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肖畅/文  近日一段时长1分多的视频疯传：一名女子站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她正等待车辆减少以穿越马路时，不幸被一辆的士撞倒。一分钟内，车子和行人来来往往，也确实有人停下来犹豫，但始终无人真正上前施以援手。最后，女子被另一辆SUV二次碾轧，不治身亡。

我看了完整的视频，非常气愤。一辆车都没停下来，一个人都没上前施救。一个都没有！“人性何以冷漠至此”，这是最近网上普遍看到的感叹。

但是我随即冷静了下来。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也在现场，会不会上前施救？

这个问题我仔细思考后，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如果现场有监控视频（是我能确认有监控的情况），并且我自身不会面临车辆撞击的危险，我会报警，并且上前阻拦并提醒车辆绕道而行，保护好现场；第二，当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在报警，并且有许多人确实想上前施救，但又一个个犹豫的时候，我可能出于从众心理，长时间停留在围观状态；第三种情况是基于假设，在这起事件中并没有发生，那就是已经有许多人上前施救，我被热心救人的气氛感染，也奋勇上前。

我把自己代入这个情境，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很多时候，我们总倾向于自己是更道德的。但其实，当我们思考道德，考虑要不要施救，并不是在考虑“我必须如此”，而是在判断“我要不要选择做好人”。道德变成了一场内心层面的功利算计，人身安全、舆论反应等等，都是有形的成本考虑。

我们都有过坐滴滴的经历。滴滴与出租车的区别在于，滴滴司机都是私家车主，代表了社会不同的人群。我在坐车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司机都会抱怨别人开车不讲理，胡乱加塞、变道，哀叹“世风日下”。当我有过很多次这种经历时，便产生了疑问：难道每个司机都在被别人欺负？究竟谁才是那个没有素质的司机？

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囚徒困境”。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好人，但这个社会文化告诉我们，对方不是好人的概率更大。比如，在一个设计奇葩的转向路口，当车主都面临相互配合才能高效通行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选择进入丛林模式。通常，人们都不会相信对方会主动避让，形成自动的配合，所以往往只能靠车技硬碰硬的开路。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家都这么感叹，但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这“世风日下”的一部分，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习惯把良心埋藏起来了而已。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外在行为，往往通过各种功利算计的过滤后，成功筛选出不道德的一部分。

我阅读过太多的新闻报道，无人施救的时候，都是遍地“路人冷漠”的哀叹，众人施救的场面呢，都是“社会还是好人多”的赞美。新闻，往往不是提供系统的社会全景，而是攫取最有戏剧冲突的各种瞬间，激发人的偏见。

道德是需要勇气去实践的，也就是说，要勇于接受道德行动所承担的成本。当我决定去扶起一个摔倒的老太太，她可能会假摔，可能会骗赖，也可能是真正需要帮助，那么我会不会为了避免后一种情况，主动上前施救呢？当一个社会为道德行动提供的常常是负向激励的时候，作为一个有独立良知的个体，我要不要独立支撑自己的道德行动呢？

市场经济大浪灌溉的三十多年，当代中国人已经学会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权利、责任二元对立的综合体，变成了一个个经济理性人、法律理性人，而在道德上早已失去了自我担责的勇气。马尔库塞称现代工业社会之中，人早已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一个人成为了律师，他的整个世界观都是由法律逻辑构造的；一个人成为商人，就连公益事业也可以理解为更高级的“生意”。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中，我们早已不再是一个灵肉浑然一体的“人”，作为单向度的存在，道德只能变成一种利害关系。

顺理成章的，我们都把道德归结为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了，由社会制度承担所有的罪恶。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但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我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好人没好报”，做善事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所以没有展开具体的行动而已。你看，不是我不道德，是这个社会不方便我道德。这种社会心理，可能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教导：要有独立思想，有独立的认知能力，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做一个从道德上自我担责的人：人首先是一个“道德法人”，独立承担道德责任，他才能是一个自由存在的个体。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