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虎/文

少年时代，贺萧（Gail　B.　Her-shatter）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应邀访问中国，此时，贺萧正在麻省一所私立大学读一年级，媒体上出现的中国报道吸引了她的关注，于是，她上了一门中国史的课，第二年，她开始学中文，因为“我既对中国感兴趣，又对社会主义有很多理想。”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大学生一样，贺萧参加过反对越南战争运动，那一代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甚至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激进政治运动都持肯定态度。贺萧也不例外。

1979年到1981年，贺萧到天津南开大学学习，这才真正开始说汉语，和中国人真正打交道。也正是这两年的中国学习，贺萧意识到，美国是历史的产物，中国是另外一个历史的产物。

中国的“另外一个历史”从此成为贺萧的研究对象，起初，她的研究对象是天津女工。不过，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上世纪20年代在天津，风化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比女工多一倍。在研究完天津女工后，她便转向该群体，十多年后的1997年，她研究该群体的著作出版，这便是中国读者熟知的《危险的愉悦》。出版当年，这本书便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在完成《危险的愉悦》后，贺萧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另一个沉默的群体——中国农村妇女，再次用著作扎实的回应了将女性主义带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著名论断。在1990年代初，贺萧认识了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高小贤，聊天时发现两人对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感兴趣。

1996年，贺萧和高小贤开始合作，一起研究农村妇女1950年代的经历。她们在陕西选择了4个村庄，对村庄里的72位老年妇女进行了采访。从这些口述史出发，贺萧探讨了19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各个社会角色：寡妇、模范、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劳动者、叙述者等等，通过分析这些妇女的角色，贺萧不仅生动展示了一部19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史，更是“有力地检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便是2011年出版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这本书出版后，当年即再获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琼·凯利是美国另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她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话：“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对她来说，把妇女还给历史和把历史还给妇女同等重要，贺萧教授的著作亦如此。

可以说，贺萧教授的著作与她的同行所做的研究一起，将海外中国妇女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局面：不仅把被遗忘被忽视了数千年的妇女从历史中找寻出来，更是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解说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开创了新一代的学术景象。

今年4月，《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推出。为此，笔者通过邮件采访了贺萧教授，请她谈谈她的最新著作和她的学术研究。

问＝罗小虎

答＝贺萧

问：在这本书中，你采访了72位中国农村老年妇女，她们都像曹竹香那样来自贫农家庭或是中下农？

答：高小贤和我采访的大部分妇女在1949年之前都很穷，在“土改”时期被划为贫农或是中农。有一些人则好多了，至少有一位嫁给了地主家庭，尽管她没有告诉我们这点，实际上，当她村里的其他人告诉我们这点时，她很生气。

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我们没有试图从每一个阶级中都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样本。我们只是去采访我们所拜访的村子里每一位活到一定年纪的妇女，足够健康而且还愿意开口。这其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人其实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不愿在她们的故事中提及这事。当然，那些最愿意讲述她们在1949年之前如何受苦、1949年之后生活如何改变的人大多来自贫困家庭，这也是事实。

你的问题也指出了中国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的另一个特点，这里不是一个富裕的地区，土地不是很肥沃，在1949年之前，土地不是一笔大投资。相对于中国南部或是江南地区，地主阶级比较小，他们在那里也一般不会拥有很大的土地。所以，单纯的土地改革并没有产生出足够资源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个新生的国家却非常需要农业的收入来承担工业化的成本。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当局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将土地集体化、在土改几年后便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一个原因。当然，走向集体所有制有其政治原因，但这里面也有凭此帮助加速经济发展的期望。

问：书的副标题“中国集体化历史”是什么意思呢？

答：关于书的副标题“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英文里有一种双关的意思，很难翻译成中文。在英语中，“collective”可以有几种意思，其中一种可用来描述社会主义所有权的安排，或是我们中文中所说的“集体化”，但是“collective”也有“共同享有”的意思。这两种意思我都想表达出来。我的兴趣是探索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这段历史时期，但是，我也是在探索不同背景的中国人共有的一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是如何被改革年代中不同群体的人理解的。

问：你在书中写到：“妇女们必须按照指导去理解和叙述过去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干部也必须被教导如何去指导她们。”那么，你怎么确认你们采访的妇女记忆与叙述的真实性？她们的记忆或是叙述有没有可能受到某种思维的指导呢？

