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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自负的知识分子们的“牛虻”

梁捷2017-10-09 12:44

梁捷/文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始终与20世纪的历史本身交织在一起。20世纪发生了太多事情,彻底改变了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雷蒙·阿隆则从未回避这些严肃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一直试图探究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国际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争论。他在1983年去世,没有见到1991年的“历史终结”。这本于他生命最后阶段出版的《回忆录》,是他对20世纪波澜壮阔历史的最后一次坦诚回应。他随时准备怀疑一切,怀疑自己,认真反思时又不惮暴露自己的忧虑和错误。不论我们如何处理历史和看待当下,阿隆这个“无限复杂的忧患灵魂”似乎总在那里,无可回避。

自马克思和尼采揭示现代性以来,即使普通欧洲人也不得不面对观念战争和价值冲突,必须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并非仅是观念选择,常常就意味着人生选择、命运选择。而在这些问题上,阿隆每次都坚定地选择个人立场,反对所有包含集体立场的意识形态,至死不变,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阿隆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从小就是优秀学生,比同伴萨特、加缪、波伏娃都要来得优秀:一方面他在各种考试里都能取得惊人的高分成绩,另一方面他在外语和表达能力上极为突出,文字清晰简练。所以他这一辈子,在考试、辩论甚至网球这样直接的对抗表演中很少落于下风。阿隆晚年患病以后,还为他逐渐丧失德语能力而感到懊恼。

但阿隆一直用这种热情维持自身的冷静。与他的同伴相比,阿隆的知识结构不见得最完善,但他酷爱哲学,思考又足够严密,少有漏洞,即使阅读涂尔干这样的大师时也能迅速洞悉缺陷。他始终保有一种诚实的品质,即认为中立区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做出选择。中立只是由一种对事件的解读产生,而这种解读本身是由不做选择这一意向决定的,故而中立并非真正的中性。他在战后曾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一同办《现代》杂志,但他从未陷入他们那样的狂热。面对梅洛-庞蒂的攻击,他表示庞蒂只是混淆了自己的犹豫态度和形势变化,从而对一些智识与道德间的两难视而不见。

无论马克思还是托克维尔,都没有对1848年革命做出解释。他们只是富于启发性地叙述了这一段历史。这个工作当然非常重要,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模棱两可和讨论不尽的。如果没有模棱两可,那么解释的多样性就不能得到解释。如果这种模棱两可不能反映问题的意义和思想的丰富,那么它就不值得人们的尊重。如果今天的科学已经解决了由马克思提出的问题,那么马克思就属于过去。结果显然并非如此,马克思也属于当下。

但是革命亦并非只是思维实验,它必须承受现实的伦理评判。不论哪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永不止息的争论,真正分歧多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手段。手段上的差别要大于目标上的差别。哲学家不愿意追随经济学家把劳动价值规律称作形而上学信仰,也不承认价值只是一个没有操作内容的概念;哲学家坚持认为,存在主义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的哲学基础。阿隆对这些抽象命题都充满兴趣,也赞同哲学家对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评,但他始终比左翼的哲学家朋友们多了一点现实感。

欧陆哲学有一种智识上的魅惑力,极端与癫狂正是这类哲学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在冷战时期的欧洲,似乎很难找到像阿隆这样既精通德国哲学,却一点也没沾上癫狂疾病的学者。阿隆冷静而敏锐的智力,使他既能出于知识上的好奇心研读黑格尔,又能对研究对象的荒谬有足够的免疫力。阿隆从不是一个简单的右翼分子。无论左翼学生如何憎恨与攻击他,都没有改变他对欧陆哲学的热爱与批判。

阿隆与朋友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初那段巨变的历史,但每个人从历史中的收获各有不同。阿隆总是不客气地指出,一旦社会局势严重到代议制政体与大众工业社会政府的必要性之间出现失调,信奉威权主义的政党的吸引力就会显示出来,纳粹上台就是一例。即使到了二战之后,乃至到了今天,以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的诱惑,也未随着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消失。思想观念内涵的危险性即在于此。

仔细研读《回忆录》,可以识别出阿隆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颇能说明他的个人选择以及对于历史的态度。第一个节点在1939年,二战爆发,法国沦陷;另一个节点在1969年,法国学生运动爆发,社会矛盾达到顶点,阿隆成为学生主要的攻击对象。当时学生中流传一句口号,“宁可跟着萨特犯错,也不跟着阿隆正确”。而在这两个分节点之间,还有一个节点对于阿隆本人很重要。那就是1955年。在那个时刻,阿隆出版了名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严厉谴责当时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陷落毫无同情,却容忍以唯一正确的原则的名义所犯下的最残暴的罪行”;之后,阿隆重返梦寐以求的大学讲坛,也成为讲坛知识分子,开始他最后一段辉煌的教学著书生涯。

阿隆发自内心地热爱讲坛,因此多年来一直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而感到困惑。他曾在条件卓越的家庭庇护下取得最好的成绩,本可顺理成章地走向讲坛,成为无数学生的精神导师。但他同样由于家庭问题不得不投入社会,卷入战争。他在1945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大学,走向媒体,走向政治。这是他的理性选择,但也充满着无奈,我们在《回忆录》中多处可以看到他对这次选择的懊恼。

由于阿隆拥有全面才能,很快成为《费加罗报》最重要的记者,最优秀的社论撰稿人。阿隆的写作又快又准,于是很多人把他比喻为一台“思想机器”,擅长迅速准确地分析瞬息万变的国内外政治局势。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表现出阿隆理性、敏锐的特点。阿隆本人虽然擅长这份工作但并不喜欢,他明白做一台思想机器对社会的价值,但个人仍然渴望真正回到讲坛。

但这长达十年的媒体生涯给阿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也让他对知识分子的局限有了更深认识。这种洞察现实的能力难以从经典文本中汲取,对于历史哲学家又至关重要,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思想品质。阿隆回到讲坛后,一边讲授历史哲学,一边仍高度关注现实政治,他永远在媒体、政坛、讲坛之间徘徊。他的内心充满焦虑,而文字观点和判断也由于这些无法消除的焦虑而变得审慎冷静。阿隆死后,布鲁姆曾感慨说,“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阿隆对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政治选择始终有正确的识见。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相信我们西方的政制尽管还有各种缺陷,但是人类社会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冷战那些年里,知识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充满绝望,萨特与阿隆这些方向迥异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在冷战背景下涌现和相互竞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历史被终结了”,阿隆这个“最后的自由主义者”暂时取得了胜利。不过这些年来,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又有不断加剧的倾向,世界各地充满了不安情绪,历史车轮再一次滚动向前。阿隆已去世三十多年,而反思他一生经历的《回忆录》这时又体现出特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