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90年代没有GPS导航、也没有网上预定旅馆，往往是一放假，就开车去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深更半夜开车累了，就在高速公路边的酒店睡下。后来我一直很怀念这种随意的、自我赋予不确定性的旅行方式：没有一定的日程，有时连目的地都没有。

有一年秋天去东部，在上纽约州山里遇暴雨，天色全暗，前方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好不容易从山里开出来，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又饿又累。这时抵达一个小镇，忽然看见路边有一家中餐馆招牌居然是“北京饭店”，立马停车进去。一位胖胖的白人姑娘招呼我坐下，菜单全是英文。我笑笑问她：“你老板真是从北京来的吗？”她说：“我觉得是。”我告诉她，我真的来自北京。

我正在喝送来的一碗酸辣汤，忽然耳边响起了很正宗的北京话：“这么晚您到我小店来，这可是贵客呀！”老板是个面白无须、眼睛微眯、一团和气的中年人，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那么多，在一个山间小镇遇见一个北京人开餐馆，在我来说算得上奇遇；在他来说，就要打烊之前忽然有一个北京人从风雨中走进来就餐，也是非常少见的。

老板特意进厨房让大厨炒了一盘京酱肉丝送给我，然后坐在我对面聊了许久。他说话有些老北京的味道，而且是特别客气、讲究用词、礼数周到那种。没一会儿工夫，我就了解到沈老板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在农场里干了十年才回到北京，分配到街道工厂当工人，后来和海外亲戚联系上，由亲戚担保就出来没回去。

“那您这快二十年也挺辛苦的吧？”“还不都是为了孩子！为了让她出来上个好学校，有份好职业。”

沈老板很自豪地告诉我，女儿上了常春藤学校，现在已经在波士顿当医生了。“她常回来看您们吗？”“基本上不回来。她很忙，而且接触的人、生活的圈子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

打烊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也该去找酒店睡觉了，于是和沈老板告别：“您最近回去过北京吗？”“哎，从出来以后就没回去过。家里老人都不在了，再说开餐馆这一行，根本没什么日子能走开。”“北京这些年变化非常大，我去年回去都找不着家门了。”“是啊，不知道我以前住的地方是不是也面目全非了？”“您以前住哪儿？”“七号大院你听说过吗？”

在一瞬间我忽然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猜到沈老板是谁了。“当然当然，七号大院可是个有名的地方！”

沈老板微微笑了一下，在我眼里笑得有一点凄凉，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错觉。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和他告别了。那晚在酒店住下后，我半天睡不着。此后我偶尔想起过那次邂逅，但是并没有想再去联系。

二

在北京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从单元门进去往下走，有一间独门独户的地下室，里面堆满半个多世纪的书与旧物件。据说我童年攒的几百张烟盒也在那里，如今应该能换两顿酒喝了吧？我走下昏暗的楼道，打开门上有些生锈的铁锁。很久没有人进到这里，地下室里一切都落着厚厚一层尘土，也许这就是过往时光的本来面目。

我下来寻找最早的七号大院故事，那是一个薄薄40页的笔记本，上个世纪70年代文具店里最常见的那种。1979年夏天，我踡在中央党校北院主楼六层会议室的皮沙发上开始写这个故事。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到美国，会知道“七”在那里是一个幸运的数字。据说人喜欢哪一个数字反映其性格，我从小就本能地喜欢七，觉得听上去很美；这种喜欢就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七号大院自然是非常真实的，一闭上眼睛，所有细节纷至沓来。那是从1949年到1980年代北京的种种生活状态之一，上演许多琐碎时光、爱恨情仇。我一直想写七号大院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我还是个高一学生，没有能力写完。那个笔记本的字迹或许已经褪色，纸可能也脆了，躲藏在地下室的某个角落里，我最终没有找到。不过找不到也罢，故事就在那里，而且在过往的38年中展开了许多新情节。

