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网）

我在15岁的时候，相当喜欢自制格言与准则。如今还记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太大改变的，是“一不后悔，二不怨天尤人。”不过做到多少，自己也未必很清楚，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真是太精确不过了。少年时对自己所见容易深信不疑，更认识不到标准定得太高等于没有，何况我们的传统里，有很容易就流于一边立牌坊，一边行为不端的倾向。

也是在15岁时，我读了《罪与罚》，深受震撼，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里那种非理性的巨大力量第一次击中了我。长大以后，《卡拉马佐夫兄弟》让我明白小说可以深刻到让人不忍再读下去。幸好《卡拉马佐夫兄弟》实在太长，在匆忙的快餐当代，很少人有时间去读。

积存了半个世纪的记忆之后，加之性格使然，我自然多了几分通达：生命的苦难，人性的黑暗，更多的时候是无法面对的，大多数人也是经不起考验的。在仲夏溽热的夜晚，啜着普洱茶，一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七号大院没有灯，夜色深不可测。

一

一个低沉缓慢的声音在夜色中升起：“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月光把那块空地照得很亮，那因惊恐和疲惫而死的少女就躺在那块空地的中央……”

1968年夏夜的花园没有风，月亮和星星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十几双八岁到十岁的孩子眼睛，直直瞪着一个脸涂得墨黑，一双大眼睛很明亮的的大孩子。朱恒那年十五六岁，平常面红唇白，头发留得相当长。在那时，留这么长的头发是需要勇气的，长发看上去不够革命，反而有小流氓或者二尾子的嫌疑。不过，朱恒天生奶油小生的模样，怎么看上去都不太工农兵，但是私下里总被议论说他挺好看的。那时候奶油小生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人们背后说起朱恒有点酸溜溜：“小白脸”、“长得跟女孩儿似的。”

后来我读了原著才知道，朱恒几乎是全文背诵《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花园夏夜的故事讲的生动而毛骨悚然。那时候围着花园的几栋楼没有人住，好多扇窗户玻璃被打碎了，用报纸糊着，外面钉上木框，看上去也有些森然。朱恒讲着讲着，忽然停顿下来。在寂静中过了不知有多久，突然亮起一个手电，照着在强光中仿佛没有血色、长长伸出的舌头。孩子们大叫起来，四散奔逃。

第二天上午我在大院里游荡时，看见朱恒踽踽独行，我和他打招呼，他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一眼，却好像不认识一样。不被人搭理是件有挫折感的事，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别理他，他受了刺激。可是母亲却不告诉我朱恒受了什么刺激，大院的成人世界乱糟糟的，我还不很清楚，我的年龄也还不足以明白事情的前后顺序、因果关系，只有一幅幅画面因刺激的深浅，或清晰或模糊地留存在脑海里。

二

几乎半个世纪之后的夏夜，部分当年的发小聚首在北京一家仿四合院的餐厅里。我是第一次参加，初次重逢他们，无论彼此认得出或者认不出，都免不了一阵惊呼。曾经的孩子王、调皮鬼、特别能打群架的拼命三郎现在都退休了，连他们定格的社会身份如商人、编辑、教授、警察、海归、官员也已成为过去。时光刻在鬓发和脸庞上，灯光映在金色的啤酒上，往事在杯觥交错之间，有一搭无一搭地呈现。

“你还记得朱恒吧?”最年长的“大皮靴”问我。他是老初三的，银白光亮的头发还相当浓密，整齐地梳向背后，戴一副金丝眼镜，大概是酒已经喝得有点热了，解开了白衬衫上面三个扣子，露出已没有光泽，略有一点松弛的胸部。大皮靴当年十分精壮，平板寸头，因常年穿一双军用皮靴而得到这么一个绰号，真名反而被很多人忘记。据说他父亲是转业军人，不过也有人说本是国民党军人，后来投诚过来的。大皮靴为人仗义，又特别敢打架，在大院里一直是一拨小孩儿的首领。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大皮靴因为打架至少进过一次局子。幸亏他不久后就去农村插队，1970年代初又当了兵，从此改邪归正。现在他看上去一半像退休教授、一半像江湖老大，退休之前他是一家国企的老总。

