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杰夫/文

在一篇悼念汉娜·阿伦特的文章中，汉斯·摩根索曾叹息，“（依然留在世上的）我们这些人才是值得可怜的人”。摩根索的这种叹息或许源自对被遗忘的担忧。他的担忧并不无道理。

正如托尼·朱特评论的那样，这个时代，早已“忘记了知识分子曾经为塑造他们时代的思想而成为争辩者、传递者、捍卫者”。所以，有多少人知道，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大国的外交思想范式，是根据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的观点来构建的；当然，更不用提，没有人会知道，摩根索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中，曾向理性主义（在摩根索看来，理性主义即为自由主义）开出的那重重一枪。

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建立在地理大发现以及哥白尼、布鲁尼、开普勒、伽利略等路标式人物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之上。在物理世界的急行，让人们自信用自然的法则同样可以来理解和引导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于是，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让人们开始深信科学的力量，以至于众人认为，一切领域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技术来解决。

我们就不用提，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理论，是如何被后世的学者们“百花齐放”地嫁接引用到各个领域了。就是在教育领域，约翰·杜威——胡适的老师，也曾经说过，道德问题就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知识只是人类用来应付环境的工具；在艺术领域，雅克·巴尔赞则表示，“艺术家变成了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综合物”；文学领域也难以逃脱理性主义的影响，在R·巴尔特看来，文学作品的本质就是一个“系统”，其中作品是“常量”，而产生这一作品的时代是“变量”；甚至于在宗教领域，科学精神也在改变着“神的面貌”：1881年吉福德爵士在其讲授自然神学的讲席遗嘱中写道：“我希望开办讲座者能将他们的课题看作严格的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伟大的”。

自由主义者：政治稚童

在这样的观念下，政治领域自然也难以逃脱，不得不开始“改革”和“理性化”。摩根索对于这种变化戏谑道：政治动员需要被“科学计划”取代，政治决断需要被“科学解决”取代，政客需要被“专家”取代，政治家需要被“智囊团”取代，立法者需要被“立法工程师”取代。而一个政治思想家如果不在自己的观点中，声称是“现实主义的”、“技术性的”、“实验的”，就根本不能指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

18世纪功利主义大师杰里米·边沁，毫无疑问就是这方面“登峰造极”之辈。他就将政治统治和治理看作是技术实践的问题，政治和法律被视为应用学科。正因此，边沁才致力于设计出那样一座庞大的圆形监狱模型，以至于让后世的马克思·韦伯、米歇尔·福柯等大师都“赞叹不已”。

摩根索对于这种政治技术化的吐槽，或许也与其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遭遇有关。在就职于日内瓦大学期间，他写作的任职资格论文，得到了“缺乏创造性”的评价，差点就没有能够通过。而在那个年代，欧洲的政治哲学正值改良主义当道，因此对于“理性主义”对政治思想的侵袭，摩根索可以说是深受其苦。

摩根索哀叹，那个时代，“政治被弃绝”了。他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一书中写到，自由主义在19世纪征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而到20世纪初，人们开始试图在国际领域建立自由主义的统治。国际联盟的成立就是一大标志。

边沁在一个多世纪前曾说，各民族在伟大的社会事业中是同事而不是对手。20世纪初，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俨然也是这一理念的“信徒”。威尔逊在国会发言中讲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坚持认为国家和政府需与文明国家的个人遵守同样的行为规范并对错误行为承担责任。”于是，他沉浸于在全球推广他的“国际共和国”理念，1919年的巴黎和会就成为了一个契机。

只是，讽刺的是，国际联盟在巴黎和会后建立起来了，威尔逊也因为这一构想而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主导国际联盟的最终却不是威尔逊和他的美国，而是英国和法国，美国反倒最终退出了。这个结果毫无疑问是威尔逊和他的“同志们”面临的一大挫折。不过，对于像他那样怀揣理想，幻想着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的梦想家来说，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先是1932年在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时，国联除了派出一支调查团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无能为力；而1933年，希特勒更是宣布，德国退出国联，将世界重新拖回了战争的阴影里。这就意味着，威尔逊和所有自由主义者的理想都粉碎了。当时身处欧洲的摩根索，亲眼见证了自由主义面临的这场重大挫败。

另一方面，摩根索年轻时一度被希特勒的政治哲学所吸引，并加入过犹太德国国家主义学生军团。30多年后，他回忆起18岁遇到希特勒的情景时，仍旧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这个人演讲时，被吸引和沉醉的几乎瘫痪的感觉。”

这样巨大的反差，或许也让摩根索在学术生涯一开始，就对自由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抱以批判的态度。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中，摩根索指出，自由主义忽视了，“在历史长河中，有组织暴力的缺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中，都是例外而不是常态”。正如，近世有历史学家指出，暴力是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所以，自由主义在国内或许可以将暴力排除在外，或者说，他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用齐泽克所谓的“体制的暴力”来取代公开暴力。但在国际领域，“作为国内统治工具的特殊技术”就很难发挥作用。

而在现实世界，像威尔逊这样的自由主义信徒，设想依靠国际联盟这样的“乌托邦”，将国内的游戏规则放到国际社会去运用，最终只能导致诸多浩劫。也正是由于这种失误，摩根索才会把自由主义者比喻为“政治稚童”。

理性主义的悲剧

当然，摩根索最终并没有对自由主义“理性至上”的科学信仰一直冷嘲热讽，而将其最终归结于这“科学人的悲剧”。正是这一点，《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这本书的分量，理应是高于他那本更富盛名的《国家间政治》。

同大部分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摩根索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评，触及到了“恶”这个话题。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恶”是平庸的，而对于摩根索来说，这种“恶”则是必然的、宿命的。摩根索指出，“不管人们如何做，他们都逃不脱权力的邪恶……政治伦理确实就是作恶的伦理。”所以，在摩根索看来，政治问题解决的途径应当是“在所有行动中选择那造成最少恶的行动”，而不是像鸵鸟一样主张将“恶”完全排斥出去。他指出，“在权力和共同善之间，我们别无选择。能成功地行动，是一种政治智慧。人们怀着绝望的心情意识到政治行动不可避免是邪恶的却依然去行动，这是一种道德勇气。在那些权宜之计的行动中选择会造成最少恶的行动就是道德判断。”

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意识到，理性主义为什么会在20世纪中叶遭遇如此重大的挫折，同时又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悲剧。因为，“不承认人类存在的这些悲剧性矛盾，理性的忠告就变成了非理性的忠告，成功的前景就变成了确定无疑的失败……”

摩根索的脑海中迸发出这些文字的时候（1940年），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刚刚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而又似乎远离战争的美国，看上去一片歌舞升平。摩根索这些重击心灵的文字，犹如在铁幕里发出的呐喊，声音细微而并没有被人听见。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摩根索早已书写过关于理性主义的这出悲剧。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在回避这个悲剧，而继续执着于“除理性之外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将人类所有遗产都献在科学的祭坛上”。所以，直到21世纪，金融危机、地缘震荡、恐怖主义……人类依然生活在“黑天鹅”和“灰犀牛”的交替之中。这样来看，摩根索在《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最后的那句话，也就格外意味深长：“他（人之理性）是什么，他想成为什么，他的弱点和他的力量，他的自由和他的臣服，他的不幸和他的伟大”。

我们可以忘记摩根索，却不能忘记他对理性至上开出的那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