的又是IPO。这场被认为是“准注册制”的IPO大提速被指为近期股指持续下挫的“祸首”,要不要暂停新股发行重新被拿出来讨论。虽然监管者恐怕并没有将其摆上议事日程的考虑,这样的争议却依然值得关注。在中国股市27年的起伏中有过9次暂停IPO历史,但股市并没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脱胎换骨。很多次我们都在回答相同的问题:IPO不审行不行——这是2012年郭树清任职证监会主席时提出的“惊人之问”。如今这还是一个问题——IPO不审当然可以,但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注册制是一系列的制度构建而非仅仅是发审环节的改革。这需要顶层设计而非单兵突进可以成就。很多人质疑,新股发行常态化而退市者为何寥寥无几,这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扭曲?

不过当我们简单地将争议的矛头指向刘士余时,也许会错了意。我们更愿意相信,在所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和面孔后面,市场和投资者追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监管者到底要为什么负责?进而监管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互动关系?站在这样一个角度看,市场的爱与恨并非指向了刘士余本人。只是身为证监会主席,他无可选择地成为这场争议的符号和标志。

然而一旦我们延续这样的追问,就很可能被重新拉回到两年前的股市异常波动——是的,到今年的6月,它已经过去两年。它以十多个交易日下跌千点,市值蒸发20万亿的惨烈方式打开了这个问号。毫无疑问,它给了所有市场参与者足够的教训,但不妨问一问,时隔两年,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和接受了它传递给我们的所有信息,并做出更为积极的改变?不妨说,两年之后的今天,围绕中国证券市场的所有争议仍然可以看做这个问号的延续——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证券市场,它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相应的,投资者、上市公司、市场中介等各类的市场参与者,各自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特别是监管者自身,要怎样理解监管的责任和边界——这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真正摆脱政策市的印记,也意味着不会再有投资者要求证监会主席为股指涨跌负责——不要说这些都是小儿科的问题吧,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所交付的所有学费,学到的只是一样东西,即所谓常识。一旦我们不能够回归常识,尊重常识,一旦我们忘记了对市场的敬畏之心,就常常受到无情的惩罚。

一年多以前,市场哀鸿遍野,投资者信心低迷,刘士余可谓临危受命。那时候人们相信,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刘士余的使命绝不仅仅止于做好“救火队长”。投资者期待他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重思监管之道,成为证券市场一系列制度演进的积极推动者。一年多以后,震荡的市场再度将刘士余推到了风暴中心。这的确有可能是刘士余的艰难时刻,但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场大争论后正本清源,重新寻回共识,也可能遇见中国证券市场变革的机会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