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文

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以下简称《樱花》）一书非常有野心，试图从文化人类学与思想文化史出发，通过对樱花在日本从古至今的考察，论证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利用樱花的美学迷惑广大的日本人民，如何能促使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以及富有世界主义视野的年轻人参与神风特攻队，为天皇抛头颅洒热血。

此书在理论上最新颖之处，毋宁是立足于本质主义的文化类型论，引进左派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弥补本质主义的非历史性叙事，因而强化本质主义的可信度，比较有效处理历史的复杂性与不规则。一般主张本质主义的文化类型论，如国民性论，倾向强调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具体来说，中国人“酱缸论”一类就是，这种说法，在英文的日本研究学界，叫“日本特殊论”，在日本就叫“日本人论”。

本质主义的文化类型论

在战后的日本，本质主义的日本文化论，亦成为右派保守主流的日本历史文化认识。不过，日本的情况，刚好与中国相反：在中国，中国文化有顽固劣根性，在日本，日本传统文化是优雅美丽纯粹无暇。因此，历史上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巨，实际上在本质主义的日本文化论里，两者差异很大。这样的观点甚至都渗透到日本自由主义的日本文化论述，比如，战后日本政治学大师丸山真男后期的古层论，什么“执拗的低音”云云，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本质主义文化论。

《樱花》便是从本质主义的文化类型论来掌握日本文化，作者强调日本文化的“源泉性”，所以，樱花需要追溯到日本远古历史，日本王权／天皇以及日本人也要追溯其“源泉性”，这些“源泉性”，尤其是樱花，在作者说法里，都是文化的，最多是（无害的）文化民族主义，而不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民族主义。

此书的出发点就是脍炙人口的《菊花与刀》。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以下简称《菊花》）是战后日本研究与人类学里本质主义日本文化论的开端。《樱花》此书是有意继承，并且试图取代《菊花》。而且新渡戸稲造在《武士道》（英文版，1900年，日文版1908年）一书，就提到樱花是武士道的象征，《樱花》一书里头亦提及新渡戸稲造这段话。在《菊花》，日本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所以《菊花》一书，其实亦是谈菊花与樱花两种花在日本文化的象征意义。

《菊花》开宗明义，就是要分析日本文化里的两极性或双重性矛盾，亦即是“日本人既是有侵略性，同时又没有侵略性，既是好战的，又富有审美意识，既是粗野，亦是客气有礼貌，顽固的同时也善于调整，服从但又憎恨被随意指使，忠诚同时叛逆，勇敢同时胆却，保守却又容易接受新事物”（书评作者的翻译）。因此，作者选了菊花与刀象征日本文化里各种双重矛盾的原型，讨论日本历史，试图呈现日本文化中菊花与刀双重象征的文化类型早已成型。

因此，在《菊花》一书，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说是日本文化里内生的怪物，一个两极失去平衡点的悲剧后果，而不是从外面引入的坏东西。从现在来看，《菊花》一书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讨论，不但简略粗糙，而且有不少误解。《樱花》一书，便是继承《菊花》一书的本质主义的文化类型论，在“日本特殊论”的基础上，对近代日本的双重性现象，尤其是“既是好战的，又富有审美意识”这一个矛盾，提出一个新的解读诠释。

在《樱花》一书，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或两极矛盾，不再是菊花与刀／樱花的两极矛盾，而是历史上，樱花在明治维新以前及以后的巨大差异。在《菊花》一书，对日本文化虽然有同情的理解，但终究将日本的军国主义归咎于日本文化本身；到了《樱花》，虽然一方面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却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并非日本文化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政府恶用扭曲日本文化的结果，如樱花的象征意义受到严重的扭曲。所以，被扭曲的樱花，同时亦是被扭曲的日本文化。

而且，《樱花》一书又很清楚地将日本军国主义理解为法西斯主义，类比纳粹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这样一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拥有了现代性的共时性，于是，《樱花》一书很有技巧地将日本军国主义转化为现代性的问题，而非日本明治以前传统文化的错误。当然，我个人不认为文化可以解释军国主义的兴起，这是《菊花》与《樱花》两书对因果关系的思考模式，所以，在此仅是厘清《樱花》一书的论点。

战争反省的美学化

正因为作者基本上将明治维新以后与以前的日本文化切割成两块，将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日本一股脑看成是日本集体主义与法西斯政权的发展史，与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有决定性的差异。从此处，作者引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这一个概念，企图在技术上解释明治维新以来，一系列传统的断裂与再发明。可想而知，在此书，樱花在明治维新以来，经过断裂与一连串的再发明，就是一步一步军国主义化，原本纯洁无暇的樱花于是被扭曲了，日本传统文化亦被扭曲了。

