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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店里的现代女性症候群

汪天艾2017-09-11 13:41

汪天艾/文

马德里老城中有一个以“文学”为名的街区。黄金世纪以降的文学巨匠们曾聚居于此,如今,他们的名字成为这里许多纵横的街道:塞万提斯街,加尔西拉索街,洛佩·德·维加街……文学区最中心的步行道叫“花园”街,水泥地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用烫金字刻写下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品里最耳熟能详的片段,比如《堂吉诃德》开篇拉曼查骑士的出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四年,文学区的这条林荫道始终是我的挚爱,一路走上来,仿佛沿途震荡的是不同时代的回声,或智慧,或柔情,或激扬。

路的尽头通往天使广场,广场右拐下去不远就是西班牙国家剧院,剧院门口立着加西亚·洛尔迦的雕像,每每路过都想去他面前站站,有时他摊开捧起的手心里会停有一只鸽子无心驻留,有时,是一小束有心的鲜花。天使广场的另一边则是一间总是郁郁葱葱的花店,铸铁栏杆围起的院子里一棵百岁橄榄树,树荫后面藏着玻璃房子,里面鲜亮的花色绰约可见。“在这个街区里有五个来买花的女人。一开始,她们都不是为自己买花的:一个为了她的秘密情人,一个为了她的办公室,一个为了画它们,一个为了她的客户,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瓦内莎·蒙福特的小说《买花的女人们》开头这样写道。故事发生在天使广场那间我无数次路过的花店,在这个整座城市都半眯着眼睛无心工作的时节,这个理由已经足够让我继续读下去。

达洛卫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

盛夏。“我”刚刚搬进文学区,在奥莉薇亚开的花店谋得一份助手的工作。第一天,她便见到了奥莉薇亚的几位老主顾:开时装店的妩媚女郎伽拉、在外事部担任要职的女强人卡桑德拉、勉力维持着妻子、雇员、母亲和女儿的多重角色的维多利亚以及半天开出租车半天画画的奥萝拉。四十岁上下的几个女人,每个人都在生活与感情的漩涡里挣扎,这间花店仿佛她们的绿洲。下班之后,她们时常聚在花房背后的小房间里,就着奥莉薇亚开的一瓶红酒胡乱谈上几小时天,再去面对各自要面对的动荡颠簸。伽拉惧怕时间和衰老,不停吸引不同的男人不停开始新的恋爱来验证自己的魅力,却从不真正投入感情,或者说从不与自己真正产生感情的男人恋爱,以规避厌倦与被厌倦的风险。卡桑德拉生活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她完美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生发展,恐惧对他人的感情依赖,因没有“稳定的个人生活”被上司与同僚诟病,只好经常从花店订花到自己的办公室。维多利亚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是夹在父母、雇主、丈夫和子女之间的“三明治女性”,每天从睁眼到闭眼忙得不停,想要扮演好每一种角色,稍有不慎脑海里就会警铃大作。奥萝拉总是混淆执迷与爱情的边界,以为越痛苦越深爱,在情感受害者的位置上维持着不平等的恋爱关系。

书中用对话体记录下的花店长谈中,感情是始终贯穿的主题,每个人在感情问题中的不同反应让她们看见最好和最坏的自己。疑惑与不安,投入多与少的较量,假装不在意的信任危机,不同的成长环境童年情结造成的种种亲密危机。这几个买花的女人之间的友谊就像《欲望都市》或《老友记》里的人物,在每日或繁重或枯燥或惊心的生活之后,相聚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在倾诉与吐露、谈笑与揶揄中帮助彼此同时看清自己。剧作家出身的瓦内莎运用她最熟练的对话写作将女人们的人生逐一展开,给人强烈的感觉这是在世界不同角落用不同语言都可能发生的谈话,是现代女性的身份本身给予的共享空间。当基本的性别平等意识扎根、基本的女性权益达成之后,尚有更多的困惑与思考随之产生。

在女人们的一次花店聚谈中,奥莉薇亚说:“我要做个调查:你们中有谁在和伴侣同住的时候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无所谓大小,哪怕是个储藏室或者小房间甚至洗手间,但是是家里一个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角落。”几个女人都沉默了。除了不曾与人同住过的卡桑德拉之外,维多利亚想起在自己两百平米的房子里丈夫巴勃罗有自己的书房,孩子们有各自的房间,而她想不到房子里任何一个具体的空间可以被认定为“她自己的”。伽拉几乎从来不欢迎自己的情人留宿她家,回想起唯一一段接近婚姻的同住经历摇了摇头。至于奥萝拉更是极端的例子,她的伴侣马克西意料之中地侵占了她家中所有的空间。维多利亚喃喃道:“多奇怪啊……我们所有人都如此努力地想要在办公室、在职场上赢得一席之地,却在家里还没有自己的空间。”的确,一个世纪以前伍尔夫提出她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写作,如今许多职业女性在工作中已经拥有“自己的房间”,她们的个人空间反而是在家庭中被最大限度地挤压和侵占。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寻找和实现自我的可能性,与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相辅相成。但是当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再局限于相夫教子,当她们的社会属性提升,在家庭分工中却依然面临着固有观念遗留下的显性或隐性的不平等,或者说,当她们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这并不仅仅是性别平等的社会议题,更是每个人(无论性别)都可能在生命某个时刻遭遇的自我认知困境。她们都是有学历、有阅历、理论上有选择的自由和可能的女性。问题恰恰是她们要作出怎样的选择。譬如维多利亚的工作需要外派国外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却因为丈夫的迟疑而一推再推。她的选择其实在自己手中,只是她需要决定是否拿回生命的主动权而不完全为他人的看法奔忙。

