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六

看蒙田嘲笑君主，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会觉得陌生，也会觉得解气。我曾提到，他不会用“涉嫌表演的激进语言”，仿佛每个句子都在与对手拔河；也无意塑造一种“蔑视王侯”的愤懑姿态，仿佛每个单词都在滴血。他心平气和，只是把君王宝座视为一种职业来谈论，这已经够奇特了，聊着聊着，他居然还认为该职业有失体面。他这样迤逦道来：

我磨砺心气，使之趋于忍耐，我降低心气，使之有所欲求。我与别人有同样多的愿望，并赋予愿望同样多的自由和鲁莽，然而我却从不希求皇位、王位，也从不想望福星高照、飞黄腾达。我的追求不在这方面，我太自爱了。

“我太自爱了。”——这是自先秦孟子说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之后，我所见最牛气的话。当然，你也看到了，蒙田的声量一点不大，他微一轻叹，身形已如晴空一鹤，排云直上。他称国王一职为“行当”和“差事”，他愿意“比一般人更常原谅国王的过错”，只因国王从事的乃是“世上最辛苦最艰难的行当”。听上去就像要求自己原谅马车夫的粗鲁，因为他们的“差事”也不容易。

蒙田执笔奚落国王之时，世上尚无现代民主制，封建王朝几乎是欧洲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直到蒙田去世近一百年，英国才爆发了开启议会民主制的“光荣革命”。这是蒙田与后世批评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当世上存在一种作为政体楷模的民主制度时（在今天，个别实施家族世袭统治的国家，仍会在国名里嵌入“民主”一词，适可见该楷模力量的强大），专制的批评者即使面临风险，内心仍不失豪迈：他知道自己是在为一项神圣事业而战斗。蒙田不然，他嘲笑国王时，内心并没有一个更好制度下的统治者作为参照，这难免降低他批评的必要性，同时增加批评的风险。毕竟，就算国王只是一份“差事”，那也是一份绝对必要且无比重要的“差事”，批评无助于动摇该“差事”的存在根基。

这种批评处境与古人类似，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从年龄上看，黄宗羲也是蒙田的后人——在《原君》里批评今之“人君”，指责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言词不可谓不大胆犀利，但立论基础仍是以尧舜等“古之人君”为师法源泉，推敲“设君之道”，并未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人君”一职必须废除或改造。因此，当朝皇帝纵然心里不快，仍可能觉得自己并未受到点对点的伤害。黄宗羲的批评只是泛论而非特指，当朝皇帝只要敢于自比尧舜（皇帝倒经常不缺此项勇气），他甚至可以假装黄宗羲的同道。

蒙田的嘲弄虽然也没有针对哪位具体国王，但他有一个凌厉杀招，足以令君主大感不安。即，蒙田的批评系从经验和常识出发，只要陈述的经验和道理具有可信度，那么，无论是否被点到名字，国王都可能意识到自己成了他笔下的皇冠小丑。

为了证明“对王公万分崇敬，事实上是在蔑视他们，不公正对待他们”，蒙田在《论显赫之令人不快》一文里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例。蒙田曾是蒙田城堡的少爷，地位特殊一如贾宝玉。事后反思，蒙田认为该地位妨碍了自己的成长，“我感到无比恼火的是，”蒙田写道，“与我一道锻炼的人们总是省着力气，不肯自觉卖劲练，他们认为不值得努力反对我。”以小喻大，高踞万民之上的国王，心智能力则会更加不堪：

正因为人人都将荣誉的好处让给国王，所以大家都在帮国王固有的缺点和恶习找借口，并加重他们的缺点和恶习，不仅以赞同的方式，而且以模仿的方式。

依蒙田之见，当“人的权力大到可以让一切都向他让步”的程度，“可怜”就是注定的：他要什么都可以，他得手的任何东西也就随之变得廉价。“他们的优点已经消失，已经毁损，因为优点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露出来，而别人却让他们的优点游离于比较之外。”如此，“哪怕他们与臣民中之最愚蠢者打交道，他们也无法优胜于他，这蠢人一说：‘只因他是我的国王，’这似乎就足以说明他是有意让自己当输家的。”蒙田坚信，“轻而易举压倒一切乃是所有快乐之大敌；那是在滑，不是在走；那是在睡觉，不是在生活。你如设想出一个享有绝对权力的万能的人，你就是在毁掉这个人。”不幸的是，这种在蒙田看来悲哀至极的处境，正是世上国王乐之不疲的荣耀点，地位的特殊导致他们能力低下，又诱导他们失去迷途知返的能力。蒙田看到，国王的骄纵意气总会得到溜须拍马者的过度逢迎，其弱点也会得到属下无微不至的遮掩，这种遮掩（所谓“模仿的方式”）甚至滑稽达到这种程度：

