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元/文

1972年，和无数懵懂的年轻人一样，17岁的敬一丹在小兴安岭成为了一名知青，之后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她当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老师，她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甚至经历了中国舆论监督精彩年代。无论是《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还是《声音》，在当时以批判与监督的锐度著称的央视新闻评论部，敬一丹以一种温厚与深沉的气质在新闻前沿度过最有价值的职业时光，她把这种情感与视角归因于她的知青岁月，年轻时的经历。

今年5月，敬一丹与她的大学同学将工农兵学员的记忆编纂成书。这本《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记录了个体命运在那个独特年代的沉浮，他们无力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抉择自己的命运，然而在无数的细节里，却有着自己无可替代的痕迹。这或许也是个人记忆最宝贵的地方，亲历者的记述有着“举轻若重”的力量。

在上海书展期间，《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敬一丹，请她分享她的知青岁月与她所经历的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

访谈

经济观察报：《我，末代工农兵学院》这本书聚焦了一代人的青春，您觉得知青的经历对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人说知青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说“青春无悔”，你怎么看？

敬一丹：在任何一个时代用“失落”这个词都有些偏颇，但我一般也不会讲“青春无悔”。一个人，遇上哪个年代就有哪个年代的青春，很难称得上是无悔，每个人青年时代的经历其实都是不同颜色的组合。

经济观察报：出版这本书对于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更年轻一代的读者有怎样的意义？

敬一丹：记忆是人的本能，但是淡忘也是很自然的。当一段不该忘记的经历都被淡忘了的时候，那我们的青春，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以至于教训不是白付了吗？所以记录应该是一种自觉。媒体人比其他职业的人更需要这种自觉，因为这也是一种职业自觉。如果我们的历史被遗忘，如果我们这代亲历者不记录，那年轻人就有权利来问我们这一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记录？

我的同事崔永元做了一件事让我很尊重的事，就是他做的口述历史的记录。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存在于一个个体的记忆之中。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全国94万工农兵学员在文革后期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是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存在，今天的年轻人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能够提供一些个体记忆的话，就会让今天的年轻人逐渐看得清晰起来，不至于太模糊，不至于遗忘。

经济观察报：你年轻时代，有哪些书对你影响比较大，影响了之后的人生选择？

敬一丹：我年轻时经历了几段书荒，小学四年级“文革”以后就停课了，上了中学以后刚刚复课的时候甚至连教科书都没有，我现在和年轻人说的时候他们未必能理解什么叫无书可读。

后来幸好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语文老师，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冒着风险把课外读物借给我，而在那个时候他能借给我的课外读物也只是《鲁迅小说集》。他借给我的时候把这本书包上书皮，因为那时候连鲁迅的小说我们都是不能看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鲁迅的杂文，那是作为战斗的武器去理解的。

后来我非常幸运的遇到了黑龙江省图书馆，恰巧在我所读的中学的隔壁，从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就关门了，所有的书都在书库里封存着。书需要整理，于是我特别偶然地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帮忙整理图书。当我第一次走这个图书馆的社科书库时候，非常惊讶，不仅是因为那个顶天立地、布满灰尘的书架，更是因为我在书架上看到的那些书名——《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红与黑》、《巴黎圣母院》……这不都是当初被红卫兵烧掉的书吗？这书我能看吗？

在这样特殊的年代、环境，我就有了这样的机缘，一下子走到了那么多书当中。每次收工以后，就可以悄悄的把书带回去，那些天，那些晚上，当我翻开这些书的时候，就好象我眼前有另一个世界。当时我真是觉得文字有这么强的力量，面前有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年代。就好像前面有一个大海，我已经能够摸到大海的边缘。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书荒的年代，读书最多的那个阶段是在黑龙江省图书馆，而对我影响最深的书也就是在当时读的书，特别是在那时候读到的《简爱》，它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与自爱有着那么强大的力量。面对这些书，我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丰富多样的文字。而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文字多半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文章，把眼睛都看伤了。

经济观察报：你进入电视新闻行业的契机是什么？对电视新闻这个行业最初有哪些想象和新闻理想？

敬一丹：进入新闻的开端是在基层广播站，工作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天天在广播站话筒前播出的不仅仅是广播稿，还要分为消息、评论和通讯，这是偶然间省电台的记者来给我们讲课我才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基层的广播工作是一种最初的宝贵的积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我的职业之路。那时候我是传统意义的播音员，在黑龙江省广播电台播音。那段时间我一直想考研究生，而在我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补课，在补上作为工农兵学员的那些缺欠，比如新闻理论、新闻业务。

虽然我们在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也开了这些课，但是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它是新旧交替之间的这样一个产物，它带有旧的痕迹，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新的气息。我们那时候课程设置还没有那么完备，所以很多课程是浅尝辄止，走出校门时是“半饱”的感觉。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以深度和人文关怀著称，你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栏目？

敬一丹：那时的《东方时空》有《东方之子》、《生活空间》、《焦点时刻》等几个子栏目，我最倾心、最喜欢的还是《生活空间》，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多平民出现在镜头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贴近、既熟悉又陌生的这样的感觉，那些主人公的故事是过去我们在屏幕上没有见过的。这些人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故事，而是呈现当时时代变革时代下中国百姓的一种面貌。

经济观察报：90年代央视有一批关怀底层、关注老百姓个人生活与感受的节目，比如《百姓故事》、《纪事》、《社会记录》、《新闻调查》，当初您与您的同事们为什么会设想这样一个源自底层的视角？在无数个人故事的讲述中，又想呈现与发掘什么样的价值观？

敬一丹：这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行为，是我们时代发展到了那一步，社会发展让人们有了一种内在的需求。比如说，更尊重生命的价值，媒体更多地采用平视的目光，更有一种适合这个时代的语态来交流。当时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成就是多种因素凝结成的，这不是一个媒体的孤立行为。

经济观察报：你的另一本书《我遇到你》回顾了自己近30年的职业生涯，其中，读者最有共鸣的内容时什么？

敬一丹：是《焦点访谈》当年的节目影响。我前两天在苏州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拿着这本书请我签名，然后她说：“这本书要给我的爷爷，我爷爷年迈已经不认识我了，但是他认识你，他在屏幕上看到你的时候，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动作能看出来他认识，他有反应。”她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动心，我就想，90岁的这位老人家一定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在《焦点访谈》最具锋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他目光中成长的，这些人应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观众，他们的目光、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呼应、他们的共鸣就给我们一种力量。我退休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读者，他说我们感谢你们那些年为我们说话，他所说的，是指在舆论监督很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些话，而那些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