我走进七号大院正门时，石狮子依然在那里，披着斜阳，沉默不语。我恍惚间看到一位老先生散步，那是半个世纪前在早晨与黄昏经常看到的风景。老先生一头银发，面貌清癯、身材笔挺颀长，天气凉下来以后披一件风衣。人们都知道他是卢教授，虽然不大清楚他是研究什么的。我小时候经常随父亲去他家，灰白的日光灯下，是老式硬木家具，和单位配备的简单家具完全不同，边边角角油漆都已褪色，磨出一层岁月的光滑。卢教授很健谈，手握一个烟斗，在烟斗背后喷云吐雾。太师椅旁的茶几上，是一个巨大的烟灰缸，他时不时把烟斗倒过来在那里敲一敲。

父母不抽烟，但我从小在各色卷烟、香烟的味道里长大，曾经靠鼻子一闻就能分辨大前门和工农牌香烟的不同。我最喜欢的，是那种类似巧克力香味的烟丝味道。在童年的记忆里，北京的冬天漫长而寒冷。那也是因为文革开始后，烧锅炉的工人师傅们闹革命不认真烧锅炉，以至于暖气时有时无，即使有，也只是暖气管子摸上去温温的而已。房间里温度一般只有几度，大多数人都穿着棉袄。窗户是很少开的，烟还是照抽不误，所以关于许多人家的记忆，都在一层薄薄的烟雾中。不过，那时并不曾有很多人得肺癌。

晴朗的日子里，北京蓝天白云，我坐在七号大院门口百无聊赖，口中一遍遍模仿大鼻子公共汽车启动、行驶、到站开门的声音。忽然一小队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前面押着卢教授和两个我不熟悉的大人。我看见卢教授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但是他依然腰板很直，只是略微前倾。我回家告诉母亲，她神色严峻起来，对我说“这两天你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记不得过了多久，有一天晚上，有人轻轻敲门三下。母亲打开门，看见是卢教授，烟斗煽动一粒红光，映照他的微笑。他谈笑风生地描述了这一段被带走挨批斗的经历，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

就像从烟味识别不同牌子的烟一样，儿童往往有一种直觉，能够感到大人的不同。七号大院不乏学者与读书人，但我从小就隐约觉得卢教授和他们并不一样。果然，等我长大了一些后，就从父母那里听说卢教授是1920年代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军中官拜少将。不过，他们并没有告诉我卢教授是怎样来到七号大院的。

出于少年的想象力，自然对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心生敬意。不过半个世纪前离历史还比较近，不像现在所说的“潜伏者”那样，一不留神就被脸谱化。那时地下党们还没有老去，看上去也只是很普通的人。比如卢教授，在我心中一直是温和长者。不过，有一次他和父亲不知道说起什么，目光忽然变得十分犀利，让我一愣。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卢教授马上平静如常。

卢教授和父亲聊天的时候，我就在他屋里东看看、西摸摸。书桌上摆着砚台，总有几张纸摊开，笔筒里插着长长短短的毛笔。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毛，没有几本书，倒是有一些照片，卢教授坐在中间，一大家人围绕着他。屋角有一台落地式收唱两用机，收音机下面的下半部立着一些唱片，有京剧，也有古典音乐。

卢教授虽然据说有不少子女，但似乎都不在身边，只有老两口带着一个孙女。所以他家很安静，甚至有点尘封萧瑟的气息。他的孙女都比我大好几岁，在院里很少看见，在卢教授家里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户口本上的名字，只记得人们叫她小鱼儿。她其实又高又瘦，不像条小鱼，倒像根芦苇。我很少看见她笑，当然我也不常见到她，即使见到，她也只是瞟我一眼，我自然也就不和她打招呼。

三

卢教授家楼上住的是沈先生，据说是七号大院最有学问的人。还有一种相反的说法，说他是汉奸、国民党。我小时候这两个词基本上差不多，属于“地富反坏右”里的“反”、“坏”一类。不过后面这个说法是因为文革里沈先生有时被拉出来陪斗而流传的，母亲说他也就是有点历史问题。话说回来，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谁没有点历史问题呢？

