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任性与贵族精神

李大兴2017-08-14 16:40

 

北京人说起小孩子,常说这孩子忒任性、矫情,都不是什么好评语。我小时候被认为是乖孩子,其实我很想任性一下,但是没胆量也没本事,只好老实呆着。至于矫情,倒一直和我无缘,我是一向不跟人找别扭更不会为难自己的。长大一点,语文程度提高了一点,就觉得任性和矫情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意思,不知怎的就相提并论了。

我不常饮,但喝一点酒后,往往思路更加活跃清楚。当年在炎热的夏天高考时,便是有赖每天中午一瓶冰凉的啤酒,才下午三场都没犯晕,只是引来监考老师惊诧的目光。二十多年以前,在朋友家的一次家庭派对上,喝了二两白干后,心中暖意微升,开始述而不作地跑舌头。

既然喝酒,就从阮籍说起。阮籍的嗜酒任性,亦真亦假;天真与世故浑然一体,让人能直感到魏晋风度在放涎一面的深层里别有怀抱。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在世事人生的大变动里体会到“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至于“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从来适用于许多年代。

说到阮籍,就不能不说嵇康。后人议论他们,多扬嵇抑阮,大抵中国人品评人物,总要分出高下,并且归结到人品上。嵇康自然人品很好,少年时读陈翔鹤的《广陵散》,那从容就死的风范也很感人。不过,他本是曹家女婿,大约怎么都是在劫难逃的。而阮籍并非卷入得很深的人,也就得以避祸。

也没有什么原因,仅仅从传世的记载,我更喜欢阮籍的性格。他的任性,看起来自然,说到底是很难得的修为。他做事极不靠谱,想起哪出算哪出;遇事得躲且躲,先醉了再说,实在躲不过去,就写了为世所诟病的劝进文章;但也未因此捶胸顿足地忏悔得肠子发青,而是接着找酒喝去也。当然,由此而认为阮籍是率性天真的人可能才是具有傻子的天真。我不大相信我们这个历尽忧患的民族能够容忍天真,事实上,生于乱世又要率性生活的人,恐怕既需世情练达的清醒,更要不为所动的定力。而且从阮籍的角度看,司马代曹又与他有多少干系呢?

如果非要拿阮籍和嵇康比,那么嵇康虽然崇尚老庄,然而其方正的个性与气节的坚守,倒更近乎真正的名教中人,而不是出世之人。这一点鲁迅好像也说过,而据不少大大小小的鲁学家说,鲁迅便是一位更进步、更伟大的现代嵇康。嵇康的不洗澡和谢安的折屐,固然也显出非凡的定力,但总让我觉得有些矫情。

矫情在我看来才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坐怀不乱、又比如三省吾身。前者予人想象空间:柳下惠是不是阳萎,或者是同性恋?后者令人怀疑曾子本人能否做到,就算他做到了,这种反省方法又能否传授,能否不流于虚伪或者自虐?

随着孔夫子之后八十多代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国充分普及了有关君子仁人、烈士贞妇的道德观念与是非标准。它们是如此崇高,以至人们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装蒜,除了矫情几乎没有别的途径达到。在此不必多谈装蒜的人,时人对厚黑学,潜规则一类的关注已经够多,大不必再开一门矫情学。

问题在于,那些真诚的人们,为了当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的人,玩儿命拔着脖子提升自己。中国知识分子越活越累,道德的内在压力和对统治者的恐惧混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内心恒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于是阮籍这类人物渐成绝响,到了清朝,数得出的一个是李渔,却多了些狎玩;再往后的所谓放诞,就转来转去不脱醇酒美人了。

前赴后继、辈出不穷的是讲究文章事功的大儒们,其中近世在修身方面最继承曾子的,似乎当属他的杰出的本家曾文正公。我读《曾文正公家书》,没有一次能够读完。文正公是有原则和极强意志力的人,也是极其矫情的人。律己宽人,是他的美德之一,但这种美德,恰如许多先圣的教诲一样,本身就是矫情的。任性自然的人,恐怕对自己会很宽容,对别人则大半无所谓。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国藩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榜样之所以为榜样,正在于与众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代表什么。从孔夫子开始,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一直深受榜样的操纵,矫情的传统越来越厚重,任性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了。