答：这个问题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个人记忆是如何被我说的“大历史”行为修改的？我说的“大历史”，指的是被写在历史书里的那些事件，通常涉及到政策、战争或是快速的社会变化。

当我们读历史书时，会熟悉这些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于是通常会认为我们理解了在某一个时刻和地点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中我感兴趣的问题是：谁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大历史事件在一个政治等级制度的上上下下的不同群体中，是如何被修改的，或是如何变得更重要或是消失的。

你问我如何确认这72位妇女的记忆是否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不认为在国家立场和个人如何理解之间有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实际上，这正是我想通过采访这些居住在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北京的农村妇女来探讨的问题。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措施，其中有一些非常激进。因此，我的问题是，底层的人是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和政策的产生方式？这些政策在农村产生的效果是否如预计的那样？在地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预期效果和未预期的效果？

此外，高小贤和我做的采访还引发了另一个有关记忆如何工作的重要问题。在做采访时，我们会和妇女谈论那些四十多年或是更早发生的事情。这些妇女记住的是什么？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足够重要到他们四十年不忘，或是把他们的生活改变得严重到四十年不忘，或是精彩到四十年不忘。这些政策和举措中有哪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哪些又是有如此大的破坏性以至于在消失很久之后人们还记得？政府说想要做什么与妇女记得发生了什么，以及妇女在自己的社区具体做了什么之间是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国家目标、日常生活经验和记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就和意识形态是否指导妇女如何记忆没有关系。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妇女记得她们所记得的那些，和她们是如何使用国家革命语言来理解自己的记忆。如果妇女所记住的事情与国家政策或是意识形态所预测的很不同，那么我会想知道为什么以及这些不同是如何产生的。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国家出版物中经常用的一个短语是“旧社会”。“旧社会”应该是一个用来描述的社会关系，一些人压迫妇女和剥削穷人，革命应该给“旧社会”和“新社会”带来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一些地方，在解放区，新社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便正式开始了。一些地方，则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日子被在大历史叙述中称为“解放”。而一些地方，则开始于1950年代早期，当新政府对中国大部分地方进一步进行控制和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但社会变化是一个不均匀的过程，它不是非要这样不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每一个都知道解放是1949，但是，除开极少数例外，大部分妇女都不记得在“解放”的时候，她们村子里发生了什么改变。其中有些人首先作为年轻的未婚妇女参与家庭之外的活动，当时正值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动员她们参加会议批斗地主。其中一些妇女在那个时候知道了1950年的《婚姻法》，于是解除了父母为她们定下的亲事。对于那些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结婚的妇女，去外面参加政治会议会与她们的公婆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她们离开家太久就会离婚。实际上，确实有些妇女这么做了。对于这两类未婚及已婚妇女群体来说，革命带来的新政策戏剧性地改变了她们的个人生活，她们对“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的断裂与她们个人生活大事的联系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但这种断裂并不与国家政权的改变完全相对应，相对应的是她们村子里新的领导和新的可能性的建立。

另一个妇女群体是1949年以前已经成年并已熟练于农事的妇女。1949年之后，她们继续在地里劳动，她们在土地上的日常劳作没有改变。变化的是这些劳作的社会意义。1940年代，一位妇女独自在田地间劳作意味着家里没有一位男劳动力，妇女可能是一位寡妇，或是她们的丈夫被国民党征召入伍或是离家去附近城市打工。无论如何，在田间劳动的景象就意味着她是贫穷的、孤独的、脆弱的，甚至可能是生活上放荡的——因为品德端良的妇女怎么会被人看见独自在户外呢？在当时，士兵、土匪或是品行不良的村民都有可能接触她们。可是到了1950年代，土地改革完成、集体化开始后，一位妇女在田地间劳作却被认为是能力和政治主动性的标志，她们中的一些会被到农村去动员妇女的妇联干部留意到，其中一部分会成为地区甚至国家的劳动模范，为她们的社区带来光荣和重视。对她们来说，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的界线是随着村里的劳动组织形式开始改变而逐渐形成的。

当这些妇女们回忆和谈论过去的时候，她们总是用“旧社会”和“新社会”，但是她们很少将它们和具体的日期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和她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改变时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如我说过的，这种改变是不同的，取决于她们生活的地点、她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她们的年龄和她们是否已婚。

