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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关:屈辱还是进步

尹敏志2017-09-11 13:44

尹敏志/文

伫立街角、油漆斑驳的绿色邮筒,是中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我们将平邮或明信片黏上邮票,投入其中,却不会费心去想颜色的含义。与英国、日本等国通用的红色邮筒不同,早在大清邮政时代,中国邮筒就已经是这种形制和颜色了。中国现代邮政发轫于1897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多年奔走下设立,它最初依附于海关,直到1911年才独立出来。有证据显示,无论是绿色的海关旗,还是绿色的邮筒,都很可能是赫德为了致敬他的故乡、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爱尔兰。

台湾和大陆的邮政机构,至今沿用这抹爱尔兰绿,只是它的含义早已被遗忘。同样被遗忘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从1861年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被恭亲王任命为第一任海光总税务司开始,到1944年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当选为全职总税务司为止,在百年中国近代史中,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的贸易门户海关都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手握扃鐍。

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方面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机构相比,海关明显更为廉洁、稳定与高效,以至于后来退守台湾的前海关职员卢海鸣认为,如果所有国民党机构能像海关一样,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会发生——海关作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工具”,亦还有此光明面,明显与大陆近代史话语不符。

在写完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揭示了大革命之后中国不断“暴力化”的过程之后,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开始研究海关史,这便是《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作者认为,与中国传统的榷关不同,海关“集多功能为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包括建设港口、派使臣出访、气象观测、培养外交官、译书,等等。更重要的是,海关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它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运筹帷幄,是一个不受频繁权力更迭影响的“国中之国”。

出于这两层原因,海关是近代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缩影:既掠夺中国,又帮助中国;既以武力打开其国门,又用文明迫使其现代化。海关就像一条变色龙,在延续传统榷关色彩的同时,又将世界性特征引入这一新机构,以适应不同的世界。方德万的研究相对轻理论,更加重视史实的挖掘,呈现了一个更为丰满,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的海关史。

中国海关的滥觞,是在一场起义过后的废墟之中。1853年9月,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引发的恐慌情绪中,由福建和广东水手组成的小刀会占领上海,将租界洗劫一空,包括设于当地的江海关。起义平息后,上海道台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议,决定三国各派一名代表为税务监督,成立关税委员会。英国方面最初派了威妥玛,后来改为李泰国。1861年,根据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李泰国被其任命为第一任总税务司。

最开始,去中国工作并不是个诱人的选择。一位英国首相直言不讳地说,驻华领事馆是“贫困者的避难所”,里面的职员都是些“穷困潦倒、名誉扫地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白垃圾”一流。李泰国虽也出身贫寒,但从小自强不息,来华后还跟随一位传教士学习了汉语,只不过这种语言特长似乎反而降低了他的声望,在同僚们看来,对汉语的学习有弊无利,“会捆绑思考力,并且造成在真实生活中对普通事务持有错误的理解认知。”

李泰国带有一种英国式的自傲,有时候他将中国比作一根腐烂的苇草,有时又视其为一个需要看护的婴儿,“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它现在还不能独立行走,多年之后才行。”方德万认为,这位“高贵的人”的下台是必然的。1863年,在拒绝去北京讨论关务,与任命他的恭亲王激烈冲突后,11月底赫德取代了他的位置。

1835年,赫德出身于爱尔兰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基督教卫斯理宗的信徒,该宗教义主张善行、寻求个人救世。在赫德出身三十年前,大英帝国吞并了爱尔兰,二十年后,此地爆发了著名的马铃薯大饥荒。虽然方德万未指明,但可以想象,作为大英帝国相对边缘、穷苦地区的公民,赫德对于被压迫民族更容易感同身受,这也是他与前任的最大区别:“赫德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李泰国并没有;李泰国强硬粗暴,而赫德则通融随和,外表从容冷静;李泰国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独立自主,而赫德则对其给予同情;赫德希望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而李泰国则要革命。”

赫德清楚地认识到英国人受到中国人的痛恨,因而节制自己的行为,在与清政府来往时更多采取合作态度,并继续将海关作为“革新政府中各个部门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说,赫德与李泰国没有区别,只不过前者手段高明得多。因为适应官场,他在北京和伦敦间左右逢源,掌控着海关正在发生的一切,将其变为一个福柯式的“圆形监狱机构”——不得不指出的是,方德万对于《规训与惩罚》中这个概念的化用略显生硬,因为它原本描述的是权力对于人肉体的驯顺,并不吻合赫德和手下雇员的关系。

