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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的反智性

周泽雄2017-06-21 16:44

【笔墨事功】

在一次访谈中,好莱坞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如此借题发挥:

我去过冰岛一个冰河上的大瀑布。人们站在一个岩石平台上眺望,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处地方是没有封起来的,但有一条绳索阻止人们超越某一个位置。我对自己说,你想,在美国他们会用围栏把那里彻底围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有人会掉下去,然后就会有律师出场。而在这里,人们的心态就像在往日的美国那样:如果你掉下去,是你自己笨。

借用一首苏格兰老歌名,他正在感叹“过去的好时光”,那个人们活得更加矫健刚强的时代。演西部枪手出身的老导演当然不是缅怀随意骂人笨蛋的“往日”,而是凭吊一种人生态度:你必须努力,你必须独自面对困难;如果失败了,你必须独力承担“笨蛋”的骂名。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里的一段话,可视为伊斯特伍德的先驱,他为了对法国式教育表示鄙夷,曾在19世纪末这样歌颂英美两国的教育: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那是一个被认为可以造就强悍公民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通过骂人“笨蛋”来催人奋发的时代。18世纪的约翰逊博士认可体罚式教育,理由即来自切身经验:他公认的拉丁语成就,就是被老师“揍出来的”。至于今天——伊斯特伍德显然想暗示——有人即使做出十足愚蠢的行为,你也无权表示“是你自己笨”,相反,你应该吐词轻柔,满面堆笑,春风化雨,并且竭力把责任从对方身上卸掉。具体该怎么做呢?对政治正确极为反感的当代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埃科,举过一个滑稽例子:

比如,当某位学生说直角三角形在90度时沸腾,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朱塞佩·马志尼是一个城市规划师,修建了许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道时……难道老师应该这样说:“对不起,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我承认是我没有说清楚摄氏温度、几何角度及军衔级别的区别,请原谅我,我们从头再讲一次,请你原谅我没有讲解周全……”

在政治正确无所不在的当今西方,人们——尤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必须讨好每一个无能之辈,假装拥有一副佛陀般的好脾气,假装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有创造力的”乃是一个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同样不容置疑的结论。类似《蜕变: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之类励志书总能占据畅销书榜,即是小小旁证。本着做人应该“放聪明点”的世故,他们即使内心不以为然,表面上仍然必须表示认同。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表示:“英国大学鼓励学者禁止在研讨课上进行‘对抗’风格的辩论,而是向学生提供一个‘赞许的环境’,”因为“激烈争辩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思想胁迫”。这是一种“向下看齐”(王小波语)的做法,以便那个成绩相对最差的学生能够浮到“赞许”的水位,即使说出“直角三角形在90度时沸腾”也不会受到奚落。

可以想见,在这种较差学生得到过度关怀的学习环境下,最容易产生挫折感的,倒是那些最像神童的孩子:他们的优秀会对差生构成额外压力。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曾在联邦层面颁布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优等生应该放慢步伐。今天如果出现约翰·密尔这种少年时代即能借助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大量古代经典的神童,校长大概很想劝说他退学,以免加剧弱势孩子的挫折感。附带一说,使少年密尔变得如此卓尔不群的原因之一,正在于负责儿子教育的父亲从不对儿子滥加“赞许”。富里迪观察到,在今日英国“学生们可以在大学里呆上一年而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的,可能是那些不太称职的老师,因为,借口关怀差劲学生,他们可以体面地降低“传道”“解惑”的难度,把“授业”单纯视为一项领薪水的职业,进而使自己低下的教学能力得到掩蔽。学者雷蒙·布东举过一个例子:法国塞纳-圣-丹尼斯中学的一位老师,“大概是对自己的拼写能力缺乏信心,他决定用一种‘民主’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疑虑:在他的课堂上提出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决定词汇拼写正确与否。”布东认为,“这些事情反映出了教师——也就是昨天的学生——水准下降。”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也多次抱怨,为了避免让学生阅读莎士比亚时产生畏惧,有些老师常常回避吃力不讨好的文本阐释,改为让学生上台表演几个轻松场景,把课时马虎对付过去。教学质量固然下滑,课堂气氛却好歹得到了保障,同时还达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要求。

