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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优雅的另一面

宋旭景2017-08-28 11:34

宋旭景/文

生活从来都不易,我们有时候可能夸大了自身的不易,而忽略了社会复杂的面相、以及与我们不同的人的处境,把一些得到视为想当然,但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著作《世界的苦难》,让我们重新思考、看清自身。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主导的田野调查著作,反映了法国社会中的阶层分化、教育制度改革危机、教育民主化的实质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夹杂着目前日益成为欧洲、美国讨论焦点的移民问题——移民的生存空间、教育机会、工作机会、移民与被融入社会的张力等。

法国的两次教育危机

教育危机和政治危机是会相互影响的。在法国,1968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使得戴高乐总统辞职。但这次运动中暴露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在1986年和1990年又两度爆发危机。

教育危机的爆发,与社会的急剧变化及社会变革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取代工人和农民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对于劳动力的要求增高;移民也使得文化的多元化日渐突出;教育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调整,如义务教育延长至初中,使得“从前有意或无意地被排斥的社会阶层进入了教育体制,如小店主、手工业者、农民,甚至包括制造业的工人”;不同阶层都有“余力”来关注教育问题。

社会变革带来的对教育的高要求,以及20世纪60年代教育危机的余波,使得已经满是矛盾和问题的学校更衰败,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对于教育的失望。从这方面来说,教育的民主化同时带来的是民众对教育的认同危机。

能够接受教育的人越多,一方面带来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却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文凭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胜出或出人头地、过上体面的生活、步入上流社会,就需要不断加码。早先就有能力参与高素质教育的人群无疑会加大对于教育的投资,而刚刚加入进来的阶层会发现,即使取得了以前难有机会获得的文凭,也很难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至少是在他们父辈那个年代获得文凭能够取得的相应社会地位,尽管父辈那时并无机会参与教育竞争。这会有两个直接的导向,一是“读书无用论”,浑浑度日,最终依然是教育体制的失败者;另一个是上升无望的巨大的内心失落感、与没有机会参与教育竞争相比更为强烈的挫败感。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法国中等教育制度,是按照一种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来进行筛选的,即依据“天资和成绩”进行选拔,这样的选拔制度容易使被淘汰的孩子及家庭坦然地接受结果,“自己的天资不适合学习”,相应的也不适合担任接受了这些学习之后所对应的职务,如社会的领导者、中产白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策,是一种看似非常缓和的筛选办法,“提前定向和选拔程序”相结合,即分科,学生在高一结束时确定分科,选择“定向课程”或“任选课程”,根据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成功的大小把握决定选择哪一类会考,会考类别的选择将决定学生日后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可以进入哪些专业——而事实上,学生在初中阶段就会考虑不同的方向。在教育学的研究者看来,越早的分科会加剧社会不公,通识化的教育会相对延缓不公。

家庭优越的孩子可以随时从自己的家庭获得建议、支持,从所处圈子的榜样身上得到激励,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做出恰当的选择,早早就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和未来道路。而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移民的孩子,只能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获得能够获得的,听凭政策的变化,对未来的变化不可预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们获得“缓刑”,晚点发现阶层固化、教育民主化的缺点造就的社会现实。

在学业失败方面,新的教育制度指出,更多的是“教师教学方法的缺失”,“学校可以提供的手段的不足”,“考核及评价机制的问题”等。同时,社会的变革、教育制度的改革、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这些后进入教育体制的孩子“把自身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带进了学校,使得受教育成了为上学而上学”。

这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差学校的老师更加辛苦,这些学校更留不住好教师,学生问题更多,“教育失败”问题愈发凸显,这些“教育失败”的年轻人,也成了新的社会问题的创造者。“无论对于家庭还是学生,学校越来越像是一幢令人最终大失所望的海市蜃楼,一块应许之地,恰如天际线,你越是走近它,它就越往后退。”

“被歧视”的文科生

2011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法国,获得中学文凭在今天仍是最基本的,因为这一文凭比其他文凭更可以让人免于失业,那些20—24岁没有达到中等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就业困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布尔迪厄组织社会调查的1990年—1992年,在高中教育中,数学的地位是最高的,最低的是职业技术——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高重理论轻实践,职高专门教授对应于社会需要的技术,职高地位低于普高。数学成绩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选择理工科还是文科,甚至影响到学生的自信心。

