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杰

“如果货币与社会的关系就像血液与身体的关系一样，那么金融业就是心脏；对身体泵入的血液太多或者太少，身体都会受不了，而干扰心脏工作—哪怕只是一小会—身体可能都永远无法恢复正常。”这是荷兰人类学家Joris　Luyendijk在一本考察伦敦金融城生态的金融普及读物《与鲨鱼共游》（Swimming　with　Sharks:　My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Bankers）中得到的结论。他在强调了金融的重要性之后，重申了贯穿全书始终的对金融行业系统性、先天危机的忧虑：行业的“短期主义”特性，从业者的平庸之恶，监管者的能力限制和社会公众的无知，让空前重要的金融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逃不过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我们无能为力。作者在书稿完成后征求朋友的意见，甚至担心在摆明事实的残酷和解决方案的无望后，是否将书稿搁置一旁不出版才是对读者的仁慈。

2008年，受美国次级房贷风暴连锁效应波及，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于当年9月15日宣布破产。当时我还是个刚刚从汶川大地震的余震中惊魂甫定，又为北京奥运会感到振奋的大二学生。和我一样，很多人对体量庞大的数字没有概念，也因而对这场后来波及全球、并让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花了数年时间才逐渐站起来的金融危机没有直观的感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昔日出入豪华酒店、乘坐商务舱环球旅行、到天堂小岛度假、挥金如土的金融从业人士抱着纸箱站在华尔街的街头茫然不知所措。这显然大大低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当天，大西洋对面伦敦金融城的投行高管们听到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他们很多人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在全球化发展到即时交易和实时库存管理如此发达的今天，蝴蝶效应得到了最好的验证：伦敦的很多投行人士甚至开始囤积枪械、食物和水，随时准备躲进地窖里，用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应对可能的公民社会的崩溃。为经济输送血液的金融体系哪怕中断短短的几分钟，都有可能酿成大祸。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三年后的2011年，伦敦市多处爆发暴乱，几千暴徒就让伦敦警方无力阻止，打砸抢烧开始蔓延开来。这场大规模暴乱与银行无关，但却说明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即时物流系统的干扰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全世界几十亿城市人口通过即时通讯获得金融体系崩溃的消息会产生什么后果。

提到金融的时候，门外汉会以为这是一个整体，从业者做着相同的事。在中国，除了每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填金融专业的泛滥建议和毕业季一窝蜂进军金融业的就业趋势，除了每个大城市商业中心区的摩天大楼和临近的高端辅助功能区，除了时不时见诸报端的金融监管当局高官落马的消息和各种圈子里盛传的“城市传说”，很多人只知道金融业是个可以“英雄不问来路”的淘金地，是个快速增加个人净值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社会跃层的机会，是个可以展示十八般武艺而不必担心被监管当局抓住的游乐场（他们骄傲地认为监管当局不懂，当然有时候他们这么想是正确的）。然而，要更好理解金融业及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浮华背后业界生态和行业的天性。我想可以以能够串联起“一行三会”（央行，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的简称）的投资银行业为例，当然，我们还是把眼光放到金融业最发达的伦敦金融城，毕竟，中国的金融业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成熟，很可能会变成伦敦金融城的样子。能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取决于我们的智慧。

只有英国人能够将品味（class）演绎得那么好，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金融业天生是一个以风险承担为主营业务的行业，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将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在各种以财富为底色的对金融业的臆想中，尤其是很多狗屁不通的影视作品里，专业性是个受到极大推崇的词汇。而在实践中，“专业性”（professionalism）往往成为掩盖其无道德性（amorality）的皮囊。这里需要区分不道德（immoral）和无道德（amoral），前者是对是非善恶加以判断，而后者说的是根本不将道德判断考虑进来。所以金融交易中，不存在善恶是非的判断，只有盈利和亏损，或者说只有分红与佣金多一些和少一些的不同。难怪伦敦的投资银行家只有在说“职业道德”（work　ethic）的时候才会用到道德（ethic）这个词。这种无道德性的根源是投行业对创收的追逐，每年都要锦上添花，否则分红就会少到可怜，项目负责人也要卷铺盖走人。而投资银行的跳跃式发展形势，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的急剧扩大，造成了业务执行人员的变动频繁，而工作压力也大到惊人。但他们都是一群意志力超常的“佣金猎手”，推崇的是“如果受不了热，就从厨房滚出去”（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just　get　out　of　the　kitchen）。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一份工作可以做一生的时代，频繁的工作变动无可厚非，但如果一个雇员在早上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时刻想到五分钟后可能自己就会被解雇，那么他的行为和心理会是怎样的？这催生了短期主义（short-termism），一个项目经理或者一整个项目团队都有可能随时被竞争对手挖走或者被解雇，你指望他们有多大的责任心呢？

过去几十年，为金融世界带来最大变革的量化交易更将这种复杂性推上了新的高度。掌握数学、化学、物理学甚至植物学专业知识的“书呆子”成了这个时代的宠儿，他们用复杂的数学知识，构建交易模型，并据此展开实时高频交易，金额庞大的资产交易往往发生在毫秒之间。量化交易员是交易员的大脑，他们构建的模型定义了交易员能够以多少数量交易多少资产，也计算出了在每一个特定时刻交易员所承担的风险。而各种产品的结构复杂，计算方法更是非专业人士不能摸到门路，更令人恐惧的是，由于项目和产品团队人员变动频繁，甚至连上一级和最高层的管理人员都不能准确掌握自己公司的业务。“马后炮”是没有价值的，时候追查涉事人的责任本质上只是说明了预防机制的失败。而“管理自己职业生涯”而非“管理客户资产”的专业人士极为重视用电子邮件保留沟通记录并不表现他们的责任心，而仅仅是对为自己的行为和对职权滥用保留借口。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认识到很多金融机构是“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甚至有的是“大而难救”（too　big　to　save），而拯救过无数金融机构的英国前财政大臣Alis-tair　Darling则认为现在更棘手的问题是，有太多的金融机构成了“大而不知道它们在搞什么”（too　big　to　know　what’s　going　on）。监管当局并不认为金融危机是因为有些金融机构刻意隐瞒了风险，而是因为它们自身并不知道自己承担了多少风险，而到风险积累到崩溃边缘时，已回天无力。监管机构不知道，金融机构高管不清楚，更遑论普通民众有多么知情呢？而金融毕竟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金融风险的积累毕竟将危及寻常百姓的生活。

靠加强监管或者增强执法力度来降低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且不论监管当局能力建设（从业者转换身份为执法人员或许有一定作用），用增加系统复杂性的方法能够解决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吗？欧盟自金融危机发生后颁布了30套对所有金融业参与者、产品和市场的监管法规，作为各成员国出台管制措施的框架。但这些规制措施除了使得创办一家小银行变得难于登天之外，对降低金融风险毫无作用。对这个已经对“曝光丑闻”免疫的行业来说，Joris　Luyendijk提出了几个激进的原则性指南，或许有益：分拆大银行，降低体系复杂性；避免银行内部利益冲突，不管这种冲突发生在交易还是资产管理上；禁止银行构造复杂金融产品，这样可以让这个从来不谈“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产业进一步行业自律；从业者不仅要在盈利时分红，也要在亏损时分担他们造成的社会损失。

没有一个金融从业者会承认自己要为金融危机负责，或为领到高额分红感到不好意思，毕竟他们推崇“市场的合理酬报”，毕竟他们做的都是看似无辜无害的工作，但雪崩的时候真的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吗？

(作者系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