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

天色黄昏时，飞机降落在华灯初上的城市。虽然往日的街景已面目全非，但我曾经在这里成长，虽然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里，听到《北京，北京》我仍然心潮澎湃。

我独自穿行在首都机场的人流中，灯光明亮，空气繁忙。虽然坐落在同一个位置，1982年的机场已没有一点痕迹。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前苏联伊尔62在发动机轰鸣中起飞，飞机在跑道上的震动相当惊心动魄，好几个同学脸色发白。

我这次回到北京，是为了参加同学聚会。8月11日至8月13日，为纪念留学日本35周年，部分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第三期本科生回到坐落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母校。

30多年后， 当年的学子再次聚首母校

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简称留日预校，成立于1979年，最初是培训去日本留学的本科生，经历许多演变后，如今依然健在，是全国最著名的三所外语培训中心之一。派往日本留学的本科生，前后五期共约380人，选自1978级至1982级大学生。前三期每年百人，第四期五十人，第五期三十人。我们是第三期，接受十个月的强化语言培训，从日语字母一直学到全套日本高中教科书，然后参加日本文部省对留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

夏日早晨，人山人海的北京南站。几名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在这里汇合，重温当年走过的旅途。那是1981年3月5日的北京，几十名刚刚进入大学一个学期的年轻学子，在落成于1959年的旧北京站辞别父母亲人，北上长春。他们的大多数是18岁第一次出门远行，我听见呼喊，看见泪光，好几个女生眼睛哭得红红的。

我已经多次在人乌泱乌泱的站台上告别，只是这回是第一次我自己被送别。相比十多年前兄长去插队、父亲去干校，我去留学无疑是一件喜庆的事情。我一点也没有悲伤，反而是兴奋的感觉：我一直向往着自由自在，想象着离开故乡去流浪的感觉，更何况这一走就能去国外，还像天上掉馅儿饼一样砸下来一份奖学金，让我能经济独立，不必再向家里要钱。

去长春的高铁不算很快，两边的风景却也是呼啸一样后退，仿佛两度长春行之间的岁月。36年前的早春，我用扑克牌一路算命到长春。那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游戏，最后剩下的牌一定是一张三，根据这张三的花色，就可以断定被算命的人找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是几等。花色排列的顺序是黑桃、红心、方块、梅花，与桥牌相同，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游戏是否来自桥牌的国度。

那是一个很公正的游戏，我给人算命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是哪一个花色。但是在开往长春的列车上，我给几位俊男美女算的结果，不是方块就是梅花，只有在给自己算的那一回拿到一张黑桃三。因此，火车抵达长春时我已成为众矢之的，许多年以后，还被怀疑有猫腻。有时从一件小事就可以领悟到，误解往往是命运造成的。

在高铁上，同学让我再算一次，可是我没有带扑克，而且已经想不起，怎么玩那个游戏了。再说这样的算命，只适合有着无穷可能性的年龄。在几度曾经沧海，泰半尘埃落定的此刻，早已失去意义也带不来欢乐。

不过那时我真诚以为，我爱着一张黑桃三。人年轻时的弱点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你就会觉得他或者她是世界上最好的。那自然是一种美好的感觉，美得让你忘记了世界真实的模样。比如说，忘记了那时斯大林大街晚上11点后一片寂静荒凉，鮮有行人车辆，我可以毫无顾忌的走在马路中央，高举起双臂，抬头遥望远处刚刚升起的月亮。

高铁即使是二等座，只要周围没有太吵闹的乘客，也就足够。一路闲聊，时间过得很快，说的多半是长春生活细节。当年还是票证时代，长春大学生，一个月的口粮32斤里，只有两斤米、一斤白面，其他都是粗粮。我们这些留学预备生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有七斤米票。记忆的不可靠性，在涉及数字时充分显现，几乎每一个数字都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争论到最后还是各持己见。共同拥有的记忆，是在宿舍门口，买热乎的茶叶蛋。不过一个鸡蛋需要几斤全国粮票换也是众说纷纭。

