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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末路王朝的国运

高凌2017-09-11 13:33

高凌/文

彼得·贾德森的《哈布斯堡王朝》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了中文版,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庆祝,因为这是第一本被翻译为中文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严肃历史著作。在这个多民族大君主国分崩离析将近一个世纪,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分别被并入继承了它的领土的三个新国家和四个旧国家的历史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一本这个君主国整体的历史著作本身就意味着一个考察中欧和东欧历史的全新角度。在这个书中,一个陌生的形象随着彼得·贾德森的文字慢慢浮现,那是一个如今已被历史遗忘的多瑙河大君主国,三个世纪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和人民曾经追求、却最终失败的梦想。

被人遗忘的王朝和没有名字的帝国

在传统的近代史叙事中,哈布斯堡君主国或奥匈帝国是欧洲列强中的异类。这个神奇的生存到二十世纪的中世纪的君主国,就像一个优雅精致的花瓶出现在民族国家的快车道上。在美国军事史专家瓦夫罗的专著《哈布斯堡的灭亡》中,瓦夫罗告诉我们奥匈帝国这个领土欧洲第二、人口欧洲第三的大君主国,实际上羸弱不堪。在军事上匈牙利自由党阻挠任何加强帝国军队的主张,这个欧洲领土第二人口第三的国家的陆军,在规模和质量上甚至无法与海军强国英国相比。在政治上,维也纳的帝国议会聚集着帝国的大大小小十几个民族和党派的议员,每个议员都有权以自己的语言发言,而帝国议会却不提供翻译服务。于是在这个泰奥多尔·汉森设计的宏伟的古典主义建筑里,各种不同语言的讲话声、喝彩声、咒骂声此起彼伏。德意志民族党的“元首”舍内雷尔把玩具喇叭作为议会辩论的重要工具带到了下议院,其他议员则回敬以桌上的墨水瓶,当喇叭声四起、墨水瓶横飞,拳脚相加也就不可避免。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市民的一个免费娱乐就是旁听议会辩论。而这些旁听的人中,有一个来自林茨的流浪汉,他在观众席上看到过已经进入政治生涯晚期的“元首”舍内雷尔,还参加过另一个民粹煽动家卡尔·鲁格的葬礼,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这种政治上的乱局正与传统的帝国晚期政治史的观点相一致。在关于奥匈帝国的大部分政治史著作中,这个帝国的民族矛盾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题。帝国本身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整体,相反它被看作是其境内各民族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构成帝国的各民族从形成,到文化和政治觉醒,进而争取文化和政治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看作是这个帝国的各民族走向独立的催化剂。当1918年1月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其《十四点声明》中,宣布了支持“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的时候,这个民族独立的事业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

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

在既往的民族历史叙事中,巴德尼事件一直被看作是帝国晚期民族矛盾爆发的标志,用来证明帝国分崩离析或者“民族独立”的不可避免。但是在本书中彼得·贾德森给我们介绍了巴德尼事件的另一面。波希米亚王国本身有三个民族,捷克人人口占多数但是经济上处于劣势,德意志人人口少但是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占优势,犹太人则人口既少政治上更加处于劣势,但是犹太人讲德语。在公务员只需要懂德语的时代,德意志人和犹太人都没有学习捷克语的动力,而捷克人为了考公务员往往学会了德语。当1897年首相巴德尼伯爵决心推动普选法,把最大的选民团建立在帝国之内全体成年男子的基础上的时候他无疑要把希望寄托在捷克人身上。所以1897年选举法颁布以后的4月5日,巴德尼伯爵颁布了《波希米亚语言条例》。这个条例要求波希米亚的各级政府机关今后应该提供捷克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的服务,所有在职公务员都应该在三年内掌握德语和捷克语。而且条例没有明确宣布是否三年以后再在公务员考试中适用德语和捷克语两种语言,结果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5月初想要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卡尔-布克曼因为不懂捷克语而绝望自杀。《德意志报》用《第一个牺牲者》的答复标题报道了此事,布拉格大学的大学生随即打成一团。大学生只用拆散的课桌椅就制造了惊人的死伤,帝国议会里的德意志民族党起来声援波希米亚德意志人,而捷克民族党则坚决反对,议会也进入混乱状态。到11月皇帝不得不在解散议会的同时罢免了巴德尼伯爵的首相职务。

巴德尼事件本身无疑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后果是否意味着帝国的各民族已经视帝国为牢笼,想要撕裂或者逃离它了呢?有两个事实应该被注意到。第一,参与斗争的三个民族,大打出手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还有呆若木鸡的讲德语犹太人,他们争斗的目标不是平时生活讲哪种语言,而是帝国公务员应该会哪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帝国公务员考试应该考哪种语言。换而言之,1897年的捷克民族党不是要通过语言斗争缔造一个捷克民族国家,而是在帝国体制之内为捷克人争取到一个公平的基础上甚至再来点特权的优势地位。而巴德尼事件的另一面,死去的可怜的卡尔·布克曼,他只懂德语,因为无法成为帝国公务员的焦虑而选择自杀——但是布拉格距离德意志人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只有316公里,距离德意志帝国的萨克森王国的大城市德累斯顿只有152公里。也就是说从布拉格去柏林相当于北京到大同,从布拉格去德累斯顿相当于北京去保定。虽然那是1897年,但是铁路系统已经相当发达,11年以后的1908年布拉格的讲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乘火车去了意大利的布雷西亚,16年后的1913年同样是这位拖延症重度患者鼓起勇气乘火车去了柏林。也就是说卡尔·布克曼在1897年为了生活下去完全可以抛弃他的哈布斯堡祖国,到德意志帝国去,但他宁可自杀也没有离开。