此外，在记忆中，“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旧社会”指的是生活困难的时期；“新社会”指的是生活变好的时期。当然，其实1949年之后的生活也是起起伏伏的。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是1958-1959之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采访的地区，在这个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但肯定有粮食短缺和其他困难。因此，当一些妇女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提到“旧社会”，她们记得“旧社会”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期，粮食供应情况又开始改善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官方语言讨论“旧社会”的方式，但她们的用法表达了她们从官方语言那里学到的东西：“旧社会”是坏的，“新社会”是一个进步。官方表述的时间线中，她们只记住了这个重要的进步是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时间点上到来的。

我不认为这里有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去控制记忆的模板，但是国家确实为农民提供了一套强大的语言让她们可以用来表达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她们用标准的国家术语来表达时，又会发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对于理解很重要。

问：曹竹香守寡，蹲点干部一再劝她再婚，认为再婚是妇女的权利，但曹竹香却偏偏守寡，不愿自己被人说三道四。于是非常有趣的，因为逼迫妇女守寡是旧社会文化的残余，是作为劳模需要批判的，而曹竹香却因为坚守妇道树立自己正面的公众形象，从而可以轻易发动妇女一起干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你是怎么看这个有趣的现象？

答：这其实是前面那个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一个国家的理念在与人们的社会和个人反应相互作用时，是如何被理解的。如你所说，曹竹香是一位寡妇，她在1949年之前已经守寡多年，甚至在守寡之前，她的丈夫被征兵离开家后，她得自己去田地里干活。她的同村人应该认为这段时期的她依然是一位体面的妇女，不能因为她独自出门劳动而威胁或侮辱她，这一点对她非常重要。她确定她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村里没有人可以批评她生活上放荡。后来，她的丈夫病了，她有两个孩子，在1949年的时候，已经半大了。留在村里的妇联干部发现曹竹香很有能力，想推荐她做领导，之后又推荐她成为劳动模范，理由是她在种棉花中的角色。从许多方面看，她是新社会的典范：全身心投入集体劳动，对村里的国家措施充满热情。但正是在1949年之后，妇联工作队的成员和她谈论是否有兴趣再婚的事情时，她坚决表示没兴趣。对她们来说，找到一个自己选择的伴侣、一个可以分享你的生活的人，是一件好事，但是她们吃惊的是曹不热衷于再婚。

她这样想其中有很多原因，不过，我认为没有一个应该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概念来解释。如我所说，对她的自我感觉来说，自己被认为是一位品德端良的得体妇女是很重要的，1949年之前，她不得不去田地间劳动，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她经历了很多麻烦。但是，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品德问题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她对传统寡妇贞洁观念感兴趣的迹象。对她来说，婚姻从来不是一个陪伴或是两人相处的问题。她似乎和她的丈夫相处得很好，尽管她比丈夫的年龄大。当她嫁到丈夫家时，他的丈夫还是一位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不久，丈夫成年，被征兵离开，后来病故。所以，她习惯自己一个人，可能不理解婚姻是一种必须与个人或情感满足有关的安排。

此外，她还对她的孩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们是她丈夫家族的家庭成员，她知道如果她再婚，她的儿子可能就不能得到家里的土地——这是在“土改”前。她决心自己抚养儿子，让儿子跟着丈夫家的姓氏。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封建”态度，一个人应该延续她的丈夫的父系血统。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说，这也让她的所有孩子过得好并活下来，而为此他们必须依赖土地生活。尽管，在1949年之后，随着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开展，即使她再婚，她丈夫的家族再也不可能把她赶出家门，拿走她孩子的土地，然而她依然决定继续自己带大孩子，直到成人当上一家之主。在她看来，如果不再婚，这一切会更简单。

所以你可以说曹竹香显示出一种观念的交集，里面有传统的自我责任心，也有独立自强的精神，这来自1949年之前她面对的艰难处境，以及1949年之后安全状况的大为好转，实际上那时，她认为她不再需要依靠一位男人来保护她的安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再婚看上去对她来说没有吸引力或是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如今她的孩子们已经大了，不需要她时时刻刻照顾，她可以投身去干农活改善家里的生活。她把加入合作化生产看作改善家庭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

总之，她的寡妇身份让她更有可能成为劳动模范，可以更加深入地参加合作化生产。因为她的私德无可争议，所以她符合国家对劳动模范的要求。如果一个人的个人生活过于复杂，就可能会带来批评，同时也让当地的名誉受损，因此这样的人不会被树立为劳动模范进行宣传的。曹竹香刚好符合这样的要求。

