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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中国 | 阿来:文学是我的精神宗教

孟静2017-07-24 16:42

孟静/文

从最早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到非虚构文学《瞻对》、《大地的阶梯》,到近年的新作“少年文学”《三只虫草》,阿来的创作领域根植在藏区、藏族文化。他在用文学的方式呈现藏族真实生活、发展历程以及雪域文化的精神面貌,仿佛在用文学作家自己的方法探寻一条藏族发展融合的路径。这位出生和成长在大渡河上游川藏高原嘉绒藏区的藏族作家,不喜欢被贴上“藏族文学家”、“少数民族文学家”这样的标签,“我只喜欢我是文学家。世界上哪有在文学家前面贴民族标签的?什么时候讨论文学会先把这个东西绑定在文学前面。”

学界有关阿来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其中有分析他的民族认同、身份撕裂和归属感问题的,他很不赞同,认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那是西方的“后殖民理论”,不适用于在中国内部来讨论多民族问题。“我觉得我的归宿感很强。一是我背后的山川土地,不管对这个族群文化怎么命名,我就是它的一部分;第二,我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生活在这个语言当中,语言就是我的宗教,语言就是我的信仰……”

阿来的书桌上堆着一摞马尔克斯的作品,还有一本没有封面的出版社内部版新书,近期他在重读马尔克斯。他说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最完美的,而最新出版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他还不舍得读,担心读完了就再也读不到这个“老头”的作品了。桌上还有两本有关植物的台版书,他一直对大自然、高原植物、生态环保,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有特别强烈的感情。

他还在创作新作品,依然是关于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一本有关藏区探险的书,小说的原型是一个美国探险家在藏区的游历故事。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阿来

阿来的追寻与守望

问:你在文学创作中,会碰触到敏感话题吗?

阿来:我说过很多次,世界上从来就有很多敏感的问题,但用学术正本清源,就是最好的脱敏方法。永远只用政治的方式去谈政治,用情绪去对应情绪,才可能是敏感的,甚至不敏感的地方也弄出敏感来。但用学术的方式,那是研究,是在还原事实。在我的心目中,没有那么多敏感。

问:可现实就是如此。

阿来:现实无非就是,我们怀揣功利之心,急于变现,今天写出来明天就要发表,就要得奖,就要被重视——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我的想法是:写作也好、阅读也好,首先是想弄明白一些问题。我进入这个领域发现现成的东西少,等我慢慢研究弄明白了,却发现暂时没有出版的可能,但就算这样,我得也没关系,明白了也是生活。

敏感确实有,比如讨论民族问题,有两方面的敏感,比别的敏感还多:一是我们有官方意识形态,有一些标准答案,使大多数人不敢逾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本民族内部的问题,很多本民族的人也反对你讨论一些应该讨论的问题。中国有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大家也养成了习惯,通常在表面都很客气地说少数民族好。多数民族这样讲少数民族,算是一种友好的客气的姿态,其实背后还要种不把你当回事的骄傲。慢慢地,在少数民族内部,包括学者和知识分子,更不要说普通人,把这个当真了,也说我们什么都是好的。我因为会说些不好的东西,因为这个也常常被攻击,被责难。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真实来观察,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文化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如果你触及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呈现一些真实的东西,(民族内部的)这些人更敏感。但我必须说,看看这个世界,是那些善于反思,善于检讨的民族进步多,还是拒绝反思与检讨,一味美化自己历史,美化自己文化的民族进步多?

问:你会有这种矛盾感吗?本身是少数民族,同时又在用汉语写作藏族文化,用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寻找藏族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方式,同时还得跟刚刚说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政策要一致,你会矛盾吗?

阿来:因为我只有两个标准:一是我在搜集材料、分析问题的时候,我是负责任的。搜集材料包括书面,也包括大量的实地走访。我从这样的途径中产生的感触和想法,有一部分肯定会形成文字,变成一个文学作品。

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还要服从第二条标准,那就是文学审美的要求,文学形式的要求。我只服从这两个标准。不服从的结果无非暂时性的出版或不出版的问题。再说了,文学的目的,至少我的文学目的中是希望国家,国家中的不同民族共同进步的,而整个国家的政策取向也是追求这个目标的。大方向一致。在一些具体的层面上,因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会有差别,一些应对措施可能也不尽一致,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问:学界有很多做阿来研究的,博士论文、大学教授主编的学术研究文集等,其中有涉及到关于阿来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甚至是身份认同问题。你有这种割裂感,或者归宿感吗?