那晚说到这儿,就到了酒足饭饱,主客半醺时分。海外华人的家庭派对,或以打拖拉机,或以卡拉OK来杀饭后时光。我的舌头也就没有再跑下去,说过的话也就和岁月一起被遗忘。直到去年,已经搬到外州的主人看见我的文字,来电话聊起。听的人比说的人记得更清楚,这也是常有的事。回首这二十多年,忙碌的日子之余,大多是在杀时间。看朋友和自己渐渐变老、看下一代匆匆长大。打牌也罢,写文章也罢好,不过是消遣有生之涯。在寻找一个榜样需要上溯一千来年的时代,以我们的修为,精神上想活得任性与自由一些也许只是个念想。

随着经济高速成长与富裕阶层的形成,近两年“任性”忽然成为一个流行语。基本逻辑是有钱就能任性,任性才能幸福;所以“任性”象征财富与对幸福的追求,进而言之,是一重人生境界或者是一种贵族精神的体现。

不过当下成功人士都是从无到有、辛劳奔波,在变动的社会环境里、在急剧商业化的时代白手起家。他们熟悉策划与计算、谋略与人际关系是正常的,于“任性”则是陌生的,往往不脱任性就是可以由着性子这种字面上的理解。事实上,很多人对于词语的理解是颇为可疑的。他们并不去多想定义与边界,比如自由被理解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分不清任性与胡为的区别。至于把“任性”上升到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则令人不免疑问:谁是贵族,什么是贵族精神,如今存在吗?

我小时候,“贵族”可不是一个好词,通常是和“反动”、“腐朽”、“没落”连在一起,出身贫下中农才最光荣,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革贵族的命。不过人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并不一致,越是高压的时代越如此。对上流社会的向往与好奇,无论何时何地都顽强地存在着。这上流社会不管是清朝的、民国的、还是红色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神秘而遥远,似乎高不可攀,可能引发各式各样的感触与倾向。“贵族”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其实并不被人所知,也似乎没那么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星星点点地住着前清皇族、民国高官、大学教授、银行巨子、梨园名伶、起义将领,虽然在这个时代他们已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大多很低调,夹起尾巴做人,但他们的穿着打扮、气质风度还是有些与众不同。

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令人艳羡,或许也有些嫉妒,然而文革开始不久,抄家之风一起,嫉妒与恨膨胀交错,于是书籍字画付之一炬、黑胶唱片碎落满地,被剃阴阳头、剪瘦腿裤的情景时有发生,刻在我童年记忆。

贵族与贵族精神重新被提起,是九十年代以降的事,文革结束后,贵族虽然污名不再,但随之而来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度,流行的关键词是现代化、西方新思潮和当下,对于听上去有几分复古气味的贵族不甚感冒。进入九十年代,风气骤变,不复西化,转而趋向绍述前辈学人、追溯本国历史,贵族与贵族精神,由此颇获肯定,在本世纪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当代时尚与追求。

不过我们看历史很容易流于以古喻今,即使不那么急切,也往往强调以史为鉴,终竟不脱通过历史诠释此时此刻的思路,忽视了历史学的本质在于寻找与复现历史情景。另外,缺什么想什么是人性使然,如今找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求诸古人,以今天的想象与期待描述,究竟本来面目如何反而成为次要的。“贵族”一语自是很古,不似今天许多常用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日语转口,但其当代涵义更多源自西方,又以英国贵族为标本。大抵英国贵族自成一体,与王权既互为犄角又充满张力,在中国历史上与之最相似的,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夫。英国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从王权与贵族共治逐步走向议会制与地方自治的演变历程。而中国早在秦汉就以大一统皇朝和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拥有自己领地的世袭大夫不再作为制度存在。虽然门阀士族在东汉兴起,直到唐末五代才身影湮没,但更多听命于皇权或武力,在历史上的影响逊色许多。