问：那怎么理解你在书中提到的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的“国家效应”？或是说怎么理解你说的“所有社会主义都是地方的”？

答：关于“国家效应”，我的意思如下：米切尔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一条自然界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和社会分离的观点是最近才有的。米切尔认为，世界似乎是分割的，一方面显示的是人们的日常活动；另一方面显示的是国家结构，看上去国家结构耸立于个人之上且独立于个人，好像没有后者也能存在似的；但实际上，国家也是由个人（和集体）的人类活动构成的。一方面是抽象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个人，他们之间没有一个明确二元区分。不过，确实有一些日常实践活动让这种区分显得存在，实际上，使国家和社会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需要许多工作的，而更多时候它们是相互纠缠在一个灰色地带中，在那里发生着许多的事情。尽管米切尔谈论的是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但是我发现他的著作也有助于思考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合作化时期的劳动模范的情况。劳动模范虽然是由地方干部选出，但是他们也同时属于国家的和社会的，他们也在两者纠缠的地带活动。曹竹香就是在这样的地带的活动中活跃的一名重要角色。

至于“所有社会主义都是地方性的”这句话，在这里我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不是国家说了什么，全国所有的人就不差毫发理解或经历了什么，这不是事实。社会主义通过地方领导才能成形。国家不是同质的，它由许多层面组成。曹竹香在她的村子是国家的面孔，人们是通过观察她的行为、听她说的话去理解国家的政策。在别的社区，社会主义的形态和实现目标的方式还受到地方官员的影响。此外，说社会主义也是地方性的，也是因为地方之间的基本情况区别很大。因此，我认为我们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时是一种捷径，但我们总是不得不停下来问：在这个特定的社区，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问：1950-196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个国家都充满雄性特征（革命）。阶级被消灭，性别也在被消灭：女性和男性一样同等对待。这72位妇女是如何看待、理解这点？这样充满雄性特征的社会如何影响她们的生活？比如，母亲这个角色。这个时期的这些妇女的母亲角色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答：我不知道是否该称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充满雄性特征的社会”。那时，号召人们为集体化生产和大跃进做出英勇的努力，这是真实的。大多这样的英雄主义指的是户外的活动，而不是家里的活动，这也是真的。但是英雄主义纯粹是一个男性特征的东西，这种想法本身是一个特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把英勇的行为主要与男性等同起来，没有比这更不“自然”。此外，我也不认为阶级被完全消灭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阶级的标签，比如说“地主”“贫农”，而且这些阶级标签有助于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结婚机会，尽管实际上已经没有地主了。新的阶级差别也开始出现，主要是干部和普通人之间。此外，城乡之间也出现了重要的差别，所以，有各种各样不断的斗争。不过，因为这一套阶级标签是用来描述1949年以前的社会关系的，对于描述新的差别和斗争，不是非常有用。

女性被像男性一样对待也是不对的。妇女有着同等的政治权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真正的成就，这一点国民党希望做到但没有做到。但是，在农村，妇女并没有取得与男人同等的待遇。在集体农业时期，一个男人去田地劳动一天，通常可以挣得10工分或是更多，但是一位妇女去田地劳动一天，通常只能得到7或是8　个工分——即便他们完成了同样的事情，比如说锄草或是摘茶叶或是摘棉。而且大多时候，男人和女人没有做同样的工作，大部分技术性的工作分配给男人。在集体农业时期，越来越多的基础农业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妇女挣工分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村里的大多数人认为男人的劳动比女人的劳动更有价值，尽管有的时候，年轻的农村妇女会认为这不公平。另一个原因是，已婚的妇女有很重的家庭负担：她们来田地比男人晚，因为她们必须先做早饭；她们离开的时间也早，因为她们必须回去准备午饭；她们还要花很大精力照顾孩子，她们还必须制作不断增长的家庭成员所需要的布料、衣服和鞋子。其他人睡后，她们在晚上做了大部分的针线活，但她们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当然，如果她们不做这些，人们就没有衣服穿去田地或是去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的家庭劳动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并不是有报酬的劳动。只有她们在田地里劳动挣得的工分才是有报酬的。