亚历山大大帝的随员个个都偏着头，阿谀逢迎（叙拉古暴君）老德尼的人在他面前互相冲撞，并把脚下碰到的东西乱踢一通使其翻倒，以此表示他们和他一样近视。

蒙田优哉游哉地拿国王开涮，突又掉转笔墨，替他们说了句公道话：“倘若我们也像帝王那样不断被阿谀逢迎的恶棍腐蚀，我们当中便没有人能比帝王优秀。”我想，每一个帝王都宁可蒙田没有说过这句好话，因为它既宣判了帝王具有不可救药的愚蠢，又扯掉了他们惯常罩在自己身上的神圣虚光，他们在能力和心智两方面都被蒙田诊断为一无是处：除了侥幸成为帝王，他们什么都不是。在蒙田笔下，帝王屁股底下那个无比尊贵的镀金宝座，不过是一个蠢气冲天的卑微之地。他还说：

王公的子孙能直接学到手的只有操纵马匹，因为在其他各种训练里人人都得在他们面前屈服并让他们当赢家；而马既不讨好，也不阿谀逢迎，它把国王的儿子摔到地上有如把脚夫的儿子摔到地上。

说到动物，精于比喻的蒙田又顺手向阿谀之徒捅了一刀：

可是，动物在这一点上表现更加高尚，从来没有由于缺乏勇气，一头狮子去侍候另一头狮子的，一匹马去侍候另一匹马的。

虽然蒙田的说法值得商榷，猴子世界就不乏擅长伺候猴王的人，但我们不必拘泥了。国王们头疼的是，他们似乎不便向蒙田发难：对蒙田的书视而不见，至少可以假装自己是个例外，而勃然大怒却等于插标卖首，主动申领了这份指责。无论如何，蒙田的批评都有望培育一种公民气概，使他们拒绝仰视君主，鄙薄溜须拍马之辈。或许可以说，帝王的胡作非为，多是谗佞之辈高温烘焙的结果，蒙田正告此辈：“至于那种出于个人需要，极不公正地对不足称道的君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的公道观是违反公众正义观的。”我曾听说，大哲亚理士多德和西塞罗都曾把“奴性”归为东方人的劣根性（他们的“东方”主要指当时西亚地区的人），蒙田援引史实，证明这类“王权统治下的人们用充满炫耀与伪证的语言，无限夸张他们国王的丰功伟绩”的奴性，也曾出现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因为，那里流行过这种“虚伪仪式”：

国王们死后，所有的盟友和邻国，所有的国有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在额头上割一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声称，他们的国王，不管生前为人如何，都是最好的君主，并因此为他们的行为歌功颂德，把离他们最近的国王抬到顶峰。

在内在精神上，蒙田对暴君充满鄙夷，他说：“是什么使得暴君们如此嗜血成性？是对安全的忧虑！他们内心怯懦，因别无他法来确保统治，只得把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乃至妇女斩尽杀绝，免得后患无穷。”这等于宣布，所有的暴君都是懦夫。当然，类似话头古人多有表述，不应归于蒙田的创见，他也频频通过拉丁语引文，说明古人“先得我心”。但在一个不适宜谈论类似观点的时代，重申前贤的思想，所需勇气有时还会高于前贤。比如，布鲁诺并非“日心说”的发明者，他对该学说的捍卫，直接使自己付出了生命，发明者哥白尼反倒得享天年。

曾在波尔多最高法院担任过几年推事和法官的蒙田，对法国司法制度的批评，更加生猛直接。他日后放弃法官职务，也与看不惯司法的肮脏有关。对此，我们只需引用他几句话，就能感受一二了。他强调“没有东西比法律的过错更为严重更为充分”，他请求读者“仔细想想统治我们的司法形式”，他断定那是“人类蠢行的真实明证”。他著名的控诉是：“我所见比犯罪更罪恶滔天的判决何其多也！”他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理由是：“审判者折磨人是为了不让他清白死去，而结果是他让那个人受尽折磨后清白死去。”我们当然记得，蒙田写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欧洲宗教战争频繁、罗马宗教裁判所动辄判处异端死刑的时期，布鲁诺就生活在蒙田时代，蒙田去世八年后，布鲁诺被绑上了火刑柱。

