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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也有“宁做我”

李冬君2017-06-19 18:01


【文化中国图志】

艺术的形式是自由的,不安分的,它习惯于流浪,只是不知道会与哪一颗与它呼应的自由性灵碰撞出火花。到了北宋末年,那个被艺术形式碰撞上的幸运者,竟然是米芾。

为什么是米芾

米芾生于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卒于1107年,北宋末帝徽宗大观元年。他一生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三朝50多年,放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总还算个小波段,然而对艺术而言,这个小波段却是个大时代,说它“大”,不是说王朝大,而是说文化大。

有多“大”?就像文艺复兴那么大。若以文艺复兴的指标来衡量,学理上有“北宋五子”推倒汉注唐疏创立宋学,文艺上有“唐宋八大家”之宋六家的文学复古运动,政治上产生了“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以及对20世纪的列宁和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影响的“王安石变法”。

不过在这里,我要谈的是绘画,放眼看世界,有宋一代的绘画,真可谓横空出世。笔者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了同一时期欧洲的绘画,感觉远不及中国的宋画,直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那几位巨人诞生之后,西洋绘画才如日中天起来,相比之下,宋代画家要比他们早了两三百年。

可惜的是,北宋文艺复兴被金人打断了,文艺复兴的旗手宋徽宗被金人掳掠至北寒之地,给南宋留下一堆“靖康之耻”。米芾有幸,活在北宋文艺复兴运动的全盛时期,而且只活在艺术里。论影响力,米芾远不及亦师亦友的前辈文豪苏轼,可要谈到幸福指数,如说米芾第二,谁还能称第一?

苏轼欲从政,却屡屡不得志,因为他在政治上总是个“反对派”,王安石变法他反对,司马光反王安石变法他也反对,反来反去,结果只能断送了自己。由于党派之争,一贬再贬,流离一生,所幸其使命本不在政治而在文艺,他为文艺复兴而生,宋代文艺复兴需要有个巨人,他就应运而生了。

巨人的苦难,因其多能,什么都拿得起,却未想到要放下。苏轼就曾脚踩政治与文艺两只船,可两只船各有所求,政治要集权,文艺要自由,苏轼却跑到政治那里去要自由,当然跑反了头。

米芾不是巨人,无法分享巨人的苦难,他只待在艺术之船上,这是他自我的文化个体性的独木舟,他守住艺术与政治的边界,无论他怎么“癫”,也不会跑到政治里面去翻跟斗。米芾无求于政治,但他却是个政治的幸运儿,有几人的母亲能像他的母亲阎氏那样,既是神宗母亲宣仁皇太后的接产婆,又能做神宗的奶妈。喝着同一个母亲的奶长大,虽为异姓,也难免有奶兄奶弟的同胞之情。

有宋一代,神宗似乎缺少些艺术细胞,也许他走得过早,还未暇书画,便在38岁的好年华夭折。但他却成就了米芾,就是这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君主,将米芾引入了无物质之忧的艺术之途。

米芾异秉,6岁便可日读律诗百首,且两遍即能成诵,七八岁习颜帖,10岁临苏轼帖。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16岁的米芾随母亲阎氏进京,两年后,神宗念阎氏之情,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校对订正讹误,以此免了十年寒窗之苦,不再奔走科举之路,这一年,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

米芾20岁时,外放任职广西临桂尉,1075年,王安石变法失败,退居江宁,米芾已到长沙任职。据《浯溪摩崖石刻》记载,“米芾南官五年,求便养,得长沙掾”。“掾”为副职,或为属员,他做得津津有味,在体制内不求上进,自居于边缘化地带,在边缘化中,他游刃有余,活得自由自在。

在这样的职位上,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陶令公“不为五斗米折腰”,米芾当然也是为了“五斗米”,但这“五斗米”只是让他休闲,从不使他“折腰”,他与陶令公精神相通,但境遇不同。好在脱离了科举制,他能做自己,既没有同学,也没有座师,虽有母荫,却也适可而止,没去谋个翰林院的翰林之类的,图个皇家画院待诏什么的,他不去应举,也就没必要把“修齐治平”那一套硬要塞进自己的脑子里,没那些劳什子,他也很充实,有了“五斗米”充饥,他就可以活在自我意识的“墨戏”里。

米芾的父亲是一员武将,碰到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难于进取,米芾因母荫入仕,但他立身士林,却非母荫关系,而是基于文艺复兴的因缘,作为晚辈的他居然同苏轼和王安石等走到了一起。

1082年,32岁那年,他跑到黄州去寻访落难的苏轼,从10岁起,他就学苏字,据说,他那时就从苏字中发现了“书法”上的自我意识,22年后,他开始了新的人生——追随仰慕已久的东坡先生。据《跋米芾贴》载:“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看来,他们两人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晋风”。苏轼走的是陶渊明那一路,从陶渊明的诗到桃花源的宋样式;米芾走的是王羲之那一路,从王羲之的字到“人与山川相映发”的水墨意趣。可他们都坚持了魏晋风度的“宁做我”而开启了个体人格的自由的款式:苏轼洒脱,变成了苏东坡,米芾狂癫,人称“米癫子”。