如果说贵族是一个中性词,那么贵族精神却是褒义的。它有两重意思,一是本意指贵族的精神,二是说高贵的精神,并不一定专属于贵族。我们今天所用的,大多是第二重意思。

器物文明一般是百姓制作的,文字文化则多出自受良好教育者。由此观之,中西共通之处是,贵族是文化发展传承的主要人群。并不是很多人意识到,诸子百家的主张其实是贵族的学说。姑不论其中多少欲献明主的统治术,基本概念里的君子与民是不同的,类似柏拉图笔下的哲人,是统领民众的贵族。说孟子或墨家是“平民思想”,在我看来是可疑的,他们至多可以说是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而已。

说中国的贵族,人们最容易想到门阀士族和与之相关的魏晋风度,也易于由此发生一种好感与肯定。简单的臧否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实乃史学大忌。所谓五胡乱华的异族统治之所以发生,与门阀政治的速朽有莫大关联。曹操虽然出身寒门,本姓夏侯,但曹氏也好、司马氏也好,都是由东汉末年高门转升皇位的。西晋虽然武力灭蜀降吴,但摊上一个白痴晋惠帝,问遭遇饥荒的民众“何不食肉糜?”所以仅仅安稳了十几年就“八王之乱”不作不死地自爆了。

南渡的士族与江南的豪门联合安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是唯一的称得上门阀政治的朝代,当它被起自卑微,靠武力与寒士的刘宋取而代之后,贵族继续存在,但更多是社会身份上;他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更多是文化方面的。

贵族在发迹地是有着自己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在隋唐经历了一个渐渐衰落的过程。从黄巢起事到五代十国,在频仍战乱中,门阀士族彻底消亡。宋朝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平民社会,不再有世袭贵族。通过科举制批量生产的文官集团辅佐并依附于皇权,科举制和与之相关的教育促进了理学思想统治的确立,文官治军防止了武力割据的再现;虽然异族的入侵和改朝换代两度发生,但是直到清朝末年为止,这一结构基本的格局没有变化。

在“后贵族时代”的过去一千年里,书香门第、乡绅阶级是社会的主要支撑者、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与普及者。他们不是血缘继承,有更多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阶级的森严壁垒不复存在。在公元11世纪,这样的转变听上去非常合理,而且提供长期稳定的可能性。相当多的宋史学家都会赞美当时的繁荣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是中国史的巅峰年代。我刚到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东洋史教授,是一位宋史专家,他的谬论之一,就是中国在北宋时就已经转型为庶民社会,为什么在现在反而强调阶级斗争呢?

我倒觉得,虽然没有了世袭贵族,以宋朝为拐点,君臣尊卑在现实中、在理论上开始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化的世俗化、伦理化与一统化,贵族时代的浪漫情怀、个性化日渐式微,所以再也出不了嵇康、阮籍这样的人物了。

在没有贵族的地方谈论贵族精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另一方面,词语在谬误中定型是时有发生的、使用与理解上的歧异也可能折射出当时的现实与氛围。贵族原本是基于血统的等级身分,与价值判断无关,贵族精神却令人联想高贵、正直、风骨、气节等种种稀缺的品质。这些品质其实与是否贵族毫无关系,贵族只是由于天生环境的优越,可以有更好的教养与气质,在历史上有更多文化方面的机会。更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可以出于自然、毫不做秀地活得相对个性化、任性一些,留下“雪夜访戴”一类的佳话。

令人向往的历史人物,大约不是那种道德楷模,而是性格鲜明、特立独行之士。然而魏晋之后,对个体的重视从未成为主流、对个性的张扬多被视为异端。个人主义实在是纯粹的舶来货,陌生到许多把它挂在嘴边的人都搞不清楚。个体观念在中国的阙如,不是近百年,而是上千年。我对所谓观念更新,是很悲观的。自居精英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己任,然而这种思路,和主张道德重建的卫道士如出一辙,都是以为把自己的一套东西灌输给民众就大功告成了。

我想,我们需要谦逊一些,对我们的历史多了解一些,对我们这几代人的文化根基和修为认识得清醒一些。如果你真的想活得相对个人化,那么你也许该想想,什么是内心的任性与自由?怎样才能不仅是活在别人眼里,为扮演某种社会角色而生活?

读阮籍的诗,便知他内心其实清醒而忧伤

人情有感慨,

荡漾焉能排?

挥涕怀哀伤,

辛酸谁语哉?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