七

蒙田阅人多矣，他无意成为烈士，也会在生活中随时留意生存保命的技艺。他夸口道：“我能及时发现前来触摸我并在我内心飒飒作响的微风，那是暴风雨的征兆。”联想到他曾表示只要逃过死神，“哪怕钻进一条牛犊的肚皮里，我都不会退缩”，因此，当他声明“请不要给我谈暴力与强权。依我之见，没有东西比它们更加戕害和迷误善良的天性”，我们或能感受到一份额外的不易。他毕竟不是战士，出生入死不是他的天职，论“职业”，他原本只是一名庄园主，一位用二十年光阴在阁楼里研究自我的随笔家。

蒙田无数次强调自己写作《随笔集》只是为了研究自我，与他人无关；他还屡次表示自己缺乏指导他人的热情，因为“公众社会不需要我们的思想”，但当他像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从事批评时，他明显食言了。他的文字进入忘我境界，无一语及于自身，却置自己于凶险之地。

依蒙田的笔墨标准，倘若他只是颠倒一下词序，编织一组音韵，装配几句格言，但并未在论据和说服环节有所作为，而读者竟拍案叫好，他是不会面有得色的。他鄙视“我们总以格言和决议的方式谈论所有的事”的风习，他的立足点是理性，写作自信来自丰富的经验和绝不含糊的判断力，以及那股深入骨髓的怀疑精神。蒙田看不起文字花活，将后者贬为“一文不值的技巧”。读蒙田的文章，读者不可能产生“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的阅读体验，他舍弃这类极易赢得廉价好感的文字滤镜，更不可能声称“含泪”。他的文字尽管有时不太正经（他承认自己“说话放肆”），理据层面却不敢怠慢。他说：“我忠于历史，慎之又慎。我这里选用的例子，不管是道听途说的，还是自己做的或说的，我丝毫不敢于事实有丝毫歪曲。”他素来不以学者自居，却奉行最高的思辨原则：“我们最好让理性站出来说话，理性是铁面无私不屈不挠的。”——有时，他一点不像随笔家，而是一位持律最苛的学者。他还说：“如果我词不达意，如果我的文章虚妄矫饰，我自己没能感到或者经人指出后仍没能感到，我对这些是负有责任的。”

在那个年代的欧洲，行使公共批评与加强自我保护，不宜偏废。除非有人决意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民众，而蒙田志不在此。制度环境和文化习俗并没有给予他出言无羁的特权，他的书还得接受罗马教廷圣职部和法国索邦神学院的审查。他针对国王和本国司法制度的批评，不可能有掌声和鲜花伴随，这种批评历来是一条思想者的血路：你只能独自前行，如果你牺牲了，你还得预感到自己会成为他人的“人血馒头”。蒙田即使不是第一个，也是最早看出民众“乌合之众”本性的人之一，他童年时即震惊于群体的迷狂，他智力高冷，不轻信群众的智慧和品德。

蒙田是富于生存智慧的，自39岁始就不断研习死亡（我觉得早了点）；他虽未明说，但显然有一套运用娴熟的文字避祸术，我们若拿“言行一致”来衡量他，会处处撞见矛盾。他的文章充满坦诚，也布满“此一时彼一时”的玄机。比如，时不时地给文字涂抹些不正经色彩，使潜在的政敌和宗教压迫者放松警惕，就是他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当他精神饱满地批评法国司法弊端、义正辞严地谴责欧洲人针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暴行时，我从未察觉他有丝毫散漫，相反，他实践了古希腊诗人品达的忠告：“真理是一个伟大品德的开端。”但在更多的场合，他又极度随意，不介意向读者展示自己“秃顶灰发”的容颜，把随笔的散漫特质发挥至尽，似乎没有任何规范可以限制他表述的机趣。他喜欢引用拉丁语名言，却告诉读者：

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倒别人的观念和想法。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些大人物身上。

