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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明与认同政治的合流

朱与非2017-10-09 12:41

朱与非/文

或许译者或出版商准确领会了作者的意图,但无论如何都误解了书名。书名中的invention是“发明”的意思,它离“虚构”怎么看都差着好几条解释的大街。诚然,“虚构的犹太民族”比“犹太民族的发明”更具视觉冲击力,然而,汉语的耳朵不自觉地给“发明”带上“虚构”的暗示,或许折射出来汉语人对于“发明”的天然鄙视。然而我们很容易澄清的是,比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出来的,但蒸汽机并不是瓦特虚构的。所以说,invention不对应虚构,正统书业划分下的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题材,才是英语中的虚构的对应词。

这个翻译的错误或许不应该归咎于汉语的译作加工者,而应该归咎于作者本人。因为作者施罗默·桑德已经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犹太民族并不存在。他的意思是,犹太人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民族意义上的。我们汉语人可以波澜不惊地听取他的这个观点,浑然不觉有何异样,有些人甚至还会产生些幸灾乐祸的小情绪,顺着“犹太民族是虚构的”、“西方历史是虚构的”这样的思路浮想联翩。但这样的观点在以色列,实际上是天翻地覆的。怎么说呢?作者的观点换成中国的语境,就相当于在说,汉族这个概念是纯粹虚构的,汉人的血统并不纯正,客家人可能才是最纯正的汉人,汉人的历史也追溯不到三皇五帝,等等等等。但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观点,似乎也不会像犹太锡安主义者(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愤怒。桑德抛出这样的观点,可以激怒犹太锡安主义者,但在中国抛出类似观点,却已无法激怒大部分中国人。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书名上。犹太人把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发明在犹太民族上,而中国并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发明在汉族上,而是发明在“中华民族”上。西方人习以为常的“民族发明”话语,在东方人的学术世界还几乎空白,以至于当我们引入桑德这样一套反“民族发明”的叙事时,居然无法顺利地使用其术语,只能借用一个意译的曲解词汇来理解它!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发明”叙事,即便一个国家内部族群(eth-nos)多样,也可视为在众多族群之上有一个共同的“民族”。比如美国内部族群多样,但美国倾向于有一个“美利坚民族”。这个民族就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意义上的民族。一个国家(state)就是一个民族(nation),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拥有相同的国籍(nationality)。而桑德的反民族发明叙事则是要表明,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公民也应该平等地属于以色列,为了给这一信念提供基础,他利用历史知识来证明犹太人其实并非一个犹太民族。而这个证明的步骤就是他的这部书的做法:追溯犹太人的“民族发明”的历史。

民族发明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是欧洲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思潮和运动,它涉及的是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这股运动之前,法兰西还是一个绝对主义君主国,德意志是四处散落的封建公国,意大利是互不统属的各个自由市。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伴随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民主革命。将个体的自己视为国家的主人要求自治,和将自己人的集合体视为一个民族而要求自决,这两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逻辑一致且相辅相成的。因此,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也是民主化运动。民族国家就是民主国家的国家形式。将分散的公民、族群发明为一个国家体制下的民族,这是民族主义的本真含义——民族主义是“认同政治”的巅峰形态。

犹太人的民族发明则恰恰可以视为对东欧和中欧兴起的反犹主义的一个被动反应。汉语圈内或多或少也流传过共济会阴谋论和犹太人阴谋论,它就是19世纪中后期在东欧的民族发明过程中滋生和蔓延开来的,它首先兴起于俄罗斯,后来与广泛存在的欧洲反犹主义大有渊源。当时犹太人最广泛的散居地是东欧,因为据说曾经有流亡的犹太人在东欧建立过卡扎尔王国。这个王国随着4世纪匈奴人的西进而扎根东欧,又随着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而销声匿迹。在东欧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中,犹太人总是正好处于歧视链的底部。犹太人正好成了东欧民族发明的反面材料,在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抵制中,各民族找到了有关自己人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认同。而犹太人在东欧主流民族的迫害之夹缝中不断西迁,又恰恰加剧了途径的德语地区对于犹太人的传统敌视,最终导致了20世纪的犹太人大屠杀惨剧。

当所有迫害你的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唯独你没有的时候,希望通过发明民族来结束自己流离失所的状态,这几乎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最初的觉醒者就开始通过编写犹太人的历史,来尝试把犹太人的政治民族身份确定下来,他们的写作方式是把犹太人《圣经》里关于上帝及其子民的神话故事,改写为犹太民族的历史叙事。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撰写《从最古时代到当下的犹太史》的海因里希·格拉茨,写作《犹太民族的世界史》的西蒙·杜布诺,和著有《犹太人的社会和宗教史》的萨洛·威特梅耶·巴龙。他们把《旧约》这本宗教书籍变成了民族主义书籍,这让犹太人的锡安主义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所谓锡安,就是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锡安主义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希望重回他们的圣经里记载的故土,所以也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犹太锡安主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897年。之后,正是借着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犹太人的复国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锡安主义的建国者才最终获得了胜利,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奉联合国的决议成立于1948年。