往事最终留下的多半是琐碎日常，曾经自以为惊心动魄的事情最终是镜花水月，杳无踪影。在宿舍长长的楼道里摆着一张油漆褪色的桌子，邮递员每天把厚厚的一摞信件放在那里。我们每天下课就会激动地在那里翻，看有没有自己的信。

大多数时候我会失望，那个女孩并不经常给我写信。不过这也怪不得人家，我写得更少。20岁时，我虽然患话痨还能下笔千言，却不会给女孩子写长长的信，更不会写情书。文字上的节制，在我也是性格的一部分。对真诚与夸张，美和肉麻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是无感的，而我一直谨守分际，不肯取悦于人。

另一方面，我当时很浪漫也很激进，全然不曾想到爱情更多时候也是很现实、很日常的。我对婚姻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两个人在一起不需要互相束缚。“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个体，两个人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愿意。”

F听我滔滔不绝地讲这些观念时，只是微笑着看我，然后说起完全不相关的话题。她告诉我听我说的话题，总觉得有些严肃沉重。“不过你的信写得很美。”她有时会写一首诗寄给我，其中有一首，重复了好几次：“天野茫茫，天野茫茫。”

仿佛一语成谶，不久我们就分手，从此远隔山岳。

二

我们在雨中抵达长春，从出租车司机口中听说，长春火车站还在老地方，只是旧的火车站完全拆掉重建了。我还依稀记得火车站的样子，厚重气派，很有历史感。这里曾经是满铁的枢纽，更是伪满洲国时新京的门户籍，许多人从这里走过，多少故事在这里发生。新火车站自然更加宽大敞亮，但是放到哪一个城市都可以。

斯大林大街早已改名为人民大街，除了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些地标性建筑，其余所剩无几。在温暖的夏天，午夜后依然灯红酒绿，熙熙攘攘，饮食男女川流不息。没有几分景色、一种气味能够提醒：我们曾经在这里度过一次春夏秋冬。

不过，经过诸位筹备聚会同学的出色安排、加上母校的热情接待，这次重返长春终竟成为一次感动之旅。当屏幕上闪过那一张张淡忘已久的“闪亮青春18”照片，当看到食堂饭票、街景、自己都没有见过的老照片上年轻模样，当如行为艺术般重现匮乏年代在宿舍门口接过热乎的茶叶蛋情景，当在宿舍楼道里找到当年的房门、或者走进当年的房间，记忆穿过岁月栩栩如生。

那年抵达长春时，年满20岁的只有我和很少几个同学，最小的只有16岁。如今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半百，散落在世界各地，各自走过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短短的48小时里又会合在这里。

在长春外语集训结束后我们劳燕分飞，许多同学从此再未谋面，但是此时此地，当我们起立怀念已经远行的几位老师与同学时，一种连带感与心情的相通，尽在不言中。

最早归道山的同学，是我的同屋好友。我曾经写过：“M个子不高，卷发清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说话时脑袋微向前伸，认真得有点急切的样子。”平生写的第一幅挽联，就是悼念他的。后来写得多了，被称为芝加哥的挽联专业户。我们住在楼道最深处，这次我和另一位室友在当时住的房门口合影留念。房门上挂了铁锁，楼梯里堆满家具。在不断推倒重建的年代，能够走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听说这栋楼也很快就要拆迁了。

同学们的回忆，多半是宿舍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我却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对于我说来，记住的只是一些短暂瞬间，周而复始的大把时间反倒没有留下痕迹。在那时我已经写过这样的话：一生的意义只在一些瞬间，生命大多数时候就像流水一样流过去了。

我日语学得不怎么用心，杂书倒看了不少。最开心的时光，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翻译文字、在图书室阅读最新的文学期刊。《查特拉斯图拉如是说》是一本四十年代的版本，躺在图书馆里已经二十年没有人借阅过，我去借的时候，借书卡上手写的上一个登记日期是1960年，在我出生之前的一个日子。金斯伯格的《嚎叫》在那一年首发在好象是《安徽文学》那样一本不大起眼的刊物上，“一代精英吭吭哐哐奔向墓场”的译文今已不传，却比后来的翻译更接近原作的节奏风格。“精英”一词，当时还很少用，如此翻译，也是一语成谶，多少预言了八十年代以“精英”自许者的命运。