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为了说明“在美国,政治话语的水位确实是为成人设计的,他们被视为只有儿童的思维能力”这一可悲事实,富里迪援引了《普林斯顿评论》“刊载的一份对总统竞选的令人不安的研究”,该研究结合标准英语词汇,抽取了美国四次总统大选中竞选双方的用语难度值,得出如下结论:

根据分析,在2000年的竞选中,小布什所用词汇的级别是6级(6.7),戈尔是7级中较高的(7.9)。在1992年,克林顿达到7级水准(7.6),老布什总算达到6级(6.8),佩洛也是如此(6.3)。他们的成绩与肯尼迪-尼克松的交锋相比就很可怜,这两个竞选候选人所用的语言都相当于10级。反过来,他们的成就如果与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相比就显得弱智了,后两人的成绩分别是11.2和12.0。

研究者告诉我们,今日美国选民的阅读理解能力,较之上世纪60年代已经大幅下滑,相比19世纪中叶那些打算为林肯和道格拉斯投票的选民,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诚然,其中有一些重要区别,19世纪的选民主要是读者,他们只能通过报纸了解选情;上世纪40年代的选民已经升级为听众,他们可以通过收音机了解竞选;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时期的选民则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而克林顿、小布什和戈尔时期的选民,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传播媒介不同,词汇表的难度值也会随之上下。不过,当我们看到今日美国“推特总统”特朗普那些纯属大白话的推特主张,那股凭三千来个常用词就能纵论天下的豪勇作派,又不得不承认“下滑”的存在。富里迪先生提醒我们,这种“下滑”尽管令一部分知识分子深感痛惜,但在时髦的文化精英眼里,却意味着“一种积极的进步”,因为——换用后者运用娴熟的政治正确术语——“乔治·布什的6级语言显然比林肯的更‘包容’、更少‘精英化’。”也就是说,代表着“不让一个选民犯难”的时代进步。

当“包容”成为主要的社会目标,一定程度的反智,就不可避免了。当公民被定性为“快餐选民”,“推特治国”或是其最佳对应物。

理查德·波斯纳曾慨叹道:“一位当代拥有与凯恩斯同样能力之人,不可能如同凯恩斯在1919年一样累积政府经验,更不可能与所在时代的政治巨头亲密接触,还不可能拥有凯恩斯如此广博非凡的智识,他所能够做的,只能是作为一位专家、一名技术人员。”嗯,人还是那个人,时代的庸人气息,却使他非复旧观,泯然众人。如果约翰·密尔生活在今天,差不多也是这样。

对多元文化的过度尊重,使真理不再具有精神硬通货的属性,人们更愿意把观点社区化。当“激烈争辩”会被说成“胁迫”,人们在“放聪明点”之余,也随之放弃与他人展开观点交锋,改为“分享”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这类分享,有时就像球迷会的互动。比如,在皇家马德里的球迷论坛上,当然容不得对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赞美,反之亦然,巴萨球迷为了神化自己的当家球星梅西,必然会热衷于传播皇马当家球星C罗的负面消息。一位中立球迷对此肯定大惑不解:两位分明不世出的足球天才,却在各自敌对球迷的眼里,变成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人。如此,对多元文化的倡导,有时反而助长了个人的封闭和偏狭。

有次坐出租车,司机在等红灯间隙拿起了手机。我以为他会打开某个叫车软件,留意下一个接客点的信息,谁知他点开了一个新闻推送类的APP“今日头条”。我手机里也有这个APP,它的著名广告语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通常,我会在无精打采时打开它,因为该客户端的神奇之处在于,你不仅会看到新闻,还会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和抚摸。据说,它通过用户的位置、手机型号和点击历史,结合自己的大数据算法,从4000多个合作站点的最新消息中,将每位顾客最感兴趣的内容,精准地推送到他的手机屏幕上。用户只要与该产品产生足够粘性,就能每时每刻读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他不喜欢的东西,都被该APP屏蔽在新闻世界之外了。如果偶尔读到不愉快的内容,他也能在关闭页面的同时,在理由选项里表达不满,“今日头条”会立刻向他许诺:“日后将减少类似内容。”