犹太人的故事是民族发明的典型,他们在几乎最艰苦和最不可能的情况下——除了宗教信仰中的历史传说,他们连共同栖居的土地都没有——居然建成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然而,现在的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后民族国家时代:欧洲人坚持不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把自己联合为一个超民族国家之上的、半统一的“欧盟”,美国的清教徒盎格鲁-萨克逊认同日渐消逝在众口一词的白人种族主义诅咒中抬不起头来,而美国所谓作为移民国家民族大融合的“熔炉”效应也已经暗淡无光。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也早已不再有过去那些抱持民主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热情。恰相反,他们突然发现,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式的愚昧和野蛮的渊薮,是纳粹主义世界总体战的渊薮。本书的作者桑德正是这样一股知识潮流的典型代表,他把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毫不留情地视为中东数次战争的根源,他把犹太人的建国视为侵略,定居视为殖民。

桑德作为一个犹太人,如此诋毁和解构犹太民族,可谓知识分子最为彻底、最为强悍的批判。他的著作当然遭到了一定的批评和抵制,但桑德本人依然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这表明,整个犹太民族对于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背叛”有着很好的容忍度,同时反过来证明,犹太民族应该是真的已经发明成功了,因为整个民族居然有如此的文化自信。现在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看桑德的那些考证和批评了。

通观全书,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历史学者的严谨和谨慎,以及在理论上的必要储备。然而,他的解构的工作可能并不高明。实际上一切解构工作都像白蚁的勤奋劳动,让一切尽量变得琐碎和不可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清晰和透彻。比如说,在谈到犹太人的“流亡”时,桑德希望将“流亡”中所隐含的苦难成分尽量缩小,于是他谈到了犹太人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陷落后被放逐的事件。他仿佛要尽力还原历史原貌似的告诉读者,“罗马人从未放逐所有民众”,因为“驱逐土地上的民众、农产品种植者和纳税人,对于罗马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这样的还原当然可以说是准确的,我们可以理解,任何放逐都不会是放逐“所有人”,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问,难道只有杀害所有人才叫种族屠杀,驱逐所有人才叫民族流亡?

桑德在民族发明的理论上是有充足准备的,但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对前辈的误解上。就拿他在序言和正文中多次提到的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来说,安德森把民族共同体称作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想象的”即为“空想的”。恰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发明的民族一样,都是一种政治实体的真实建构。而桑德对此不予理会,他悄悄地把这种精神的发明过程转变为了反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共同体解构过程。他认为,如果一个东西被证明是发明的,那就是想象的、虚构的。

这恰恰表明这位历史学者在理性思辨上的薄弱,同时也暴露了本书在基本论证环节上的失误。桑德似乎认为,如果他把犹太民族的整个发明过程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那么犹太民族的本质就消失了。然而,读者可以通过简单的逻辑推演而发现,犹太民族被证明是发明的,并不表明它不存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发明过程清晰可见,所以反而更增加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可靠性。

这一吊诡的结果对于这只勤奋的“白蚁”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他勤奋的解构工作实际上帮助了人们认清一座宏伟的民族大厦的来龙去脉,那些连一只白蚁都消灭不掉的民族发明材料,都是过硬的历史材料。犹太民族的建构工作,就仿佛在一座破败殿堂的废墟上,利用一些遗址上的砖石和远道而来的新砖,重新铸就了金碧辉煌的大厦,它是一种“复原”,但更是一种“创造”。人们不会因为有些砖头不是来源于真正的旧址而不再承认这是一座伟大的大厦。这一理解方式可以使得桑德的大多数论证归于无效。犹太人没有统一的基因又如何?现在的犹太人大多是从东欧的卡扎尔王国遗传下来的又如何?犹太人没有那些《旧约》所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历史事件又如何?就像安德森说的,这种民族是一种想象的“主权共同体”,这种民族在发明过程中虽然依赖文化传统、种族特性和血统等等,但它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认同一旦发明,就不会受细节差异的影响。

然而,我们还是要同情作者的这番苦功。这里要做的另一个澄清是,作者的这种考证工作表面上类似中国的“疑古派”,但还是有很大区别。中国史学的“疑古派”受到的是科学主义的实证史学的促动,主要的工作是“疑古辨伪”,以知识兴趣为主;但桑德的史学写作并非专注于知识兴趣上的疑古辨伪,而是利用既有的材料构筑一个反犹太民族的历史叙事。就像他自己声明的,所有的文献都是现成的,他只是用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如果我们正视他的这番理论用意,就会发现,他的写作背后折射出两种政治意识的对立:认同政治和共识政治。

民族发明需要认同,而民族国家的维护需要共识。这大概是因为,在一个既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的多样性需要一种新的手段来加以维系,倘若不同族群仍然采用民族主义的认同方式,那就只能通过持续分裂和不断建国来实现了。因而,在多样性中寻求共识,成为目前既成的民族国家的新型团结方式。这正是桑德谴责犹太民族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如果以色列国继续被认为仅仅是犹太民族的国家,而并非同时也是非犹太的以色列公民的国家的话,以色列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他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那些愿意深入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国家的读者,可以自己做出判断。而我的想法在于,维系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并不需要拆毁一个统一的犹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