在小说三个月的时间跨度里,在来来去去的配角和支线故事中,买花的女人们或多或少都解开了一些困惑、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某个决定或选择。卡桑德拉选择开始,奥萝拉决定结束,维多利亚选择自己,伽拉决定鼓起尝试的勇气。而最大的决定来自对话中最沉默、最犹豫不决的那一个。她是玛丽娜,小说的第一人称讲述者“我”。玛丽娜决定独自驾船沿白银海岸南下直到渡过直布罗陀海峡。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愿你道路漫长,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康斯坦丁·卡瓦菲斯《伊萨卡岛》

玛丽娜四十岁。她是卡桑德拉的反面。过去的人生里她始终是跟随者,不是掌舵的人。神话里,她会是在伊萨卡岛上等待丈夫归来的佩内洛佩,但是她的奥德修斯不在了。丈夫奥斯卡患病去世之后整整一年玛丽娜都是静止的,她曾经一直以为人到中年的自己会有孩子,在马德里安居,每年夏天和丈夫带着孩子去海边度假。她早早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一位“船长”,满足地度过二十年,却突然面对全盘的失去,生命如同一个空白的深渊。心理医生在每一次治疗结束的时候都会对她说:“你要开始生活,而不是一直想着应该怎么生活。”终于,生活从独自搬到文学区开始。

去花店找工作的她紧张不安,几乎每两句话就要说一句“抱歉”;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到什么。接受花店的工作是她许多年里自己做的第一个决定。她的人生程序对她自己而言是陌生的,她需要重新开始学习此前从未存在于她人生字典里的词,比如“独立”,比如“自由”。平生第一次,她开始思考:独立与自由之间有什么区别?自由与孤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刚开始在女人们的花店聚会里,玛丽娜不发一言,几乎是透明的,直到某次聊天中奥莉薇亚说“可是我们中间有谁明明会开船却不掌舵呢?”,玛丽娜感觉自己的声带仿佛此刻才恢复功能,她说:“我”。奥莉薇亚为她倒了一杯酒,她讲起丈夫奥斯卡教她在海中驾船,他们的船叫“彼得潘”,讲起丈夫弥留之际她许诺找人把“彼得潘”开到他最喜欢的非洲大陆北角,把他的骨灰撒在那里,讲起她觉得无法面对这样的失去,讲起被这个她尚未完成的诺言困在过去的废墟里——奥斯卡的骨灰盒至今还在她租来的家中,她甚至无法鼓起勇气踏上“彼得潘”,毋宁说完成丈夫的遗愿。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自由的机会”,奥莉薇亚说,“如果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旅程。按照你自己的条件。为了你自己。”如果她,独自启程,独自完成。实际上,这本小说正是玛丽娜在航行中以第一人称日记体写成的,她与花店女人们三个月的相处以回忆的形式与航行中实时的记录交叉出现。八天,从卡塔赫纳到坦格尔,她要在比创世纪多一天的旅程重建自己的世界。漫长的与海洋相顾无言的独处时光,大自然的咆哮与回忆中花店的人声交织,瞬息万变的大海如同生命,时而充满威胁,时而又平静宽广。玛丽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对生命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如同她儿时读过的《老人与海》,人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学会臣服也学会挑战。她懂得了何时保持耐心顺应风浪,何时用尽全力安然度过厄难。第八日,当非洲大陆的海岸线缓缓靠近,她拿起丈夫的骨灰盒走到背风一边的甲板,第一次只想起自己,与他人都无关的独立的自己。这场旅程不再是别人的或者为了别人的,而是她驾驶这艘船完成的一场仪式,执念放下,她做好准备与丈夫各赴前程。“我向你许诺的我做到了。但是,我是用我的方式做到的。”当奥德修斯离开,佩内洛佩没有在孤岛上苦等,她亦驾船出海。

故事的尾声,故事中那个一百年里马德里最炎热的夏天也已经过去,奥莉薇亚如同《欢乐满人间》里的仙女悄然离开,将花店留给了玛丽娜,买花的女人们各自展开新的生活,天使广场的馥郁与郁葱继续迎来更多买花的女人,聆听新的故事,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要为你自己选一种花,你会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