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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开始、结束,还是转折?

陈季冰2017-07-17 14:08

旖旎秀丽的汉堡是一个适合经商和恋爱的地方,不太像一个适合一本正经纵论天下大事的地方。如同柏林很像中国的北京一样,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也非常像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上海(汉堡的姐妹城市)的旅客,繁荣、摩登的汉堡无处不透露着令人轻松愉快的亲切感。

7月7日,G20首脑齐聚在这里,达成了一份公报,向世人呈现了全球主要大国领导人依然保持团结的形象。

公报涵盖了贸易、气候变化和难民等当今世界的焦点问题,并在去年G20杭州峰会达成关于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共同意向的基础上承诺,会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在11月前制定行动计划。

当然,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更多是表面文章。伴随着过去一年多里西方政治版图的巨变,目前各国之间几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度分歧。但即便只是为了保住表面上的团结,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依然做了大量的斡旋努力。这一方面是出于东道主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再过两个月德国就将举行大选,默克尔急需要向选民展示自己善于协调矛盾的能力。

默克尔成长于前东德,但汉堡是她的出生地。她选择在这个开放多元的城市举办G20峰会,显然也是为了释放出一种包容友善的信息。

默克尔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承认,与会各国领袖虽然达成了最终妥协,但也明确宣示了他们间的“不和”——尤其是围绕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决定。据默克尔自己说,公报是在峰会结束的三小时前才最终敲定的。

之前,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19个仍留在巴黎协议内的国家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曾坚持要全面实施一个“不可逆”协议。公报最终的处理方式是表示各国领导人“注意到了”美国计划退出巴黎协议,并表示美国“郑重宣称其坚定承诺会在支持经济增长和改善能源安全需求的同时减少排放”。之后还有一句容易引起争议的话:美国方面称该国将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帮助它们“更清洁和高效率地(获取)化石燃料”——这大概指的是特朗普希望扩大美国的天然气出口。

贸易问题是另一个难点。公报称:领导人们认同将“抗击保护主义,包括一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在这一点上承认合法贸易防护手段的作用。”这一措辞延续了5月下旬西方七国西西里峰会上的基调,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修辞手法。相信特朗普肯定会认为,上述表态的后半句已经赋予了自己采取任何保护主义政策的合法权力。

而公报中解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承诺,也是试图避免一场正在浮出水面的冲突,其导火索是美国威胁要对钢铁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

……

综上所述,G20汉堡峰会的结果看起来不像是国际多边合作——这是G20机制建立的初衷——的一项最新成果,而更像是一次对这种多边合作出现严重裂痕的公开承认。

美国的冲击

G20峰会闭幕以后,一位欧盟官员略带讽刺地说:“结果还不错……我们有了一份G20公报,而不是G19公报。”

他没有明说出来的那个“1”,当然是指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特朗普不厌其烦地向自己的粉丝宣示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理念,正在把美国推向全世界的对立面。正如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说的,“最终,气候谈判反映出异议——全部都是针对美国的异议。”

实际上,就在启程前往欧洲之前,特朗普还在Twitter上发了这么一段话:“美国签订了一些世界史上最糟的贸易协议。为什么要坚持这些与对我们没有帮助的国家的协议?”

这显然是说给他的拥趸们听的,但安格拉·默克尔和埃曼纽埃尔·马克龙,以及另外17位国家首脑,还有联合国、IMF和欧盟等多边机构的领导人,显然也不可能假装没有听到。

自从半年前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的一系列超越常理的言论和举动——从扬言退出WTO到扬言退出北约,从实际退出TPP到实际退出巴黎协定——已经对长期以来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理念造成了显著的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然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主导势力,拥有无可比拟的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硬实力以及制度、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但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他们自身——却正感觉到,之前赖以立足的根本价值已经开始动摇和瓦解。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作为西方领袖和全球头号强国的美国似乎打算背离这一根本价值。因为特朗普的如下信念根深蒂固:现行所有多边体制都让美国吃了大亏,对他的主要选民——那些美国蓝领白人工人们——尤其不公平。

这不仅导致了西方内部自二战以后从未有过的严重分裂,无疑还会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两个重大的疑问和忧虑:第一,美国将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二,由于美国的改变,世界的未来面貌会是什么样的?