在对3名高中女生的调查中发现,“她们失望地看到更严峻的等级分化:凡是未能踏上’理工科康庄大道’的学生都被瞧不起,价值观也不再相同”。

法国共提供11 类不同的会考:普通高中提供文科、理工科、社会经济科类的会考,技术高中提供8种与技术相关的会考。高中会考证书在法国不仅仅是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法国高等教育的起始文凭。因此,会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些都需要在高一年级结束时就做出决定。讽刺的是,“要想进入名牌大学的文科预备班,最保险的办法是通过理工科高中毕业会考”,“招收中学毕业生的摄影艺术类学校大多要求理工科的毕业证书,文科生要么放弃打算,没有别的选择”。

受访案例表明,“一团和气”、“为了一些指标会放行一些不合格的学生进入毕业班”的初中教育和“选拔机制”支配下的高中教育差别带来的巨大的落差感、分科、理工科与文科的地位差别、考核评价机制下的学校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对于理工科学生的倾斜、家庭是否能在学业方面给予实际的支持、不得已选择文科发现想要进入的高等学校却依然优先录取理工科学生……都指向一个突出的问题,定向和分科。而这背后是优势家庭“文化资本”的累积、在教育竞争中普通家庭或困难家庭的无力。

教师的苦恼

“我们有一个真切的印象:这些小家伙越来越不像话……让他们做功课越来越难……有侵略性……移民工人的孩子越来越多,好学生走掉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中学成了穷人的学校。我觉得公众教育很快就会变成为穷人服务的。这才是最令人害怕的……”这是一位在巴黎郊区执教十余年的初中英语教师的原话。这既暴露了他对教育民主化及其负面性的担忧,还有对于移民的非议。

教师的苦恼不止于此,更有自身处于社会相对较低阶层、终于通过努力找到一份教职,却发现生活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又再次佐证了阶层分化、教育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教育民主化的负面性。

另一位有着25年教龄的巴黎远郊中学教师讲述了自己的苦恼人生。她出生在外省(在法国,首都巴黎以外的地区都是外省)的一个村庄,该地区靠纺织业和橄榄球为生。她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纺织工人,母亲是一个西班牙移民与一个“村中荡妇”所生、被自己的叔父抚养长大,小学毕业后进纺织工厂工作。她母亲希望她能够有自己未能达到的学历、一份教书的职业、一桩好婚姻、另外一种生活。她在图卢兹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后,赴巴黎执教。在图卢兹,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大概是出于难以言说的现实考虑和自卑,她选择的是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她丈夫的父亲是铜匠、母亲在纺织厂工作,没有任何文凭,她丈夫的哥哥也是工人。

她母亲对她的婚姻并不看好,她也对母亲瞒着真相。她的丈夫没能完成学业,在邮政部门干一个补位的活,有稽查员和接待员缺勤的时候,他就替班。她也知道丈夫不是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圈子的一员,也很少在同事面前提起丈夫,也不喜欢丈夫的同事们。婚后20年的一天,丈夫离家出走。

她一结婚就有了双胞胎女儿,但由于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她无暇照看女儿,只能托管给公寓的管理员,哪怕女儿哭得惊天动地。自然,女儿长大后并不爱她。大学时受到的“教育家”的使命感教育,也在工作中消磨殆尽,她觉得自己为工作付出和牺牲巨大,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丈夫离家出走,女儿退学、吸毒、挂科,学生家长瞧不起,学校领导不理睬……这些都不是她能想到的局面,也无人给予她情感或者物质的支持。

她普通的出身和对母亲的反叛,使得她可以理解移民学生的困难和苦楚,但最终她还是觉得仅仅收获学生的感激之情远远不够。与教师的不满形成对照的,是泛滥的校园暴力 :大面积的涂鸦、肢体暴力、言语暴力、抽烟、游行示威、破坏公交车和过往车辆、攻击教师、纵火……“据法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2 年法国学校中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超过81000 起。而这只涵盖了75%的中小学6 个月的严重暴力事件,如全面统计整个年度的各类暴力事件,其数量会大大增加。”

校长本人作为一名师范生,在贫困地区教过13年书,面对这些不断涌现的校园暴力,他也质疑自己在20岁时就选择的“天职”今天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

布尔迪厄有几个著名的概念,“文化资本”、“场域资本”、“象征资本”。简单而言,在他的社会调查中,阶层即“场域资本”,富裕家庭的文化优势即是“文化资本”,学位、社会地位即“象征资本”。

在他的社会调查中,我们可以暂且撇开这些概念,关注这些调查反映的社会问题:教育改革、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城市新移民的受教育问题、工作机会、生存空间及与所要融入社会的张力,这些法国二三十年前遭遇的问题,不也正是当下中国的现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