依今日学术界的标准，蒙田的做法着实胡闹。当然，他的胡闹不限于此，英国学者、性心理学先驱蔼理士发现，蒙田常常故意改窜古人的话，以便“塑造成他自己心智的形式”。蔼理士有此发现，肯定是对蒙田随笔作了大量案头调研，而他对引文如此兴趣盎然，又与自己的性学研究有关。是的，虽然蒙田生于16世纪，但他佻荡不羁的笔墨，也会涉及房中术（蔼理士如获至宝），以至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西方正典》里认为：“对弗洛伊德的准确赞誉便是称他为我们混乱时代的蒙田。”我曾在《论想象力》一章里读到类似内容，乍看标题，还以为本章内容关乎文学和艺术，谁知主题竟是床笫之欢。这就正好引出蒙田的另一个散漫特征：约有半数文章文不对题，读者很难通过标题猜测其中的内容。比如，我以为《论跛子》里会有大量趣闻谈资，谁知没有几行文字与跛子有关；蒙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暴行的文章，标题居然叫《谈马车》，而题为《论罗马帝国的强盛》的文章，篇幅只有千把字，比例可笑；另一篇单从标题很难看出深浅的《雷蒙·塞邦赞》，篇幅忽又达十万字，可以单独出书了。有时他还会告诉你，自己这么做是故意的，因为：

精彩的内容不管在哪里，总是适得其所。我这人向来重视话语的分量和用处，而不是它们的次序和连贯，因此，我不怕在这里，在这不大引人注目的地方，插进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读蒙田的书，读者最好有搭积木、玩魔方的雅兴，便于拆卸、组装他的思想。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在哪里突然展开一段精彩议论。他信奉塞涅卡的名言：“说话四平八稳不是男子汉作风。”他不介意告诉读者：“我安排自己的论点也是随心所欲没有章法的。”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蒙田可不是说话开门见山的人。……（他的）散文没有结尾，只是写到淋漓尽致之时戛然而止。”——我猜，内容的参差多样，观点的神出鬼没，趣味的此起彼伏，以及大量“东边日出西边雨”般让人难以预测、无法捉摸的新奇表达，对于蒙田在那个动乱年代全身而退，想必构成了有力的奥援。他的文字自带投枪，也自带盔甲。才见他手持正义女神的长矛，忽又见他躺卧山林，与一群嘻嘻哈哈的精怪为伍。

蒙田另一个策略就堂皇多了：向读者展示自己的诚恳和公正。他或许认为，矢志不渝的正直，本身就是一道有力的护身符。结合“公道自在人心”之说，我们大可相信，公正的见解和正直的人品，即使在一群打算坐地分赃的海盗群体里，也不会显得多余；世间最有名的奸雄，也可能对正直之士怀抱敬意；他们内在的尊敬，决不可能投向那个最起劲高呼“万岁”的人。而蒙田在持论公正、秉性正直等方面的表述，堪为典范，他随意展示的人格魅力，甚至可以让坏蛋瞿然改容。他曾这样强调自由：

我对自由情有独钟，……只要我为之效力的法律威胁我一个指头，我会立即走开，去寻找另外的法律，寻遍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

蒙田绝无自视甚高的陋习，他多次提醒读者：“我提出的是人的想法，我本人的想法，也仅仅作为人的浮想独自考虑，决不是受命于天而定出的法则，不容许怀疑与争论的。”他始终摆出从善如流的姿态，声明自己“不是为了证明真理，是为了寻求真理”。他嘲笑蠢人的坚持，坚信“肯定和坚持是愚蠢的明显特征”，“只有坏主意才一成不变。”他心有原则，胸无定见，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他一再表示：“批评也跟表扬一样，对我来说都是有用的。”

在不同教派势如水火的党同伐异氛围中，蒙田坚守真理本位，他说：“当我的意向促我站在某一边时，我的见解并不受任何强制性义务的影响。”即便国家处在动乱中，“我并未因我个人的利益而否认我们的敌手身上值得赞扬的优点，也不否认我跟随的人身上应当指责的品质。”他尊重多元，善待异议，“我不憎恶跟我的怪念头不同的怪念头，我看到我的判断与其他人有矛盾决不会不高兴，也决不会因意见相左而与大家格格不入。恰恰相反，大自然的最大原则是不同。”他的有些意见和态度，别说过时，甚至直到今天都显得超前，需仰视方能得见：

我希望优势在我们这边，但如不在我们一边，我也不会发火。我坚决赞成最正确的党派，但我不愿意别人特意把我看作其他党派的敌人，并超过一般的情理。……我们在谈论窃贼时难道就不敢说他的腿长得美？如果她是妓女，难道她也应该是臭虫？

蒙田随笔被誉为“一切正直人的枕边书”，原因部分在此：他的正直风情万种。蒙田认可当年雅典人为纪念庞培进入他们城市而写的铭文：“因为你自认是人，所以你同样是神。”蒙田随笔亦然：因为你富含人性，所以你是随笔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