阿来:没有。刚才我正在整理一个录音,在北大中文系讲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最初就是关于母语问题,其中我也讲到这些,我现在强烈反对身份认同问题。

我们的学者在援引理论资源的时候,出了问题,研究身份问题、文化认同的理论,是从“后殖民理论”中来的。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是在二战前后,那些殖民国家发展不行了,比如英国、法国,这时他们建立的殖民地要独立,比如印度,而独立就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印度、巴基斯坦要分离开,信伊斯兰教的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叫巴基斯坦;而信印度教的,待在印度。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身份认同包含两点:一是血缘;二是文化,文化就包含宗教。我们很多学者就把这个理论转移来讨论中国内部的问题,除非他们也认同,中国的成立跟早年大英帝国一样,国家内部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民族自主独立,不然你谈这个问题就是……“后殖民理论”这个理论工具,不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中国学者真的有出息,就应该创新出来一套适用于中国的这种多民族国家的理论。

所以,任何一个理论都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跟作用,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中国学者……我最烦的就是半吊子理论家,不知道理论武器是干什么用的,就拿过来。

我还有一句话,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的,我们用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会找到我们的同类,这是个寻找同类的过程;但是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找到同类的时候也就找到了异类,这是一个不断地识别过程。最后你发现同类很少,异类很多,找到一个朋友的时候就是找到了五个敌人。但在一个国家内部讨论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文学的功用,这么多年,从古到今,通过语言,也通过其他方式,就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我们今天这些大的民族都是这样来的,中国是这样,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包括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也是通过一个不断整合融合的过程,一千多年前它还是西藏的一个小部落,最后它也统治了这么大一块地方。

今天中国有一个问题,我们照搬很多西方理论,但确实要想一想,考察一下当初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了。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这些多民族地方,跟知识界的议论是不一样的。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那些情形,跟知识界讨论、划出的很多边界也都不一样。

倒是一些外国人研究这个问题,研究得很好,比如拉铁摩尔。他看到中国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但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慢慢化解这些内部问题的方法,慢慢地彼此之间交融,当然也经常发生冲突。他说中国内部有很多边疆,现在简称“内亚边疆”。“内亚边疆”不是陆地上的国际线,但它确实有一些文化交接的地带,有两、三种、多文化交叉混杂的地方,它的边界是模糊的。而很多我们认为的整合也好,融汇也好,甚至是冲突,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地带展开。我读拉铁摩尔,就觉得这“小子”说得好,因为我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我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藏区发展的碰撞与融合

问:关于西藏地区的民族问题,你也有类似的表达吗?

阿来:我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在表达这些,差不多每一篇作品,只是从不同的方面而已。

问:对《瞻对》,这个后来叫“新农县”的地方的民族发展过程,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阿来: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它就是最极端的一种方式:不断地冲突,双方都不对自己的文化、制度做任何调整。

我对这段史料感兴趣的是,清代两百年时间,它跟中央政府打了六次仗,每一次原因都一模一样,而每一次它反抗的方式,清朝政府镇压它的方式,镇压以后善后的方式都一模一样。在这件事情里看不到任何进步。

我觉得这好奇怪,乾隆皇帝派兵去打,他怎么不看看他老子打的时候留下的记载资料。这些资料还是很完备的,雍正当年打仗的时候用多少兵、怎么进兵、怎么善后,写得清清楚楚。再过两年,嘉庆又要去打,他不管,好像从前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当地也一样,当地不组织发展生产,被打得不行了,就休养生息几十年。然后又对财富有觊觎,其实就是想追求财富,侵占邻居的地盘,经常抢几户人家,抢几个村子。或者派出一支队伍直接出去抢劫,把人家一群牛、羊赶回来。有点元气,有点活力了,就要打仗了,最后整个部落遭受灭顶之灾,又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缓过气来,继续打仗,一模一样,从来没有改变。历史要进步。

法国有个历史学家说,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它发明一个词叫“历史清零”,“清零”是计算机的术语。

他说一个朝代的建立,一点点进步,先是很小一点,然后打仗,从别人手里把江山拿过来,经过慢慢治理,获得一阵子短暂地繁荣,然后他们又把所有之前他们推翻的王朝所犯过的所有错误,重新犯一遍,让另外几波人来把它推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像西方社会的民族战争,推翻了秦朝,又推翻清朝,为什么把咸阳一把火烧掉呢?就是经过两、三百年,建立一个政权,积累了财富,发展了文化,最后自己通过残酷的战争,把这一切都抹平。他称之为“清零”。

再一次重新开始,又遇到一个好皇帝,到有一天开始强大了,他的子子孙孙又把前朝犯过的错全犯一遍。这在中国是真实发生的。

问:这样概括可能不太准确,你是民族改革的支持派吗?