因此,人们发现,由美国发起的G20领导人协商机制在走过了磕磕绊绊的10年之后,今年首次出现了这样的奇怪局面:它不再是各国寄希望于在美国的协调和领导下达成一些共同认可的努力方向,而变成了各国针对美国的集体摊牌。

5月底,在G7峰会和北约会议结束后不久,一向行事低调、出言谨慎的默克尔在慕尼黑的一个人头攒动的啤酒帐篷里说出了令西方世界震惊不已的直白:“正如我过去几天所体验到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完全指望其他人的时代终结了。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不得不自己为我们的未来而奋斗。”

一些西方观察家指出,默克尔的这几句话不啻是划出了一道分水岭,几乎相当于宣告二战以后维持了70年之久的跨大西洋同盟的死刑。而这仅仅是在特朗普成为白宫主人短短4个月以后。

 

默克尔绝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看似谨小慎微的她的确作出过不少惊人的重大决定,比如接收100多万穆斯林难民。但这些决定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一次直白也不例外。

在承受了特朗普竞选中和当选之后的粗暴指责和无礼嘲讽之后,她曾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耐心劝说来引导正式“当家”之后的特朗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其他西方盟友达成共识。另外,她也早在今年3月就访问了美国。但特朗普5月的欧洲之行使她认识到,这种策略奏效的可能性很小。除了坚持退出巴黎协定外,特朗普还在欧洲大陆当着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面说德国“很坏,坏透了”,原因是德国卖给了美国太多汽车。这些都令默克尔倍感挫败。

所以,你可以说默克尔这么说在策略上并不明智。但她难道说错了吗?况且她本来就是一个朴实而直性子的德国人。

尽管这种直言不讳引起了一些不安,但默克尔并不打算收回或软化自己的立场。在6月底德国联邦议会的一次演讲中,她的措辞依然强硬。虽然没有像特朗普经常指名道姓地攻击自己那样公开提到特朗普的名字,但她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退出巴黎协定的做法发起了严厉抨击。她将气候变化称为“生存挑战”,并说自从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让巴黎协定取得成功。“我们不能等到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相信科学论证(再行动)……”

那次议会演讲距离G20汉堡峰会开幕只有一周,默克尔摆出了一付颇具挑衅意味的姿态。她似乎是刻意想要对德国选民和欧洲民众表明,自己不打算为了保存东道主的面子而在峰会上作出任何退让。

默克尔唱着白脸的同时,法国新任总统埃曼纽埃尔·马克龙则充当了唱红脸的角色,他表现得更加灵活、柔和。近期他一直在牵头努力,期望能够软化美国的立场。之前,在柏林举行的欧盟领导人会议上,马克龙仍然说,他希望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回归理性”。马克龙还邀请特朗普在G20会议结束后顺道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参加7月14日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庆祝活动。

但预计法国人的机智和圆滑也只会停留于外交层面,深得默克尔信任的马克龙几乎不可能对特朗普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在今年5月北约峰会期间,他就与特朗普在初次握手时较上了劲。比特朗普年轻30多岁的马克龙有备而来,并且占了上风。他后来对法国《星期日报》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与特朗普握手时较劲:“必须表明,我们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即便是象征性的。”

而在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马克龙在一次演讲中故意用英语喊出了“让地球再次伟大”(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的口号。民调显示,他的这些言行在法国选民中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不过,默克尔断然否定了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有关美国可能重返巴黎协议的希望,称她并不“分享这种乐观态度”。

但特朗普对于西方同盟的分裂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前往汉堡参加G20峰会的途中,他在波兰发表演讲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对于自己的“生存意志”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笼统地看,这话不无道理。然而,究竟何种价值观才是西方应当自信和坚持的理由?这才是问题的本质。默克尔与特朗普的最大分歧不也正在于此吗?从默克尔和马克龙的观点来说,恰恰是特朗普自己放弃了西方赖以领导世界的道德感召力。而从特朗普过去一贯表现出来的立场看,人们还有理由担心,他所说的西方的“生存意志”,就是要与西方之外的世界展开对抗,而不是合作。