从一个人读的书和从书里读到的东西，大约也可以窥见这个人的走向。留日预校的本意是培养国家精英，我这样散漫的文学青年进入这里本是一次出于高考成绩的误会。当然误会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几十年后有若干人被打回原形，男生成为边缘人，女生回归全职母亲。

这样一所立意与期许颇高的学校，自然管理颇为严格。据说当时有“三不”的纪律：不许恋爱，不许旷课，不许夜不归宿。入学不久，还没有到夏天，我就把三条纪律全打破了。旷课是我高中以来的习惯，要改也难，事实上直到后来在日本留学也没有改过。夜不归宿其实很少发生，我只是时不时会出去和朋友喝酒聊天，回来很晚，在11点熄灯以后而已。我已经记不清发生了什么，这次听别的同学讲，似乎是校领导查房，发现我的床是空的，逮一现行。

最严重的罪过，自然是谈恋爱。而且这种事件最具有八卦性，几十年后仍然成为话题，倒是当事人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反讽与遗忘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图书馆排队借书时，遇见一位女生。我们本来就有许多共同认识的朋友，再一聊天，又发现不少共同喜欢的小说。因为谈得来，我约她去南湖散步、划船。她性格直爽大方，很痛快地答应了。一次一时兴起的游园，由于在划船到黄昏时不巧遇见几位中国和日本老师也在划船，第二天就尽人皆知，引起轩然大波。

校领导和班主任找我谈话，我保持着对师长的礼貌态度，但也坚拒承认自己有任何错。最后的结果和一生中的许多事情一样，不了了之。

其实我和她当时都没多想，只是学得辛苦、聊得开心，就一起出去玩一趟。本来很简单的事，被想象得很复杂。这使我对留日预校感觉相当不好，后来多是上课来下课走，越来越经常夜不归宿，住在吉林大学朋友家里。

三

如果说1980年的北京大学已经相当开放，1981年的长春还是很沉闷，空气中漂浮着一种压抑的感觉。想不起因为什么，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雨中顶楼》的诗（1981年）。

斑驳的楼顶

积满雨滴

还有昨夜的月光

黑色的流星

匆匆地，在漉漉的街

淌着泪

生活着……

已是深秋，叶子开始发黄飘落。我收到一封北京来信，信里没有写一个字，只用红笔画了一个嘴唇，夹了一朵已经干枯的花。

收到信后的那个星期六，我好像是上了两节课后就偷偷溜走，直奔长春火车站，买了一张站票，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车到沈阳，我抢到一个座位，然后一直坐到北京。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从北京站走出，乘着还空空荡荡的大一路去F家。她打开门看见我的时候，惊讶到张大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在中午和她道别，然后回到自己家。母亲虽然也是惊诧莫名，但她没有多问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和母亲聊了会儿天，在家洗了个澡，拿饭盒去门口的小饭馆买了一个滑溜里脊，吃了一顿饱饭。然后我就去北京站，很幸运地买到一张去长春的硬座，踏上归途。第二天星期一，我如常坐在课堂里，时不时打个哈欠。

在1981年，从北京到长春乘火车要17个小时，总是拥挤不堪，过道里站满人。我最后回北京时，已是春运期间，火车票没有座位，卧铺车开放给持站票的旅客。不仅卧铺上上下下坐满了人，就连下铺床底下都钻进去一个人，睡着伸出一双鞋子在外面。

当沉浸其中的时候，青春的热烈是不惧艰辛的。说走就走从来是我的性格，既反映出迅速果决的一面，也反映出毫无规划、不靠谱的一面。能够即兴固然是一种幸福，率性而为在一个变幻的时代却不免导致人生轨迹的断裂与无常。