阿来:我是所有改革的支持派。

问:但这当中就会有矛盾,希望民族发展,加快现代化,但同时势必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环境生态破坏、内外部矛盾、跟不上时代的这些人被社会抛下。

阿来:改革发展会造成破坏,但只要给它足够的尊重,生态是可以建设的,也是可以弥补的。比如修一条路,这个地方有损坏,可以在另外地方补回来,这个地方砍掉一棵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栽上。

问:你觉得现实中的这些政策是如你所想的这样吗?是良性的?

阿来:至少我觉得,在我的家乡情况还是好的。

问:你的这么多作品背后,都是这片土地,是要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或是乡愁,还是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阿来:我有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对这片土地上所有时期生存的人,他们的前世今生我都关注,但是我没有乡愁。所谓乡愁,就是老是要回去,往前走不好,或者往前走不成功,需要得到一点安慰,我没有这个。

我最大的乡愁是,我太害怕我的故乡那片土地,在这个社会前进过程中它会变得过于满目疮痍。但是今天的中国,我觉得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是一个后发展的社会,我们应该知道在这种开发、发展过程中怎么尊重和保护环境,不要付出太大代价。

更重要的,还是希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封闭在一个特别落后、愚昧的世界里。我觉得他们慢慢可以加快步子,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能够享受现在文明的成果。而且只有这样,跟上时代节奏变化,学会自己建设自己的土地之后,这个民族才有未来。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专门为全世界保留下来的落后样本,当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问:你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还是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阿来:从本质上讲,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不是说我对社会绝望,我是一个宿命感很强的人,就是应该怎么样。

我想到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写的“沧海之一粟”,我们生命再怎么宏伟,现在我自己也慢慢地走向老年。这个世界再美好,我们还是得跟这个世界告别,或者说是这个世界要抛弃我们了,把我们开掉,换新一波人。一想到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可乐观呢?

但是反过来,我们尊重生命,几十年生命不容易,我们就尽量做一点事情:首先使自己更丰富、健康一些;再心有余力,也为改造这个社会多多少少做一点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哪怕一点小小的努力,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现在也得看到,社会包括政府做的事情,同时是站在一个什么角度来看待,只是批评你的不足,还是既有批评也有期待。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不能说这个变化没有,不然将来就成了双方的争议,一方面政府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承认;另一方面政府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反正做了你们也看不见。这个可能就会造成知识群体或老百姓,莫名其妙的跟体制形成一种对立,这可能会使得我们中国社会陷入一个更糟糕的状况。

文学与文化

问:听说你计划在成都宽窄巷子开一间书店,会是什么样的设计风格?

阿来:风格方面,我喜欢院落式的建筑;另外我觉得书店是大家坐一坐聊一聊的地方,要把空间打通,尤其是把书和人的界限打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卖场,爱书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聚一聚。和书相聚,和读书的朋友相聚。

其实,书店的出资人和管理方都是四川新华文轩发行集团,他们跟我商量,用我的名字开个书店。我呢,帮忙挑挑书,帮忙主持一些交流阅读经验的活动。

问:选书会有一些自己的个人喜好吗?

阿来:那肯定,我会挑书。现在读者自己挑书很难,都是被文化公司、出版社推销,书店也是跟着这个走的。因为出版社或一些文化公司它也要挣钱,不一定都推荐最好的。读者基本上还是在被媒体操控,媒体大部分时候也是跟着出版商的指挥棒在转。

问:关于如何甄别好书这个话题,我记得你在某本书的序里写过,考上马尔康民族师范后当乡村老师,也是那时才开始接触书,开始看大量的书,但那时你就能从书店,或是一大堆书里挑出好书,能分清好书、坏书。这是一种能力。

阿来:我也觉得奇怪,我虽然出生在没有书的乡村,成长在仇恨书的文革时期,但好像就是跟书有种特别的缘分,我拿到的书或我读的书总是好书。那时候并没有那么多人在开书单,媒体也不太关注这件事。我那时接触到的媒体新闻也是滞后的,八十年代初在乡下教小学的时候,拿到的报纸一般都是一星期以前的,过时的新闻也不会再多看,偶尔听听收音机。那时候我找书不只是在书店里买书,也在当时有些单位的小图书室里找。后来读得多了,才发现那些书全是经典。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喜欢读,有一种阅读喜好和阅读趋向在指引。有些大家都在读的书,拿起来一看,反倒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们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流行“伤痕文学”,我觉得它跟我的人生态度是抵触的,那些描述关于之前下乡受了多少苦,或文革中谁受迫害了,跟我看过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比如俄罗斯文学,他们也经历被流放,十二月党人,但他们在作品中,很少讲类似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那种哭哭啼啼的内容,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思索,考虑很多问题。而我们的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讲述对农村的控诉。我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不大接受这些的。

问:你早年就喜欢音乐,比如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贝多芬 《春天》这类的钢琴曲,是有受到熏陶?以及聂鲁达、惠特曼的诗歌的影响?