比尔·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撰文指出,与其将G20各方达成一致看作一项成就,不如将公报的内容视为对国际秩序崩溃的确认更为准确——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很多人就在担心这一后果。特朗普在峰会中和峰会前后的言行令美国的盟友不安,并证实了这些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对美国和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正是特朗普的行为。萨默斯认为,迫于美国的压力,G20这一原本应当促进国际合作的机制从其基本立场上一再后退,而美国自身则因此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所有这些已足以令人不安,但萨默斯还预言,随着特朗普未来在国内和国际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他的虚荣好斗的天性将驱使他做出更多不负责任的危险举动。

人们原本期待汉堡峰会是特朗普与西方盟友适时修补关系的一次机会,但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它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

近来我看到一些特朗普的拥趸大肆称道他在华沙的演讲,这不禁令我想起了一位不久前刚刚离世的杰出的波兰裔知识精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他在临终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评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当前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总统按照自己选择的主题发言……这些主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的战略意义。”

上世纪40年代,逃离波兰的布热津斯基最初想去英国,但他的签证申请被拒。命运的安排让他漂泊到了美国,并成为一个塑造了历史的巨人。难以想象,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新一代的布热津斯基们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当然,最终蒙受最大损失的将是美国。

欧洲的转机

历史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神奇的转折点。

若不是埃曼纽埃尔·马克龙的横空出世,默克尔多半没有勇气和底气说出慕尼黑啤酒帐篷里的那番话。在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重压之后,今年春天的法国大选一举扭转了欧洲的政治局势。

在那场令人忧心忡忡的大选中,年轻的马克龙取得了历史性的惊人成就。在反欧、反体制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之际,比史上任何一位法国政治家都更加强烈支持一体化的亲欧建制派政治精英马克龙依靠着自己组建仅有一年的前进运动(En Marche!)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右翼民粹主义政客马琳·勒庞,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也是继拿破仑之后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龙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法国本身,它很可能标志着本轮西方民粹主义浪潮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而在总统选举获胜后,马克龙领导的成立才14个月的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在6月中旬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继续高歌猛进,在总共577个席位中拿下355席,掌握了超过六成的绝对优势。

看得出来,在习惯性地沉浸在忧郁之中并得过且过、随波逐流了数十年之后,法国选民决心要重新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给予了马克龙强有力的授权,这为他将要推行的艰难的改革计划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家马克龙的政治运动与过去几年西方边缘政治势力和一些主流政党采取的策略完全不同,他从不试图迎合选民的各种极端和狂热诉求,而是坚守超越传统党派的中间温和路线。在经济上,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缩小政府规模、放松市场管制、削减社会福利、鼓励自由贸易;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者,认同推动欧洲进一步紧密一体化以及促进全球化。

马克龙的几乎所有政见都赢得了默克尔的高度赞同,使得德法这两个欧盟和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出现了多年来难得的“蜜月期”。马克龙在正式就任法国总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亲自飞往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商讨两国在短时间内共同起草一份深化欧盟一体化的路线图。这既体现了他希望在欧洲问题上有所作为的雄心,也展示了对德国的尊重。不仅如此,马克龙还任命了一位能够说一口流利德语的亲欧派总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多年来一直对自己的这个邻居大国将信将疑的德国大感宽慰和振奋。默克尔在G7峰会后说,她与马克龙的互动非常好。据称,她已经向自己党内的保守派暗示,德国应该作好妥协的准备。这主要是指在修改欧盟条约、推行共同财政和共同债券等方面持更为开放的态度。简单地说,就是德国未来或许会同意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法国和欧元区的改革计划。

法国出现的重大转机让欧洲领导人看到了希望,在遭受了一个又一个挫折之后,乐观的情绪10多年来第一次重新洋溢在欧洲大陆上空。欧洲在一年前刚刚失去了英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伙伴,但一年后它赢回了法国这个核心。