1083年,米芾33岁,应赵希道之邀赴金陵就职,正好去拜访令人神往的王安石,与去年黄州拜访苏东坡一样,这也是他们的初识。他在《书史》中记下了这次拜访的经过:荆公住处,墙壁上有李公麟画王安石的画像;与荆公聊书法,谈起杨凝式的字,“天真烂漫,自由纵逸。”米芾知道王安石初学书法由杨凝式入手,因一般人不知,而得到荆公大赞,此后,与米芾往来书信皆以此初学体。

杨凝式是唐末五代时北方之高才,为官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宰相,却以书法闻名。初学书法于欧阳询、颜真卿,后学王羲之、王献之,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行为亦益发纵狂,人书一体,人送绰号“疯子”,以其行为怪诞,几近于疯,却能避祸,故其书法亦以疯行,米癫杨疯,各自率性。

“癫”与“疯”皆来自于精神的孤绝之境,是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呈现的“病态的自由”,在现实的不自由中追求自由,艺术便成了自由的一个出口,艺术追求美,通过美来实现自由。

王安石年长米芾30岁,两人因书法有同好,而成忘年交,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39之《跋元章所收荆公诗》,谈到了两人的交往:“荆公得元章诗笔,爱之,而未见其人,后从辟金陵幕下,既到而主者去,遂不复就职,荆公奇之,总不可留。后亲作行笔,录近诗二十余篇寄之。字画与常所见不同,几与晋人不辨。须见此字,乃知荆公未尝不学书者也。元章怀旧念知,故过其坟,为之形容,读其诗可见其意也。”其中“后从辟金陵幕下,既到而主者去,遂不复就职”,正是指米芾此次应赵希道之邀来金陵入幕,可能因赵希道又被调走而未成。荆公不舍,抄录二十多篇诗寄给米芾,又说“字画与常所见不同,几与晋人不辨”,可证其时崇晋之风浓郁。李之仪是西园雅集16人之一,也是米芾之友。

1084年,米芾有一首诗《东坡居士作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诗意是说,苏轼被平反后,重新启用赴汝州任,路过金陵,去拜访下野的王安石,想邀米芾同往,米芾时在金陵,却因足疮,错过了这次聚会。自黄州归来,苏轼理解王安石了,两个伟大的思想者,政见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超越政见的最高境界上和解了。米芾作为“局”外人,能以超越政见的美的眼光打量他所追随的两位仰之弥高的长者,并目睹了他们的精神从“套中人”向“局外人”蜕变的历程,实乃米芾之幸。

若谓宋代文艺复兴,苏轼自然是文学艺术的代表,王安石当然是政治思想的代表,而美的代表,则非米芾莫属,那美是未经科举制拷问过的,是只有天真烂漫才能散发出来的“癫”。

从西园到皇家

1085年,米芾落脚在杭州,宋神宗驾崩,转年,又遭父亲过世。适逢东坡先生以礼部侍郎被召回京,写信邀米芾进京顺便纾解他的哀伤。信中,引用了米芾曾写给东坡的一句话:“复思东坡相从之乐,何可复得?”并嘱“万望节哀自重”。

1087年,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东坡在京城汴梁召集文坛16人雅集,地点是驸马王晋卿的宅邸西园。李公麟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画面以苏东坡为核心。

米芾作“图记”,补注了这一盛况,将雅集的声情并茂传递出来:“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以下,凡十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姿,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一番华辞入肺腑。

对于独立人格,米芾是有自觉的,“仿佛其人耳”是他留给历史的“叮嘱”。其中,包含着对自我选择的肯定,以及对后来者继续他们的审美理念的期望。

米芾亲眼见过东坡先生于名利场跌宕后,退至自我“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人格的洒脱,自有“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如此美学意象,优雅跃然纸上,同王羲之《兰亭序》那飘然而至的风姿岂非神似?宋代士人的文艺复兴,在文化上超越唐范汉制,独于晋人神往之,而欲复兴晋风,从《兰亭序》到《西园雅集图记》,可谓一脉相承之。

《西园雅集图记》表达了“西园十六士”的共识,也可以说是一篇宣言,是以雅集的形式,发表转型宣言,从王朝向着文化的江山转,这应该是北宋文艺复兴一次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集权制下,士人如何生活,是把一切都绑定在权力机制上,还是给自己留有一个自我的空间?这样的问题,到北宋迎来了一个节点。由于文人政治以及科举制向寒门开放的普及,士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明晰起来,除了传统王权主义的“政治正确”的语境外,他们也需要自己的表达语境和话语权。于是,他们在与王权无关的话题中,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需要有一座自我的江山。