相比万众瞩目的波西米亚问题,帝国的民族矛盾真正的焦点实际上在“斯蒂芬王冠领土”,也就是二元君主国的匈牙利部分。在这里自由党强制的马扎尔化政策导致了王国领土上接近50%的斯拉夫人的强烈不满,而弗兰茨-费迪南大公的三元君主国实际上回应了他们的呼声。费迪南大公准备以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基础建立一个帝国之内的南斯拉夫王国,与匈牙利王国、奥地利帝国一起组成三元君主国。在小说《帝王的陵墓》中约瑟夫-罗特,让主人公特洛塔满怀深情的怀念他父亲,一个成功的斯洛文尼亚商人老特洛塔的“三元君主国梦想”。在这个梦想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个追求民族和解和平等的大君主国梦想,而帝国之所以没能实现它,反而分崩离析其原因就在于世界大战。

王朝的时运

如果我们认识到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体制的产物,而他们斗争的方向也并不是脱离帝国而是在帝国的体制之下为本民族争取公平的对待,甚至在平等的基础上再多争取到一点特权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审视帝国最后几年的历史。这个曾经被看作是漫长的回光返照的时代,是否真的是一个帝国行将就木时的最后疯狂呢?帝国是不是沙滩上的大厦?就要被民族主义的浪涛席卷而去?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挑战,帝国是不是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回答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奥匈帝国如此,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也都是如此。沙皇俄国实际上1917年就崩溃了,而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皇帝比奥匈帝国的卡尔一世皇帝实际上还早退位两天。在本书的第八章中,彼得-贾德森详细描述了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崩溃的过程。帝国在这场战争造成的失败、伤亡、缺乏劳动力导致的粮食减产、缺乏粮食和燃料导致的饥寒交迫压垮了。帝国最后时刻里的人民是因为帝国无力再保证他们基本的生存所需,无力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导致的绝望而抛弃了帝国。到1918年下半年帝国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崩溃瓦解,人们被迫自己组织起来尽可能的自救。而《威尔逊纲领》中隐含的民族自决色彩,给这些组织的领袖提供了一个以比较宽松的条件退出战争的希望,于是人们抛弃了帝国。

那么假如没有世界大战,帝国是不是沙滩上的宫殿呢?我们一再提及的那种民族历史叙事,将战争中帝国的崩溃视作帝国自身民族矛盾爆发的必然结果,无论有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都将崩溃分解为一系列碎片式的小国家。这种观点的基础在站前就是语言和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斗争和纠纷,而在战争中就体现为帝国少数民族士兵的不可靠、消极怠工、集体投降甚至临阵倒戈现象。对此彼得-贾德森在著作中指出,实际上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尤其是捷克人士兵,不可靠、对天放枪、集体投敌的消息,大多来自帝国军事当局。军队用栽赃给少数民族士兵的方法来为自己的无能、无能导致的军事失败开脱。这种官方报道在战争期间就遭到了捷克民族党的坚决抵制和反驳。战争期间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明确证明的捷克士兵不可靠、甚至叛变投敌的事例。但当帝国崩溃,帝国被一系列新国家所取代的时候,这些新国家却依据自己的利益从新选择了对待这类宣传的态度。

对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而言,帝国当局所捏造的这些不可靠的背叛的捷克士兵,是捷克民族觉醒的表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破坏帝国主义战争的英雄。那些曾经坚决要求调查此类事件是否存在的捷克政治家,现在笔锋一转热情的颂扬这些他们过去认为绝对不存在的事件,以此证明捷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而在奥地利共和国,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同样继承了帝国军队捏造的事实,以此证明以奥地利德意志人为主的帝国军队并不是无能,而是因为部下的背叛才输掉了战争。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帝国的团结和统一,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破坏和困苦,无疑是力不从心的。但是假如没有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时期”的欧洲而言,奥匈帝国实际上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帝国灭亡是帝国投入世界大战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其自身民族矛盾爆发的结果。1918年脱离帝国的各民族并不是从一座“各民族的大监狱里逃脱”,相反他们更像是在帝国这艘巨轮沉没时弃船而走的乘客和船员。这一点彼得·贾德森通过帝国瓦解之后产生的各国家对待帝国制度的态度,对革命的反感,甚至和帝国一样不信任从俄国释放归来的战俘这些具体的事实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他甚至直接指出1918年以后出现在中欧的那几个碎片般的小国,虽然一再试图赋予自己以民族国家的色彩,但实际上它们对待领土之内的少数民族和奥匈帝国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更加粗暴。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看1914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本文的标题“王朝的时运”。1857年整个君主国的人口为三千五百八十一万,1910年上升到五千一百三十九万,增长了43%。但维也纳的人口从1851年的四十三万增长到1910年的两百万,人口翻了五倍,与维也纳的爆发性增长相比其他各城市的增长比较温和,但是主要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都超过了60%。这意味着帝国境内发生了剧烈的城市化和支撑着这种剧烈的城市化的工业化。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足,房屋短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加剧。这是进步阶段的必然产物,奥匈帝国末期的混乱局面是其自身急速工业化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一个帝国行将就木时的末日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