当然,仍然有许多观察家会冷静地提醒:还记得巴拉克·奥巴马和所有那些关于“改变”和“是的!我们可以!”的空谈吗?的确,如果对这位39岁的法国总统寄予太高期望的话,结果或许注定将是失望。法国是一个积弊沉疴累累的大国,从马克龙的几位前任的失败教训来看,要有效地改革它,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历史是人创造的,马克龙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且他的开局阶段顺风顺水。未来他肯定会遭遇一个比一个更严峻的考验,但就欧洲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主要大国如今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而且它们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和默契。

今年恰好是欧盟成立60周年。

1957年,6个西欧国家签署了一份条约,同意创设一个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它后来一步步发展为今天的欧洲联盟。60年来,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是当初那些“欧洲之父”们无法想象得到的。然而,当欧盟领导人今年3月25日聚集在罗马,庆祝欧盟成立60周年之时,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惨雾。

他们深知,欧盟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国家共同体”眼下遇到了大麻烦。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移民、难民、身份认同及恐怖主义,到英国的抽身而去,这些接踵而至的危机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然而最大的危机还在于因为上述这些难题而不断催生的欧盟内部的疑欧和反欧的民粹主义政治冲击。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欧盟领导人长久以来束手无策,只能被动地拖延。然而这种得过且过的消极的鸵鸟政策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因为谁都明白,以欧洲目前的脆弱状况,只要再爆发一场金融危机,或者在其他国家再出现一两次如同英国公投那样的民粹主义政治得势,就很有可能成为压垮欧盟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马克龙的意外大胜令人颇有一种老欧洲终于否极泰来、焕发青春的兴奋之感,金融市场也为之一振。市场如今憧憬,若法国真的能够启动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并与德国达成妥协,则陷入困境的欧元区财政和经济就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整顿。

随着法国大选结果的出炉,欧元的压力大大缓解,兑美元汇率创下近年来高位;全球投资者也大幅增加欧元区股票持仓比重,削减存在退欧不确定性的英国资产。

事实上,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业信心在马克龙当选之前就有所改善。低油价、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和廉价的欧元让欧洲经济出现好转,外贸出口强劲回升。就连危机最深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制造企业的信心也达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经济呈现向好的乐观趋势的带动下,欧洲民众对欧盟的好感也开始触底反弹,大幅提升。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德国和法国民众对欧盟的支持度比一年前英国公投脱欧时上升了18个百分点,甚至英国对欧盟的好感度也大大提升,当前英国民众中对欧盟持正面看法的占54%,较一年前公投时提高了10个百分点。在调查涉及的其他9个国家当中,想要像英国那样退欧的支持者都不超过35%。

调查显示,如今,有68%的德国人和56%的法国人对欧盟持积极看法。在所有国家中,唯有意大利和希腊民众对欧盟的好感未见显著反弹。而在荷兰和西班牙,认为本国经济形势正在转好的民众比例分别大幅上升了25%和15%。

皮尤的最终结论是:“欧盟已经摆脱了之前民意支持度低迷的状态。”

不少人因此判断,随着民众对欧盟支持度的触底反弹,民粹主义的力量也已开始见顶回落。

可以预期,到今年9月24日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国大选中获胜,第四度出任德国总理的时候,人们对欧洲经济和政治的信心还将会进一步提升。按照现在的形势,只要不出现极度异乎寻常的情况,这个结果几乎是不用怀疑的。唯一存在不确定的是,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能否进一步增加在联邦议会中的席位,甚至历史性地一举拿下过半数议席,成为“绝对”多数党。不久前在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选举中,CDU意外击败该州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PD),就是德国选民对默克尔12年执政成绩投出的一张信任票。

眼下,越来越多西方人士认为,随着美国的撤退,默克尔和她领导的德国必须接过西方世界“领袖”的使命。虽然默克尔本人称这种想法是“奇怪和荒谬的”,但他们认为,她在这一历史召唤面前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皮尤近期发布的另一项民意调查还显示,在全球37个国家的民众中,42%的人表示信任默克尔,只有22%的人表示信任特朗普。

上月末,我受德国联邦政府一个部门的邀请在德国作了一次一周多的短暂旅行。旅途中我多次询问一些德国人对默克尔和德国取代美国充当西方领袖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大多比较相似——