母亲说她上大学时，沈先生已经是老师了。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是课讲得好，人又好看，是女生选修最多的课之一。偶尔在院子里遇见沈先生，母亲总是很恭敬地问好，并且让我叫爷爷。沈先生那时还不到60岁，一头黑发，戴一副无色眼镜，看上去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样子。他非常客气，说两句话就欠一下身，说话声音很轻，后来我才知道他小时候生长在苏州，但是母亲说沈先生籍贯并不是苏州，沈先生的祖父官拜侍郎，退休后在苏州买了一处小园子颐养天年。再后来母亲又提起沈先生的祖父和她的曾祖父年龄相仿并有过从，这样算起来沈先生确实是比她长一辈。

我猜想母亲没有告诉沈先生他们从祖上就相识，革命年代出身大官僚家庭可不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我很小就被母亲告诉，外祖父是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文革后，我逐渐领悟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母亲上年纪后开始喜爱回忆往事，虽然依旧语焉不详，但已经足够让我看到一幅清末民初官宦人家的图景：他们彼此之间关系错综而紧密，或姻亲、或师生、或同乡。这种往往不广为人知的关系，比大而化之地划分派别或者理念标签更接近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偶然性。他们多数让子女接受西式教育，很多人上教会学校甚至出国留学；沈先生就是这样一路读书、留学，然后回国任教。

以天下太平为前提的人生规划，在乱世注定会荒腔走板。抗战军兴，国立大学纷纷迁往大后方复校。沈先生上有老、下有小，下不了南下的决心，就转到教会大学教书。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美国人办的学校又被关了门，沈先生只好去一些私立学校教书。以后似乎是这段经历成了他的历史问题，也许沈先生当年只是为了谋生的饭碗，然而政审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仿佛悬在空中的利剑。幸好沈先生性情温婉，随遇而安，不喜欢抗辩，安排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这里面也未始没有一种处世之道和对世态人心的了解。由于他的平和，又因为年纪和资历，文革前沈先生相对还是个平安的闲人，挂个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主要靠翻译书的收入维持着“高知”的生活。

不过，我记忆里的沈先生看上去非常普通：穿着半新不旧的蓝色或灰色中山装制服、圆口布鞋，天热时是白衬衫或者圆领衫。除了肤色白皙、细皮嫩肉以外，他看上去和街上的人没有任何不同。他个子不高，本来就不怎么引人注目，也许他习惯于努力不引人注目。这一点他和卢教授似乎恰恰相反：卢教授总是风度翩翩，衣着作派上透着几分洋气，即便是在文革时有所收敛，也一望而知不是个普通人。他弱冠之年成为革命志士，很年轻就身居高位，在地下工作中周旋于形形色色场面上人物之间，也确实一直有着社会贤达的身分，直到搬入七号大院以后才变成不大被人想得起来的闲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卢教授，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陪父母去看他。十年不见，卢教授显著见老。他老伴已经去世，小鱼儿还在陪伴着他，看上去也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了。卢教授听力不大好，说话声音便格外洪亮，像是在发表宣言，宣告他当年和沈先生私下来往：“不敢让人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呀！”他说到这里，看了小鱼儿一眼，她双目低垂，面无表情。

母亲微微一笑说：“我当时就知道。”“是沈先生告诉你的吧？他知道你是谁。”“这个我也猜到了，不过又何必挑明呢。”