一个致力于满足每一位目标用户心灵需求的新闻类APP,其讨好策略必然伴随着对周边世界的极大歪曲。比如,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广场舞,都可能对“今日头条”爱不释手,因为该APP会让双方读到恰好合乎自己好恶的内容,并力争冲突双方互不相扰,永不相见。巴萨球迷会反复读到巴萨为什么是“宇宙队”的证据,皇马球迷则会频频得到皇马为什么是“无敌舰队”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以新闻的规范性著称,有时你甚至会在相邻两条推送里读到完全相反的内容:前一条还在言词凿凿地谈论某位球星的转会,下一条又一本正经地声称该球星不会转会。但是,这都问题不大,沉迷于该APP的用户,会对类似瑕疵一笑置之。那个煞有介事的新闻版面设置,还可能让人产生错觉,好像它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私人头条”,同时也是全世界的“今日头条”。他虽然进入了一个专属且不乏虚幻的私人世界,稍不留神则可能以为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正与世界同步,满世界都是我的知音和同道。总之,异议的世界已经向他关闭,他躲在鸟巢般的私人喜好空间里,却不妨以为自己正在胸怀全球。据说,“截至2016年底,今日头条有8000万活跃用户,用户平均每天花76分钟通过该应用阅读新闻或观看视频。”

美国学者布鲁斯·N·沃勒在《优雅的辩论:关于15个社会热点问题的激辩》一书中写道:

不幸的是,我们总是仅仅和那些与我们看法一致的人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会在支持自己观点立场的博客上,在赞同我们的朋友之间,或在打着相同旗帜和口号的集会上讨论问题。因此,我们通常只能听到这些问题的一面——那些我们已经确信正确的一面。我们几乎很少或从未遇到过另外一方的深刻观点,更无法从对我们的意见和观点的批评中获益。

考察著名社交软件微信的“群”和“朋友圈”,我们也能得到验证。比如,在常见的“同学群”里,总有那么几个好好先生或温情太太,忙于向群友提供各种友善信息,维持群气氛的和谐。但保不定哪一天,有人在群里传播了一个具有特定价值观指向的观点,有时是关于某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时是关于某个有争议的历史时代,瞬间,一种名叫“撕裂”的现象就产生了。有人默默或高调地退群,有人默默或高调地选择拉黑,一个原来还算其乐融融的同学群,顿时被一种黑云压城的窒息气氛所笼罩。

同学群可能导致“撕裂”,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所谓的同学友谊,是一种类似亲情的情感。正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兄弟姊妹,我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早年同学。这是同学与朋友的本质不同,朋友出自我们的自主选择,同学关系多少有股强加的味道。虽然个别人可能会由同学发展成朋友,但对大多数小学和中学同学来说,他们今天在同一个微信群里嘘寒问暖,纯属互联网之功,若没有社交软件的推波助澜,这些原已数十年不相闻问的少年旧友,极可能永不相见。既然大家已经在数十年各奔东西的生活中形成了各不相同且常常还是差异巨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想象大家对某些富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抱有共识,反而是一种不必要的天真。所以,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撕裂双方表现出的大惊失色感,好像他们对于有人会持相反意见这一点,完全缺乏心理准备。这正好证明了沃勒先生的判断,即所谓的多元包容,只是使人们蓄意回避,他们习惯于在拥有相同趣味和价值观的群体里进行讨论并相互点赞,同时对于对立方的观点无比陌生。而就算其中一方是对的,如约翰·密尔所言,“就算我们相信眼前的意见都是真理,若不容它接受对立意见的挑战和检验,人们对待这一意见的态度,将如同保留偏见,对它的理性依据将缺少领会与感知。”