德国只有8000多万人口,经济、尤其是军事势力都远远不足以单独挑起“扛大旗”者的重任。德国特殊的现代历史也是一个负担,这使大多数德国人对于被要求充当西方乃至世界的领导角色不仅没有丝毫沾沾自喜,反而深感不安和焦虑。对于这项艰巨的使命,德国既没有意愿,更谈不上做好了准备。此外,默克尔本人的谨慎天性也使她不愿意轻易接受这项任务。

不过,目前德国政治经济形势都相对稳定,民众对本国和欧洲一体化的认同度也比较高。因此德国愿意在欧盟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至于在维护民主、自由、法治和全球主义等基本价值观方面,不管德国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做到多少,我们的意愿是坚定的。

我当时就在想,实际上,上面这些理念不正是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一直向全世界宣扬灌输的常态吗?只是由于其他西方大国近年来变得如此不正常,德国的正常反而显得异常、鹤立鸡群。

然而默克尔也在改变,这一点从她近期在全球问题上变得越来越自信和直言不讳上就能看得出来。

长久以来,德国的最大烦恼就是缺乏一个实力相当且能够负责任的法国伙伴。默克尔私下里有时也抱怨,疲弱的法国在解决欧洲事务上拖了自己的后腿。如今,年轻的埃曼纽埃尔·马克龙带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时刻。德国必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争取重塑法德轴心,合力将欧洲这条大船拉回正轨。放眼世界,默克尔和马克龙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例如,年轻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当然,默克尔未来仍然必须小心翼翼地同善变的特朗普处理好关系,离开了强大的美国,许多事情注定是做不成的。然而实力是一个动态概念,永远处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况且实力还有软硬之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软实力比硬实力更重要,默克尔现在就握有这种令世人景从的强大的软实力。

考虑到同样年轻的马特奥·伦齐在明年的意大利大选中有可能卷土重来,欧洲的未来看起来将会明显好于过去一段倒霉的日子。因为,在三心二意的英国离去以后,欧洲现在出现了一个强有力且彼此信任、相互团结的领导力轴心。

但这无疑将加速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退。

双边取代多边

7月6日,就在G20汉堡峰会开幕前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容克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既是对峰会的一个重大“献礼”,更是对特朗普式保护主义的一次有力回击。它向世人传递出全球化未死、世界秩序仍在运转甚至深化的积极信息。

这项全球第一和第四大经济体(若将欧盟视作一个单一经济体,则它是当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中、日分居第二、第三和第四)之间庞大的自贸协议历经4年艰苦谈判方才最终达成。在未来10年中,欧盟与日本之间99%的商品关税将全部取消。双方还同意向彼此开放各自的政府采购市场,并取消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

对日本来说,日欧自贸协定的达成是对特朗普退出TPP导致该协议流产的一个重大补偿;对欧盟来说,这个协定则是对英国退欧的一个补偿。同时,它也对已经退出TPP的美国和启动退欧程序的英国构成了明显压力。

不过,这毕竟是一种双边、而非更有效的多边制度安排。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在本次G20峰会期间和前后,各国领导之间进行了广泛和频繁的双边互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前往汉堡之前先去了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汉堡之前不仅先去了华沙,还分别与习近平和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在汉堡,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对惺惺相惜的大国领导人终于实现了第一次面对面会晤;离开汉堡以后,特朗普还将前往巴黎……

默克尔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特意提到了峰会期间的各种双边会谈和协商,她是作为一个成就而提到它们的。但究其本质,从多边机制退回到双边机制是一种效率的降低,并且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压力,含有某种隐性的保护主义成分。

但这就是特朗普带给这个时代的新东西。因为美国的消极和拒斥态度,任何全球性的多边体系都不可能继续推进下去。如今的美国更乐意达成各种双边协议,特朗普认为这更不容易让美国“吃亏”。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迫不得已只能退回到不需要美国参与的各种双边磋商中。

可以预计,双边机制取代多边机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大趋势。有鉴于此,像G20这类机制本身的重要性也会开始下降。因此,汉堡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