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亭/文

当一个人穿越自己的命运之谷时，他或她，很难意识到自身的命运与历史的关联。拿单·普莱斯牧师草率做出了带领一家人走进非洲的决定，却并不知道这条路只会通向一条被死荫遮蔽的小径。他们会深陷命运的泥沼，无法抽身。这个沼泽由种种错误层层堆积，而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也将成为这错误锁链上的一个连环。

这是美国作家金索沃在小说《毒木圣经》里为我们呈现的故事。拿单牧师怀着对信仰的忠诚，费尽周折，申请到了去当时的比属刚果传教的机会。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虽说满腹牢骚，但也不得不告别美国，随他前往那个名叫基兰加的小村子。时值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在几百年建立的殖民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比属刚果也徘徊于脱离比利时控制、走向独立的边缘。作为整个殖民机器上的一个无足重轻的零件，拿单牧师在整架机器即将停止运转时仍一意孤行。在他看来，把非洲这片荒蛮之地纳入上帝的权威之中，如同把折好的纸片放进信封那样自然而然。

耶稣是毒木

金索沃明智地选择了由拿单牧师引发的信仰之争，作为《毒木圣经》介入刚果（金）20世纪后半叶云谲波诡历史的切入点。小说中外来信仰与本土信仰的争端只是西方世界和非洲大陆激烈交锋的一个小小缩影，不同源流的文化和权力的碰撞才是她着眼的核心。金索沃幼年时曾随父母居住在当时的比属刚果——也就是今天的刚果（金），她深谙那片土地变幻莫测、难以驯服。在构思《毒木圣经》这部小说的三十多年里，她完成了对记忆中刚果的重新探索，按她自己的表达，这漫长的探索抵达的是“正当和正确之间那片广阔而易变的地带”。她并不想把《毒木圣经》局限于一部后殖民图解，此书丰富的多义性展现了金索沃更大的野心，她力图挖掘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背后的普适意义：人与人之间权力和地位的反转、言说者与被言说者身份的对调……

非洲大陆的被殖民史，被金索沃解读为一段错误不断叠加的历史。普莱斯一家的遭遇，虽然只是这重重叠叠的错误链条上的微不足道的一小段，但也已经足够毁灭一个家庭的了。就如他们的姓氏普莱斯（Price，在英文里有代价的意思）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贸然闯入非洲，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有麻烦的肇始者，自然就是这位拿单牧师。他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错误，战争中，他曾经因为软弱而成为自己部队里唯一的幸存者。战后，他选择用狂热的信仰阻塞自己的视听，逃避记忆和忏悔。对他来说，非洲之行是他以行动来写就的一部“使徒行传”，作为这部圣书的唯一主角，他的使命是在非洲传播上帝之言。而跟在他身后，把家什塞满全身，对信仰和未来都满腹狐疑的五个女人——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会尽职尽责地充当他的女佣、后援团、传道工具，并注定默默无言，成为隐身在他荣耀背后的模糊影子。

因此，普莱斯一家的故事最初是在宗教框架内展开的。作家有意将《圣经》作为故事的预设文本与自己创作的小说并置。《毒木圣经》对《圣经》的效仿有目共睹，它的题目、章节名，还有人物的行为动机，都脱胎于《圣经》（部分还涉及《次经》）。不过效仿充满了反讽意味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小说的前三章分别指涉《圣经·旧约》的三个重要文本：《创世纪》《启示录》《士师记》。在《圣经》中，这三个文本对应上帝至高无上的权柄。而小说中的这三章却完全是另一种基调：《创世纪》暗示曲解和偏见已经铸就；《启示录》预示分崩离析的未来；《士师记》讲述信仰的失落和随之而来的茫然。就如一曲雄浑昂扬的交响乐在不断变调中走向令人不安的怪诞，小说在突破了临界点之后，也骤然撕去了原本用来遮遮掩掩的反讽面纱，逸出宗教正典的框架。

金索沃在创作时对《圣经》的仿效带有蓄意的破坏性。在她笔下，故事步步为营地突破着拿单牧师用信仰划定的疆域。牧师抱着用行动写就一部正典的宏愿，却像是一个不称职的抄写员品，在对《圣经》的誊写中不断出错，最后创作了一部和原作意旨完全相左的摹本。关于此，作家安排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拿单牧师出于对当地土语的误解，在传教中不断重复一句话：“塔塔·耶稣是班加拉。”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耶稣是毒木。

在对预设文本不断的背离中，小说明显地转了调，从昂扬的《创世纪》渐渐走向蕴含着怀疑、恐惧的《次经》，继而蜕变为一部遍生毒木的“反圣经”。由上帝钦定的主角拿单牧师迎来了自己充满讽刺性的结局，覆灭于焚烧异教徒的火焰当中。关于他的一切，也成了刚果土著口中无足重轻的模糊传闻。这是一种惩罚。代表父权的、西方的、“正统的”的声音被噤声，因为它制造了太多的错误、太多的麻烦、太多的争端。