即使在30年前他们说起当时还不太遥远的往事时，已经有了恍如隔世的语气，如今我想起他们，更是真真切切的天宝旧事。虽然遗忘在有意无意之间发生，但有时岁月与成长也会加深对往事的理解。当初我不曾明白，一定是卢教授像做地下工作一样接近沈先生，才会去对沈先生讲“你我的处境其实差不多”这样推心置腹的话。卢教授平生阅人无数，才会对沈先生有一种了解和尊重。无论卢教授处境怎样，沈先生多年来如履薄冰，在老革命面前恐怕还是有距离感的；另一方面，卢教授的友情大约也令他很感动。据卢教授回忆，在文革中他经常上楼去沈先生家聊天。沈先生原本不抽烟，偶尔也会点一支迎春牌香烟陪他一起在云雾里走一会，一不小心就被呛得直咳嗽。有一次沈先生被批斗，当天晚上卢教授就过来慰问，沈先生甚至倒了两杯酒端出来。卢教授一饮而尽，然后按住另一杯酒说：“你如果从来不喝酒，那么今天也别喝。酒入愁肠对身体不好，只要留得青山在，被批斗几次算不上一回事。”

四

沈先生搬到七号大院时妻子已经去世，他有3个子女，老大、老二都已长大离家，沈老三是沈先生的小儿子，个子不高，有着南方的清秀与瘦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依然像个少年。他有时背着手风琴去荒芜无人的花园里，一边拉琴，一边唱歌：“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一群比他小几岁、比我大不少的男孩女孩围坐他身边，听他唱歌，也听他讲故事。当然这一切只是悄悄地进行，约好去花园聚会的消息口口相传，不为大人所知。那是七号大院诸多隐秘的小团体活动之一，在那时候，如果被人打个小报告，不是没有可能被打成流氓团伙甚至反革命集团的。然而聚在一起娱乐本是天性，孩子尤其如此，并不会因恐惧而完全终止。我当时是跟着大孩子后面的小尾巴，去过几次，似懂非懂，好像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灯光》：

他们黑夜里告别

在那台阶前

透过薄薄的烟雾

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闪亮着灯光

小鱼儿也是其中的一个，她那两年忽然像吹了气一样胖起来，变成一个唇红齿白的丰满女孩。长大以后，我听说这种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少女肥。”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小鱼儿是什么时候和沈老三好上的，也没有人曾经看见过他们成双结伴，只是流言在大院里游荡，几年后还有人提起。虽然卢教授也遭遇批斗审查，但是七号大院住户的内心深处还是觉得他是老革命党人，他的孙女和一个前朝遗老的儿子恋爱的消息，在大院里是有新闻效应的。

不过这件事更多是沈先生之死的余波，1968年夏天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时，七号大院又经历了一次抄家浪潮，沈先生家这次被抄得特别厉害，他的所有书和手稿都被抄走了。几天以后，他睡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老去的卢教授说起来，声音里还充满遗憾：“抄家的第二天，我去他家里看过。他在一片狼藉中很平静，还对我说‘这回搬家省事了。’我们聊了几句，然后他说他累了，我就说‘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就走了，我一点也没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沈先生去世后，很少能在院子里看见沈老三，花园里的歌声更是从此不再。从这一年年底到第二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沈老三远走云南，我从此以后再没有见过他。小鱼儿那一届初中毕业生相对幸运，不少人留在北京，小鱼儿当了工人，晚上十点多有时可以看到她下中班骑着自行车回来。

时光日复一日，断续听到一些与她有关的故事。传说她曾去云南看望沈老三，每星期都收到他的来信，也不知是真是假。千真万确的是，有一天小鱼儿的父亲忽然出现了，原来是一位穿着绿军装的军人。听到他坚决反对女儿和沈老三好，大约没有谁觉得诧异。不久小鱼儿就当兵去了，1970年代末脱了军装，回到七号大院待在爷爷身旁。卢教授去世后，小鱼儿继承了他的房子，一直住在那里。因为没有结婚，早年若有若无、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一段恋情，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传奇。

沈老三一直没有回来，七号大院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渐渐把他遗忘。我走在这里，也没有人认得出我，只有我自己一点一点认出往日。其实七号大院是为数不多的在天翻地覆中没有多少变化的地方，虽然花开花落不知多少度，花园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形状。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