阿来:这不是先后的问题,这些几乎是同时的。1977年恢复高考。高考以前我们没有好书读,没有好的音乐听。恢复高考后我也上学了,上了普通的师范学校。这时候社会上才慢慢开放,过去封存的东西开始解禁,图书馆、一些单位的图书室,文革中没被销毁的东西就开放了。同时,书店里三天两头就会有新书要出来,我们那个县城,第二天有什么新书上架,头天就在门口贴个通知,第二天很早大家就排上队了。好的音乐也是那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一台电唱机,一些塑胶唱片。我就在那些美妙的音乐的陪伴下读那些喜欢的书,使我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宽广的书。
 
     问:那时候你还没有从事写作,偶尔写些小诗歌。

阿来:没有。连写诗也是后来的事情。就只是读书,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入迷地读书。我不是因为要写作才去读书,而是读书多了,激发了自己的情绪和一些经验,才开始尝试写作。只要想要读书。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要写作,就是读书。二十岁前没有书读,在乡村里很少看到一本完整的书,我曾经读过的有限的一些 书,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封面都没有了,结尾也没有了。就从中间开始读。我记得读过一本书,内容有关战争,后来我才知道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居然当时读过这本书,但没读完整,开头好几页没有,结尾好多页也没有,只读了中间部分。

问:现在呢?还是依然保持着之前的阅读喜好或感兴趣的题材?

阿来:现在读文学作品就少了,因为读了这么多年,说老实话,中国今天文学出版的量虽然很大,包括国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但可读的东西不多。数量应该都是个位数级的。现在经常是在重温一些东西,都是过去已经读过的,而不是新的。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处处说新,说创新的时代,但在精神生产领域,真的新东西着实不多,偶尔有,但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于是,我的阅读就转向历史等别的领域。再有就是搜集跟自己写作有关的资料,梳理和研究这些材料。我写作的题材范围中,现成资料整理得好的很少,大部分都靠自己一点一点去发掘。因为中国的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拉铁摩尔所说的那种“内亚边疆”问题,在中国学界,还是很薄弱的部份,一来认真研究的人少;二来,成果水平也不高。我自己写作前,先回到史料。

问:这是写作需要,还是个人阅读兴趣?

阿来:这也是一个认识的需要。好像跟写作有关,但最后发现绝大部分跟写作也没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答案,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几乎是空白。我自己学术研究水平也非常低,但我随便看几篇资料都觉得不会是像某些学者说得那样。所以我就只好自己花功夫,不敢说是研究,但跟研究有点类似。

问:我知道你不喜欢给人推荐书,列书单。你个人有没有很喜欢的书?

阿来:对,每个人面对的情形都不一样,无论是个人的情感状态,还是关涉面更广的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感受与思考,都不一样。所以,要读的书也就不尽相同了。(拿出一个大袋子)这是我最近刚重读过的书,读完了我就把它拿回家。不是因为要写书,而是我还在保持阅读的习惯。

问:(从中拿出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这是在上马尔康师范之后,读的第一本书?

阿来:对,第一次读外国人写的历史书。那时就很惊讶,他(威廉·曼彻斯特)写的历史,怎么跟我以前读的历史不一样,我们的就是那些通史,那些我们都看惯了的。当时我看了两本断代史:《光荣与梦想》、有关德国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写得非常棒,尤其是作者使用材料的方式,观察社会的方式。读过了,也学会用这样的方法去观察这个国家与社会。

而我们的那些描写历史的书,比如前些年流行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是讲宫廷,各种人事纠葛,各种利益盘算,各种阴谋诡计,皇帝和嫔妃,皇帝和儿子,皇帝和大臣,大臣和大臣,大臣和外戚,和宦官。看不到民间,看不到社会,看不到思想流变,看不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演进。讲历史就等同于宫廷政治,不能那样。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但他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将相的,人民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讲人民创造历史,在史学界就变为讲农民起义,起义最后胜利者,还是去当皇帝。

而你看他(威廉·曼彻斯特)记录历史,(翻开书)他用的这些照片,目光投向的是整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我才要重读。这教我们更全面地观察我们也在急速变迁的社会。

(拿起《群氓之族》翻开)这个是讲民族问题的,包括美国的种族冲突。好多民族问题,都是以爱国爱族爱教为号召,去和别人血腥冲突的。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拿起《小王子》)《小王子》就很简单了。那么简单,却又那么丰富。埃克苏佩里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经历,最终却写了这么一本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书,为什么?

这些都是我最近重读过了,现在要拿回家装回书柜,然后等哪天又翻出来再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