西园雅集后,米芾出京,往湖州,扬州任职。暑热之际,米芾却寒,诗曰:“小疾翻令吏日闲,明窗尽展古书看。何须新句能消暑,满腹风云六月寒。”一肚皮政治官司,连炎热的六月都变得荒寒,一语写尽苏轼在党争中的心酸。身边这位长者的经历,似乎成了一名处江湖之远的诗人的晴雨表,巧的是,他前脚走,苏轼后脚就跟来扬州看望米芾,他在《书米元章藏贴》中记载了这次造访。

110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综合指标的穹顶,也是宋代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这一年,是宋徽宗崇宁二年,米芾53岁,艺术家皇帝21岁,却已登基三年。

皇帝正值美少年,正是英姿勃发好年华,政治上他没啥想法,艺术上,他不仅自成一家,而且成为了最大的赞助者,美第奇家族跟他比起来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皇帝的优势毕竟无与伦比,他能在制度安排上,为艺术家分得一杯羹,更何况他制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路线,还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使得这一时代,留下了一批千古绝唱的艺术品,他自己的作品,也成为了千古一叹。

笔者曾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观其一幅《竹禽图》,那禽鸟之眼,经其一点,千年之后,明亮如初,依然那么神采奕奕,让你怦然心动,想起“画龙点睛”也就一说而已,而眼前“画鸟点睛”,则如珠玉放光,若含日月之辉,令你不禁由衷而叹:千秋万代神来笔,留得眼前一点睛。

就是这样一位皇帝,竟然也发现了米芾,宋徽宗要将米芾调任回京,任米芾为太常博士、书画学博士。可米芾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率性作《太常二绝》诗云“鱼鸟难驯湖海志,岸沙汀竹忆江山”,由此可知,米芾之志已在大江大海,他那自由惯了的心灵和魄性,已非区区皇家画院所能豢养,他不愿回来做一尾体制内的跳龙门的鱼,也不想回来做那为艺术而艺术的富贵鸟。

可圣旨之下,他又不能不回到那个排挤了苏东坡的朝廷中来,从体制的边缘地带回到体制的中心,进入皇帝预设的艺术轨道的彀中,履行皇帝品位的新文艺方针,米芾作为苏东坡的接班人一旦回归,那就意味着宋代士人自发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又回到皇家文艺路线上去了。

米芾在艺术的宫殿里,格局变小了,除了修身如“岸沙汀竹”,就剩下“忆江山”了,再也没有了他可以发“癫”的那个自由化的空间——“湖海”,只能通过回忆来重启精神光谱。

米芾进入皇家画院,并非因为绘画,那时他还没有开始画画,他被世人所推崇的只是书法,同样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笔者还拜读了一卷米芾的字,那是米芾所作一首五言记事诗,言其放舟,因风转而逆行,欲雇纤夫,讨价还价,终于成交,而得以继续前行。落款“米元章”,卷首有明人王铎题记曰:“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

崇敬之情,真是溢于言表!以王铎高高在上的书法地位,恋恋不舍的贵气,还要“寝卧其下”,此真可谓入魂了。从王铎的评价来看,米芾的好处,说到底还是“晋风”二字,本于羲、献父子,“深得兰亭法”,这些都是“晋风”,最为难能的是,米芾“晋风”自得,却不摹拟晋人。

对于此卷本身的看法,王铎仅用了“纵横飘忽”四字,便抓住了全体,可谓法眼。若仅此四字,虽属难能,尚有可及,再加上“飞仙哉”那一叹,便如云奔霞展一般,可望而不可及了。

米芾开始作画,是因为好友李公麟“病痹”右手三年,实在画不了了,他为了表达对老友的敬意,就跟着老友画起来。“病痹”,大概是风湿之类的病,可怜李公麟,被誉为画界全才,“宋画第一人”,长米芾两岁,55岁告老封笔,归隐山中,三年后过世,转年,即1107年,米芾亦陨。

名士程俱“题米元章墓”写道,米芾自知大限将至,便预告郡吏日期,备好棺梓,便服坐卧,照常阅案牍,书文檄,洋洋自若。遗嘱一偈云:“来从众香国,其归亦然。”后世曹雪芹作《红楼梦》,其中“黛玉葬花”一回有“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句,恰似美人气短,哪有米芾偈得那么从容?

“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出自《宋史·米芾传》,前一句,是说米芾往来社交必衣唐服,戴唐冠。宋人着唐装,世不以为异,反以“颀然束带一古君子”羡称,此乃米芾之幸也!或曰其“性好洁,世号水淫”,因洁癖而“水淫”,若以“水淫”入水墨会如何呢?“米家云山”看来就像是有几分洁癖的水墨江山。他还盛装拜丑石为兄,“水淫”之外,人们再赠他一个“癫”字,此乃“晋风”所致。

时人不吝赞他:“文则清雄绝俗,气则迈往凌云,字则超妙入神。”但还没有提到他的画,他作画还未足4年,就用他的“意笔”,“癫”覆了中国绘画史,留下他“宁做我”的“墨戏”。

(作者近著《青花里的乡愁》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