不过在从北京到长春的列车上，我的心情已经归于宁静。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入夜车里灯光暗下来，我倚窗望着窗外黝黑的原野，若有若无的星光。鼾声鼻息起伏之间，我忽然感到孤独是夜色般的宿命，而激情并不能长久，不知不觉就沉入空旷。

从长春回北京，我临时抢票买了一张高铁一等座。整个车厢没有几个人，安静舒适，宜于温暖的回忆。如果不是同学聚会，其实我不会故地重游。那往往与其说是寻找，也可能是了结一段回忆。

我们的少年生长在禁欲保守的氛围里，男女之情不见容于革命时代，人们对之讳莫如深。少年男女自然有着发自青春荷尔蒙的波动，绝大多数却朦胧无知，不要说性，就连怎么接吻都不明白。关于爱情的想象在书本里成长膨胀，在诗与远方幻化成巨大的海市蜃楼。有时无知可能带来单纯，有时匮乏反而导致浪漫。《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理想主义与柏拉图式爱情很迷人，罗曼·罗兰七宝楼台式的夸张与繁复曾经在红旗下的蛋中风靡一时。《爱情故事》的生死不渝简单而令人感动，本是好莱坞言情故事的正宗。

我们年轻的时候，人相对更容易活在自己编织的世界中，并不懂得绝大多数爱情是经不起考验的，就像我们心目中的气节、风骨一样，更多是一种期待。时间的磨洗、现实的逼仄、心灵的物质化，往往是人们无法面对的。

根据一位同学的创意，我们给母校捐赠了十棵樱花树，立了一块石碑。这次举行了石碑揭幕仪式，我也平生第一次做了一个植树的摆拍。这也是留一点痕迹的意思，如果没有大的变故，树会成长，石碑也会留在那里。

每年四月，樱花会绽放，人会渐渐老去。也许偶尔会想起，曾在这里短暂璀璨的一段青春时光。

四

酒店背后，是香港与深圳之间的界河、沿岸起伏的小丘。在两个大城市之间，有山有水，一道葱郁的风景。

从长春回来不久，又飞深圳做一个公益文化讲座。20年前出差经常路过深圳，却从不曾停留。所以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来深圳。

三十多年前家兄曾经参与创办深圳大学，每每向我说起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说起来第一次打算去深圳还是三十二年前，我在日本上大三，曾经考虑大学毕业后去南方。我先去了苏州大学，1985年的苏州，虽然幽静美丽，偶尔还会邂逅美女，却有一些暮气。于是我想去深圳拜访一位闻名已久的师长，大约是因为日程匆忙没有去成。后来我留在日本读研，家兄因为水土不服返京，便失去了去深圳的由头与必要性，不知不觉已是物换星移。

讲座后第二天，我去拜访了这位师长，一偿32年前的愿望。那时他风采夺人，如今已年过八旬。阳光穿过云层射在露台上，我听他缓缓叙述跨越半个世纪的片段，楼外车水马龙，种种市井声音隐约可闻，八十年代的深圳已是遥远的往事。

路过或错过，相见或失之交臂，有时很难说是偶然还是命运。结果是相同的：我迟到了许多年。

午夜归来，在酒店花园散步。棕榈树的摇曳，自然是南国的风景。云慢慢堆积，开始起了微风，预警的短信时不时在手机中闪现。果然，在很深的夜里起了狂风，把酒店的玻璃窗吹得噼啪作响。

台风如期而至，我却很偶然地在旅途中与之邂逅。自从去了地处内陆北国的芝加哥，我已渐渐遗忘滨海的气息，也和台风久违了近30年。

半梦半醒之间，风雨愈演愈烈，不仅窗户震动，感觉就连墙也发出了响声。我被震醒后披衣起来望着窗外，只见一片漆黑迷茫。有那么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仿佛有些深不可测的回忆在苏醒。不过有时候我或许宁愿睡去而不是醒来。

台风渐渐过去，午后再看窗外，是宁静中的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