然而，《樱花》中对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1880年以后到二战结束，基本上视为军国主义的发展、壮大与崩坏。日本如同欧洲不少国家在这段期间发明很多“传统”，此书特别列举与樱花有关的“传统”，从靖国神社、武士道、军人的制服、歌曲、教科书等等，所以，樱花的象征意义，亦是刚好在这段期间越来越军国主义化，越来越受到扭曲。尽管如此，《樱花》此书却有另一个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时间范围上的认识，虽然，比较少见；这是一个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比较严谨的界定，从1920年代到二战结束，这与德国意大利的时间上是大同小异的。不过，在此书中，更常见的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都是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在这第一个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时间上的上限与下限的认识，与“传统的发明”概念有若干难以调和的龃龉。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并不是针对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兴起，而是面对早在法西斯主义之前的19世纪，当大众政治崛起的时候，在18世纪启蒙主义宣告了传统社会与教会的哀歌以后，欧洲各国政权如何从过去的历史文化汲取思想文化的有形无形资源，重新发明似乎是自古有之的“传统”，协助国家的稳定与合法性。所以，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编辑的《传统的发明》一书，被发明的传统，主要不是将政治美学化，而是要鼓舞人心，制造大众的参与感，塑造民族的一体感，进而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建设。

而如今，《樱花》一书使用“传统的发明”却是要论证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的睿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将政治美学化的情况。共产主义的回应便是将艺术政治化”。这样做没有问题吗？我以为是颇有问题。首先，为何英国，法国等等同样热衷发明“传统”，但却没有走向法西斯主义，为何德国，意大利，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由此来看，可以说樱花根本解释不了什么，无法帮助理解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化，而是被解释的对象，乃是社会科学所谓的从属变量。

再者，被发明的传统如果主要是贡献民族国家的建设，其实，徵诸历史，日本的情况亦然，只不过《樱花》作者对日本人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采取了本质主义的日本文化论，以及对日本人或大和民族的族群有自古有之／源泉性的观点，所以，她没看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编辑的《传统的发明》中，被发明的传统不是将政治美学化，而是建构民族的身份认同。

最后，在日本，“传统”的发明，在《樱花》一书之中的历史叙事，其实亦可以看到不少起于江户时期，比如樱花的逐渐普及化，特别是经由浮世绘而在广大民众间传播。但是樱花在江户日本的历史恰恰是《樱花》一书很少着眼的地方，多数是浅尝则止，比如，对国体，“忠孝一致”等等的讨论。再者，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包括樱花的国民化，应该都是可以上溯到江户时期。补充一点：江户时期的樱花其实没有《樱花》一书中所说的普及，比如，提出国体论的水户藩，以爱梅闻名，而非以樱花，所以，在国体论里，原来与樱花没有任何联系。

青年时代的丸山真男在其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省，即是回到到江户时期，发现日本的现代性在江户时期已经开始自我展开了，而后来的发展受到挫折，才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丸山的诠释即使在出版65年后，依然能有效解释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出现。也只有认定日本现代性的内生性，才能更好解释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德意两国的共时性，也才能真正处理《樱花》一书提到江户时期开始的变化。

因而，更有意思的是，《樱花》这样本质主义的保守日本文化历史叙事，同时亦是对现代性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因此，此书“被扭曲的樱花”的说法，将做为法西斯主义亦即军国主义美学的樱花，重新政治化-即是指出这个政治美学隐藏一个驱动人们为国捐躯，为天皇而死的政治目的。不得不承认此书在前卫进取批判现代性与法西斯主义，在后卫守成日本传统文化的两面作战里，技艺训练相当娴熟。

于是，这本书对日本战争的反省，最后竟然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扭曲滥用樱花的象征意义蛊惑日本人民，使得他们如痴如醉，为军国主义卖命，日本人没有问题，日本文化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在这样战争反省论述中神风特攻队队员，不再是妖魔，曾经也是活生生的人，因而再度取回人性的尊严，让读者可以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绪起伏。虽然，作者斩钉截铁地说，此书不是为军国主义辩护，不是要翻案，这都没错，但此书从樱花的文化与历史论述铺陈之后，使得读者可以同情地理解这些神风特攻队队员，这亦不得不说是颇为成功的平反。

因此，此书关于日本战争的反省，完全没有脱离日本战后左右主流战争反省的局限与不足，总是在日本人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点上面打转，不太考虑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为数众多受苦受难的人们，往往认为亚洲人民的受苦受难，就是军国主义在日本兴起后的连带损害而已，真正的首当其冲的还是日本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