我当然记得朱恒。见到大皮靴我还隐约想起，朱恒曾经和大皮靴打过一架。我向大皮靴求证，他告诉我那是真的。“他约我妹出去玩儿，我妹那么小，我当然不能不管。”我想象不出，根本不是对手的朱恒和大皮靴打架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一拳就把他打得流鼻血了。”但是朱恒没有退缩，反而更勇猛地冲上来。“我再一拳就把他打倒在地上。”但是朱恒翻身爬起来，满脸是血，大声吼叫，毫无章法，手脚并用，不要命地扑上来，一次又一次失败。“打架我有经验，我知道这么打下去是要出事的。我对朱恒叫‘你疯了，你疯了’，可是他根本不听，好像真的疯了。”最后，大皮靴落荒而逃。“我突然觉得他是条汉子，我不想伤害他，而且我知道他父亲死得很惨。”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朱恒的父亲是谁了，更不清楚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整整半个世纪后，才第一次听说这个事件，却也不奇怪，因为他的父亲是外单位的，母亲在七号大院工作，分了两间平房。朱恒的父亲原先是英语翻译，后来改学俄语。他酷爱侦探小说，后来英美的侦探小说不让翻了，他就改译苏联的反特小说。文革一开始这两者都成了他的罪状，他简直理所当然地就被打成了特务，是美国的，还是苏联的或者是双料的，一直也没有说清。被打成特务的大有人在，所以他倒也没有进监狱，只是经常被关在本单位不让回家。大皮靴说朱恒的父亲性格很开朗，举止文质彬彬，看上去不像是会自杀的人，可是有一天被发现陈尸在单位办公楼下，显然是坠落身亡。“朱恒从小受父亲影响，读过许多侦探小说。他不顾别人阻拦，冲上去看了父亲的遗体倒在地上的模样。他从不曾相信父亲是自杀的。他对许多人讲过：父亲的表情一脸惊恐，死不瞑目。”

无论怎样，人死了，而且盖棺论定是畏罪自杀。生者的处境变得更艰难一些，不过生活也还在继续。朱恒有没有再去找大皮靴的妹妹小小，连大皮靴自己都不知道。我却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小小个子并不小，是个好看的姑娘，大眼睛、双眼皮、嘴也不小、厚嘴唇，看上去有点像洋娃娃。

三

我小时候信奉“谁不理我、我就不理谁”的原则，所以后来我就不和朱恒打招呼了。中学生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有一段时间朱恒也不见了。不过第二年冬天，在我兄长和他们的同学们还在远方战天斗地、顿顿吃清水熬白菜时，朱恒忽然又出现在大院里。在农村伙食太差，坚持不住回北京打两天牙祭的大院孩子大有人在，隔三差五就能看见一个。街道居委会组织的深更半夜查户口，目的之一就是把这些人逮起来办学习班，然后强制赶回插队所在地。

我不知道朱恒是怎么躲过查户口和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的，但感觉他好像回来以后就没再走，只是很少出现，居无定所。大约因为需要活得隐蔽，他再也没有给孩子们讲福尔摩斯。

我自己开始长大，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敢于一个人黑灯瞎火在野地里乱转。有一天晚上，我到花园灰楼拾级而上。楼梯有一点朽了，吱呀作响，在寂静黑暗中感觉声音格外响。快上到二楼时，我忽然隐约听见远处有轻微的脚步声和喘气声，我紧走两步上了二楼回廊，却听不见了。从回廊伸出身子向下看，一个身影匆忙而轻轻地走过，仿佛是朱恒。又过了半分钟，从一楼的另一头出现了另一个背影，朝另一个方向悄没声地消失在夜色中。我看不清是谁，但感觉是个女孩。

我不久后从七号大院搬走了。有的人从此不再相见，只在不经意之间听说一点消息，却仍然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日本的文科生组织了一个协会，定期举办活动。有一次我在东京找史料，恰好赶上了，就去听了两个可听可不听的讲座，结束后照例是聚餐，然后再去酒吧喝酒，人与人就这样熟络起来。林桑来自北京，在东京一家私立大学读中国文学硕士，说话爽快，嗓门挺大，到了日本都没改过来。聊着聊着，提到我小时候住过七号大院，林桑便说：“我认识一个写小说的，就住在那个大院里，名字叫朱恒。”我从未听说过朱恒写小说，不过那时我很少想起七号大院，已经很隔膜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过去的事情无暇顾及。回过头去想，其实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当流年真的似水，走出去很久也很远，却又好像越来越走进曾经的起点。

林桑告诉我，朱恒用了好几年时间办病退回到北京，这期间他在家自学英语，翻译他父亲留下来的那些侦探小说。文革一结束，他就考进了一家出版社当翻译。这时候文学开始热起来，他也就开始写小说。不过他最初的作品没有地方发表，被认为色调阴暗、场景恐怖等等。后来他改写效仿《一只绣花鞋》那样的故事，场景都设置在清末的老北京或者民国时的上海滩，就顺利得以发表了。“他有一个短篇写得很不错，手抄本在北京的文学圈子里传阅了好一阵，可是一直发表不了。就是写一个大学生，书读得很好，但是没有要好的同学，也没有女朋友，有时无聊、有时烦躁。有一天他就想到去偷东西，尽管他的家境并不差。做小偷得手的感觉让他很兴奋，于是他接着去偷。然而这一次他被两个看店的老人发现，想要活捉他。在逃跑时，他用带去撬锁的铁棍打老人，结果打死一人，因此被判死刑。”“这不是小说，这是真事。我太知道这个案子了，因为那个杀人的大学生和我同名，为此我不知道被别人开过多少次玩笑。”“我也知道这个案子，朱恒把它改编成了推理小说，里面有悬念、有心理分析、还有破案过程，写得很好看。”“是啊，这个案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听到自己因为杀人被判死刑时，一点也没有显示情绪上的波动，就好像这件事和他自己无关一样。我当时就在想，他是学法语的，一定读过加缪。”