因为海关总税务司没有任期限制,所以赫德在这个位置上待了47年。他从全欧洲招聘海关人员,要求他们全体学习汉语,并定期考试,将晋升资格与考试结果挂钩。海关倾向于招录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堂堂、有维多利亚时代男子气概的年轻人,为了让这些人安心工作,提高待遇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招录过程最大弊端是赫德喜欢起用爱尔兰人,尤其是他的亲属,为此甚至不惜减损用人国际化的原则。所以赫德的良吏口碑是相对的,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管理者。

而且赫德也没能挽救清政府失败的自强运动,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中的赔款数额,已经超过了清政府的税收数额,它不得不向国际银行财团寻求贷款,并拿海关税收作担保。此时通过与汇丰银行合作,赫德设计了一套跨国程序,由汇丰银行在伦敦管理债券发行,由中国海关准时偿还债券利息,构建了一个对中国贷款的小型市场,为清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使外国列强瓜分清朝税收资源成为可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赫德也在英国去世,由安格联接任总税务司。

革命之前,清政府实际上负责关税征收的是海关监督而非税务司;但中华民国海关开始从监督那里接管关税,并直接送到位于上海的外国银行以偿还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海关也不再是一个现代性行政机构的核心,而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海关沦为了赫德一直所极力避免的样子,即一个中国版的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安格联个人强烈的歧视中国立场,无疑将加剧这一趋势。

但此时突发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就在1913年袁世凯为镇压南方革命政府而制定空前的“善后大借款”方案后仅过一年,欧洲大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再贷款给袁世凯政府。袁世凯遂放弃对外借款,转而对内发行公债,并拿海关税收做担保。在北洋政府一批优秀外交家的运作下,一战末期中国对德、奥宣战,并自动取消了对他们的赔款,又在十月革命之后取消向俄国支付庚子赔款,海关破天荒地出现了关余。

但欧洲霸权的衰落,并不影响安格联一边保管海关税收,一边作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进一步扩大海关的权力,并成为事实上的“太上财政总长”。安格联的性格近似李泰国,缺乏赫德那样谦冲自牧,他在任时北洋官场有不成文的规定:新财政总长上任后,首先要亲自去他那里拜访、述职。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向安格联索要控制区的海关税收时,英国人毫不客气地回复道,孙“大概患有神经病”。这种傲慢和我行我素最终导致恶果,1927年1月新任财政总长顾维钧将其罢免。

安格联的失势绝不是偶然事件,背景是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在1920年代走向没落,马上就要在中国退场了。正如宋子文所说,海关已经从一个国中之国,变成了普通的中国机关。后两任英国籍总税务司易执士(Edward Arthur)、梅乐和(Frederick Maze)只不过是命令执行者而已。1929年,国民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而大幅提高关税,代价就是走私泛滥,海关职员们也在走私贸易中收获颇丰,以至于无数大学生挤破头要进入这个机构,期待分得一杯羹。海关在“中国化”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赫德时代的清廉。

在英国人退场之后,紧跟而来的就是日本人。二十世纪初以来,日英两国维持了很久的同盟关系,所以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梅乐和对日本犹抱有幻想,乐于在很多领域与之合作。1938年,英国和日本在东京达成协议,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全部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对此,方德万评论道:“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种级别的羞辱,恐怕只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差可比拟。

在淞沪战役的一次轰炸行动中,日军曾误将一枚炸弹投到海关大楼旁,造成重大伤亡。但这不影响英国人继续坚持绥靖政策的东亚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攻击英国殖民地后,英日同盟的玫瑰色幻觉才被彻底埋葬。1942年,梅乐和遭到免职,海关也一分为二,一个在日占区,另一个在重庆,后者由中国官员周骊代理总税务司。

独立的、作为西方和中国中介的海关已经死亡。此后不管再由谁领导这个机构,都没办法挽回它的荣光了,在国共内战开始后“不但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反对它,而且也没有外国势力愿意或者能够支持它。海关不仅失去了纪律和凝聚力,更糟的是,也失去了声誉”。当时坐在总税务司位置上的是美国人李度,但他明显力不从心,以至于1947年在巨大压力下崩溃,被送回美国养病。“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陷入长久的冷战,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巨大分裂,更是海关更本没有能力缩小和减少的。方德万没有花费大量笔墨描述1949年前后的中国海关,只是在结尾告诉我们,海关的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贫穷和虚弱时,并不意味着它的领导者是糊涂的……事实上,就因为缺少军事和财富力量,反而助长了政治的精明。”

在方德万之前,唐启华的北洋修约史、外交史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一个弱小的国家更倾向于开放,以挽救自身的日暮途穷,并放手让知识精英施展才华,生气淋漓的思想和行迹,往往产生于此时。而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时,有时反而会趋于封闭,自认万物皆备,无需外求。由海关的盛衰轮回,也可窥此规律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