1950年代，婴儿出生死亡率减低，公共卫生和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这意味着与之前相比，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存活下来。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喂养和穿衣服。尽管与之前相比，没有了抢劫的士兵和土匪，但集体化时期一位母亲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降低了死亡率和增加了生产率，而且总是有大量的活要去做。可是妇女总是睡眠不足，这是因为第二份工作——家务活。这也是她们对集体化时代记忆模糊的原因之一。

问：在这本书中，妇女的记忆和主流历史/男性的历史有何不同？（女性的特点表现在哪里？）农村妇女的时间观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

答：首先，我想明确一点，我不认为男人的记忆与女人的记忆之间有任何“自然”的不同。此外，高小贤和我采访的女性比男性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农村女性比男性一般更长寿，可以采访的男性少多了。此外，我们主要对妇女的经历感兴趣，因此，即便是有更多的活着的男性愿意和我们交谈，我不能确定我们是否会试图去设计一个男女完全平衡的样本。

尽管如此，妇女集体化时期的记忆确实与男性不同。我认为这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妇女有着与男性不同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我刚说的原因，她们需要做两份工作，而她们在田地间从事的集体化劳动总是比男人得到更少的报酬。妇女的双重负担的另一个结果是，她们比男性更少地参与到村子的领导层，更少在晚间去参加政治会议。当然，其中有很多例外，但我认为还是可以说大多数妇女比男性更少地直接去听政治情况介绍会或是党的会议。

这就意味着当我们采访男性时，男人的故事会更有可能与官方语言表达一致，有着各种大事件、运动的名字、日期和运动时的口号。而妇女，她们通常只能回忆起相关的一些元素，但她们也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有时候，她们会把大事件、运动的一些元素分解成影响到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面。比如，她们都知道“大跃进”这个术语，但是，当她们提到“大跃进”的时候，她们会说“大家吃食堂的时候”。这是对当时她们日常生活有根本影响的事情，所以她们用对她们来说最突出的一个元素来命名这个事件。

时间性（temporality）也是一件与妇女如何记忆有关的事情。大部分妇女都可以记住各种事件的名字，但是她们常常把发生的顺序打乱。但是，如果你问她们，“这个或那个运动发生时，你的儿子多大？”她们一般都能回答。如果我们再问：“你儿子属相是什么？”答案就会变得更清楚。她们人人都可以回答这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她们给的各种回答和各个年份对应起来。

我不知道男人是否会用孩子出生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时间感。也许他们中有些人也会这样。但我知道男人和我们谈论时，脑海中有一条标准的政治时间线，大多数妇女是没有的。我认为，只有深刻了解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高度性别化经验的性质，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问：妇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社会主义如何显示性别化倾向？

答：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一点妇女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大集体时代的经济发展不仅靠妇女在田地里的劳动，而且也依赖她们在家里的生产劳动。如我刚才所说，社会主义还是有部分社会性别的，因为总是有一些性别分工，尽管适合男性和适合女性的工作总是不断变换。比如说，妇女开始定期种棉花、耕地，做很多之前被认为是男人做的事情。与此同时，男人则出去做新的工作，大跃进时期修建水库，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拖拉机维修或是化肥生产，或是到附近城市做合同工，当工业生产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认为性别区分是一种合适的方法对这些工作进行分工的想法贯穿整个时期，从未失去魅力。，这意味着妇女总是做着和男性不同的工作。而且因为她们的一些工作是在家庭内，晚上做的，两份工作也就影响了她们白天参与集体劳动，限制了她们参与构建农村权力关系的政治活动。尽管一些妇女成为了重要的村领导人，但从根本上说，她们的经历与男性是不同的。

问：那如何理解你所说的社会性别“需要被理解为一系列强大关系中的一环”？

答：你看了我的书就能明白，我认为社会性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析工具，它随处都可以发现，它是区别社会和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它当然不是唯一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参数。

在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们当然需要去看阶级，尽管阶级标签系统并不能很好地描述当时的社会关系。我们也需要重视地区差异。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不同代际的人对于新中国的政策的态度也不同。比如说，很多年轻妇女是赞同新的婚姻法的，但是那些已经成为婆婆、牺牲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积攒资源为儿子娶媳妇的老年妇女，常常会强烈地反对这部婚姻法，因为它允许妇女离婚。当然，每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的差异也会影响人们如何回应集体化时期的变化。我们必须注意在特定历史中，社会性别和其他差异性轴线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