八十年代连电子邮件都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往往说断就断。我和林桑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可是专业不同、城市不同，一面之缘也就仅仅是一面之缘；朱恒的小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就忘到了九霄云外。

四

大皮靴到后来喝得有点高了，说话啰嗦起来，还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不过这样也许更真实，他从小就是孩子头，长大后有很多历练，所以不多喝两杯，讲话总是很有分寸的。“哈，你还知道朱恒写过小说！那你听说过他和小小的事吗？”我说我一无所知，他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讲。不过他当了整整十年兵，中间发生的事情其实所知无几，而且哥哥对妹妹的了解往往是想当然。大皮靴主要在说小小，告诉我小小先当了文艺兵，后来又考上文工团回到北京，载歌载舞了几年以后，又考上了大学，是全家的明珠和骄傲。他一边说，一边从手机里找出小小的照片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小长大以后的模样，那真是让人看一眼就会记住。不在于她多么漂亮，而在于眼睛有一道薄雾般的睫毛、神态之间有一种不羁的热烈，让我联想起梅里美笔下的卡门。

另外一个发小走过来，关切地问：“大皮靴，你没事儿吧？”大皮靴一挥手：“去去去，我好着呢！我给老四讲讲小小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大皮靴对于小小和朱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未必清楚，他能告诉我的，也只是一些片段的史实。可以确知的是，从文工团时期到大学毕业，小小和朱恒一直有来往，中间有没有分分合合的中断、来往到什么程度，别人并不知道。但是小小上大学时说过，她不会嫁给朱恒，因为朱恒“看侦探小说看出毛病来了”，什么都要分析推理、什么都要侦查。“他很聪明，也很善良，但是我想谁也受不了他。”

大皮靴从妹妹那里听来的也就是这么多，还有就是朱恒的一些怪行，比如他习惯性的不辞而别玩消失，但过不了几天就回来，对去过什么地方讳莫如深。小小大学毕业的时候，已是大龄女青年，家人师友无不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她却事先和谁都没讲，飘然转身去了西藏。

朱恒父亲平反后，原单位给家属落实政策，没有子女需要照顾，就给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单元房，这在1980年代初期是巨大的福利。年届而立、小有名气、还有房子的朱恒，一时间成了金牌王老五。他搬出了七号大院，小小也去了西藏，此后几年里，很少有人见到他，他也似乎不再和大院的发小们来往。偶尔会飘来一些传闻，比如说朱恒找了一个女诗人，戴眼镜、每天抽一包烟，他们是领了证还是同居谁也不清楚，不过没有多久就分手了。再后来朱恒哥哥留学远走海外，母亲去世，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就娶了照顾他母亲的小保姆。有一段时间，据说他自己被照顾得不错，有些白白胖胖的气象了。“我觉得，大约从这时起，他的症状就开始明显了。他会经常觉得有人在追杀他，于是他就给单位和老婆分别留一个纸条，然后就躲出去，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也说不好多久以后会回来。他老婆是一个外地小姑娘，只好来找在七号大院当保姆时认识的那些人，于是朱恒有病的消息在大院里不胫而走。”说到这里，大皮靴的声音开始有点激动，我赶忙给他递上一杯茶，这才注意到聚餐的发小们都围在了他身边。大皮靴摇摇手：“谢谢弟兄们，我没事，都快30年过去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小小死了。”他说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儿。他没有告诉我，我也就没有问小小是怎么死的。“本来是给父母准备的墓地，却先写上了小小的名字。安放骨灰的那一天，熟识与不熟悉的发小都来了，但只有朱恒跪在地上一直没起来，谁和他说话他都听不见了。在此之前，我对他是一直有看法的，可是当时那种情景让我一下抱住了他。”

从公墓回来，大皮靴和他的父母身心俱疲，好些日子都缓不过来。过了快两个月，天气转秋凉，大皮靴才想着该去再看看妹妹。到了公墓门口，看门大爷对他说：“你那位表弟真好，每天过来看你妹妹，一陪她就是半天。”大皮靴震惊了，他一回到城里就去找朱恒，却见他家又变得凌乱不堪，显然是恢复了单身的生活。朱恒很平静地告诉他：“这是我和小小约好的事情，你尽管放心。”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大皮靴彻底放弃了去说服朱恒的想法。“我找到杀死我父亲的凶手了。”

五

一个发小叫了辆滴滴专车送大皮靴回家了，我和另外几个换了家店继续喝啤酒。后海湖波荡漾，夏夜温暖繁华，萨克斯管令人沉醉。在这样的时刻，所有遥远的往事仿佛那么不真实。“朱恒还在吗？”“还在呀，好像最近还可以。他20多年前安定医院几进几出，后来就好多了。不过经过多次治疗后，以前的事好像都记不大清了。他大概活得还挺平静，就是做不了什么事了”“是啊，也许遗忘是最好的药。”

我一边说，一边忽然想起在七号大院花园里听到朱恒背诵《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声音：“最后的一抹晚霞也在西方消失了，夜降临了沼地。在紫色的天空中，闪烁着几颗半明半暗的星星……”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