父权背后的女性话语

而一直被遮蔽在父权呼声背后的女性声音获得了言说的机会，试探着崭露头角。本该隐身在牧师背后五个女人以各自特有的方式纠正着牧师版本中对刚果的曲解和误读，并在一个共同的生命基调上，谱写出彼此迥异的生命诗史。

金索沃成功地塑造了五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她为她们每个人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声音和宿命。普莱斯家的四个女儿形象尤其鲜明，只要她们一张嘴，读者不必看名字也知道讲述者是哪一位。大女儿蕾切尔个性浅薄，只关心自己的外貌和利益。她喜欢夸大其词，但经常拼写错误，她对任何人与事的判断和评价都停留在表面。在所有角色里，她是个异类，作家以夸张的漫画手法塑造了她，她的一些行为和话语显得滑稽可笑，但在某几个特别的时刻，她骤然从一个扁型人物变成一个圆型人物，她的丰盈令读者大吃一惊，但在下一个场景里，她又变得一如既往的扁平。二女儿利娅和她的双胞胎妹妹艾达是一对矛盾体。利娅活泼好动，艾达身患残疾。大家都暗自认为是利娅剥夺了艾达的健康和活力，她看似的确占据了双份的热忱、双份的行动力；而艾达总是沉默无语，只愿站在生活之外冷静旁观。这对姐妹都拥有超凡的天赋，她们的视野远比蕾切尔深邃。利娅对他人的痛苦抱有强烈的同情，也有勇气去直面和改变。艾达喜欢以精妙的回文隐藏自己的思考，她看待事情客观而冷静，带着疏离的超然。小女儿露丝·梅只有五六岁，分不清现实和想象的边界。她的叙述像是梦呓、童话、意识流的混合体。在作者心中，她是“精神和灵性”的化身。金索沃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她为这四个来自同一个家庭，大多数年龄相近的女孩找到了性格鲜明的话语。

女性与非洲，有着相通的创伤

《毒木圣经》中存在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脱胎于《圣经》的宏大话语，它是拿单牧师的官方语言；另一套是女孩们所使用的语言，随意、日常，且情绪化。金索沃借助四个女孩的日常话语构建出庞大的叙事，并采用了类似于素描散点透视的手法。她将她们的家庭事件作为叙述重心，将设置为远景的真实历史虚化：刚果共和国独立时遭受的动荡，民选总理卢蒙巴被出卖并受尽折磨横死，加丹加在比利时的支持下独立……这些大事件对于普莱斯家的女人都是模糊的传闻，但它们的余波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牵连她们。在她们专注于自身命运的时候，非洲动荡的历史渗透进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也成为了非洲历史的一个碎片。

事实上，非洲大地和普莱斯家的女人，在《毒木圣经》这部小说里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作为殖民机器链条上的一环，拿单牧师试图以强力扭转非洲本土居民的信仰、生活和习俗，完全不顾及这种行动是否具有合理性。作为家庭的绝对主宰，他决定着自己妻女的命运，他罔顾家人的生死的专横，间接导致了小女儿身亡的悲剧。在拿单牧师的统治中，女性与非洲，有着相通的创伤。普莱斯家的女人们透过自己的宿命凝望非洲大地时，一种紧密的情感纽带逐渐在二者之间形成。

我们可以把《毒木圣经》后半部中普莱斯家女人们的出走，与刚果试图挣脱西方桎梏的连绵斗争视为一个主题的两个变奏。而二女儿利娅这个角色，很巧妙地将女性命运和非洲的现实连接在了一起。她是金索沃在全书中塑造最完整的主人公。作家为我们呈现了她的成长历程：从亦步亦趋跟随着父亲，到怀疑，反抗，失去信仰，坠入爱河，再到嫁给土生土长的刚果男人，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作者评价这个女孩时说：“她将她的忠诚、她对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和信仰从她的父亲转移到了她的丈夫身上。”这个评价并不足以概括这个人物。利娅的选择并不单纯建立在爱情上，也建立在她能够深刻体察并理解他人痛苦的天赋上。她的天赋让她无法别过脸去逃回美国，必须要留下来接受自己的宿命。她成为了黑人和白人之外的一种人，她的丈夫和孩子也成为了黑人和白人之外的一种人。这让她明白自己的白皮肤是一种原罪，这原罪从几百年前西方人踏足非洲就已经埋下；而请求这片大陆对她身上原罪的宽恕，是她不能推脱的使命。

在小说最后一部分《树之眼》里，消逝已久、融入刚果大地的露丝·梅再次发出声音，回归了普莱斯家的女声大合唱。她的灵魂盘旋在重返非洲的家人身侧，静静旁观。她的声音带有双重意味，它既属于露丝·梅，也属于守护她永恒睡眠的刚果大地。孩子和土地，一起吐出了普莱斯家女人三十年来梦寐以求的话语——“我宽恕”。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刚果，不同源流的文化和权力那旷日持久的斗争还远未终结，但这个带着魔幻色彩的结局却给了读者向前看的希望和勇气。女人们在梦幻里看见的公义之国和光明未来终会降临。

每一种牺牲都是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