美国学者卡斯·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提到一个“科罗拉多实验”,内容与“群体极化”现象有关:“60个美国人被分成10组,每组6人,每组都被分配了一些讨论议题。其中包括一个当今最具争议性的话题:美国是否应该签署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条约?”每个议题里,都有正方和反方充分表述各自的意见,假如参与者具有深刻的反思意识,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总会有一些人在讨论结束后,被对方意见说服,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但实验结果令人意外:

小组讨论后,几乎每组成员都变得更加极端。讨论前,大多数来自博尔得的自由派都支持签署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条约;讨论后,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签署此条约。讨论前,很多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保守派人士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这个条约持怀疑态度;讨论后,他们强烈地反对签署此条约。

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当想法类似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时,他们通常会达到一个比讨论前的倾向更为极端的立场。”

笔者去年讨论约翰·罗尔斯时,曾提到心理学家菲尔·泰特洛克针对推理方式的著名归纳,即存在着两类推理方式,其一是探索性思考,注重“对各种观点的公允的思考”,其二是证实性思考,只是体现出“使个别观点理性化的片面意图”。正如人们总是喜欢“将心比心”而不是“换位思考”,擅长“探索性思考”的人极为罕见,忙于“证实性思考”的则不绝如缕,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屏蔽于己不利的推理和证据,兴致勃勃地夸大任何对己方观点有用的论据——如果找不到论据,就改用立场或情怀。另一位研究智商的心理学家大卫·珀金斯发现,智商虽然是“人们说理能力好坏的最重要指标”,却未必构成探索性思考的核心前提,在多数情况下,智商更高者只是更擅长论证本方观点,“他们在寻找对方的理由上并不比其他人做得好”。美国著名刑辩律师李·贝利对此也有同感,他凭自己丰富的庭辩经验多次告诫读者:“高智商对有效的辩护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绝不能混为一谈。我听说过某些最聪明的人,却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做出了最差劲的辩护。”

如此看来,那些在多元包容的名义下各自林立的观念山头,长期放弃思想交锋之后,只会加剧各自的偏见。因为,群体内部的鼓励和点赞,无助于他们形成探索性思考所必需的恢宏气度,相反,人们的偏狭得到了怂恿。一种同仇敌忾的气氛,对于走向战场的士兵或许妙用无穷,对于走向真理之境则全无助益。当争论双方竞相把对方贬为观念怪物时,那个起初不太像怪物的观念,也可能变得怪诞起来。

在人们不必顾虑政治正确的时候,那些被政治正确术语长期压抑的经验和认知,仍可能探出头来。以美国律师为例,受制于一种微妙的政治正确,亚伦·德肖维茨告诉我们,“在挑选当事人时,律师可以是女权主义者,但不得是性别歧视者。”而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时,类似禁忌就不存在了,因为律师不必详细陈述理由,他有权隐瞒自己的真实态度,只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为目标。既然政治正确的花拳绣腿不会帮他打赢官司,在此场合下,大量隐含种族、个体和职业歧视的私人判断,就会在不动声色间发挥作用。

李·贝利举过不少例子:假如律师自认胜诉把握不大,他会拒绝那些看上去“意志坚强、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智商较高的人成为陪审员”,转而依靠那些“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财富——即一个具有很强理解力的大脑”的人来帮助自己。他当然不会说他们笨,他只是希望他们掉进自己设计的陷阱里去,用一种古希腊式的圈套,即“聪明人有争讼,竟由蠢人来判决”,帮助自己获胜。如果律师想在法庭上忽悠情感,他会挑选“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拉丁国家种族的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更多愁善感,更容易接受移情;若情况相反,就挑选“来自德国、波兰及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因为这些民族被认为“处理问题时更冷静、理智,因此,他们组成的陪审团的裁决更理性”。总之,他们的遴选宝典里充斥着不可示人的秘技,只要傻瓜能帮他胜诉,他不在乎获胜后对他们的“公正”大加褒奖。反正,再傻的人也不会介意被人称为“公正”。

当政治正确成为一种不可冒犯的定论,人们思考的难度就下降了。强调上帝伟大的人通常不必提供论证,世人的信仰及传统本身的力量,已经为他免除了举证责任。总体上说,政治正确的无所不在既体现了文明的进步,也显示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智性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