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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

2017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对于理查德·塞勒教授的获奖，我个人想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来形容。说情理之中，是因为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确实非常突出，足够诺奖的分量。说意料之外，是因为他的很多重要工作都是同丹尼尔·卡内曼、罗伯特·希勒等人一起完成的，而卡内曼和希勒已分别在2002年和2013年获得了诺奖，所以我先前认为再给塞勒的可能性不会太大。没想到，今年塞勒不仅得到了诺奖评委会的垂青，并且还是独得，这多少令我有些意外。

塞勒生于1945年，于1974年获得罗切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虽然执教于芝加哥，但塞勒显然不属于所谓的“芝加哥学派”——事实上，和“芝加哥学派”正好相反，他是一位在学术上主张非理性假设、在政策上主张政府“助推”的“反芝加哥”学者。

从理性出走

塞勒教授的行为研究之路，是从其写作博士论文开始的。当时，他选择了“生命的价值”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会将其安全性考虑在内，对于危险的职业，人们会要求一定的工资溢价作为补偿。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这种工资溢价应该和职业的危险程度成正比，工作越危险要求的溢价就越高。

为了完成这一题目，塞勒从担任保险经纪人的父亲那里拿来了大量的精算资料，得到了各种职业的死亡率，用它来度量工作的危险性，然后结合行业工资数据计算出了各职业的溢价。结果表明，工作的危险性与工资溢价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像传统经典理论预言的那种正向关系。这个结果让塞勒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说开始了怀疑，他认识到，其实人可能并没有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设想的那么理性。

显然，塞勒的这种解释在当时看来是过于离经叛道了，提出之后立即遭到了一片反对，甚至他的导师沙尔文·罗森教授也对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尽管塞勒还是靠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其表现出的“叛逆”却让其学术生涯的早期过得并不那么顺利。事实上，在他毕业之后的几年中，除了和罗森教授合发过几篇论文外，少有学术成果。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6年的夏天。当时，塞勒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遇到了两位心理学家,通过交谈，塞勒立即和他们找到了共鸣之处。在其中一位心理学家的介绍之下，塞勒阅读了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著的论文《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性和偏见》。显然，这篇文章给塞勒带去了巨大的震动，他后来回忆说：“从头到尾读完这篇文章我花了30分钟，但正是这30分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此后，本已对理性假设深表怀疑的塞勒彻底走上了对传统经济学的背叛之路。他开始大量阅读心理学的著作，尤其是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研究非理性行为的有关文献，并开始和卡内曼等人通信交流、合作研究。一位传统经济学的“叛徒”从此时产生了，在数十年之后，他将成为一门新学科——行为经济学的“圣徒”。

为行为经济学的大厦奠基

塞勒和卡内曼等人一起，做了大量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其中很多研究的结论都成为了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想要概括塞勒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几乎涉猎了行为经济学的每一个方面，但大致上讲，我们可以将其主要贡献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禀赋效应的研究。

禀赋效应最早源自于塞勒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当人们拥有了某项物品后，其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就会比没有拥有它之前大大增加。

在和卡内曼合作的一项著名实验中，塞勒教授向人们证实了禀赋效应的存在。在这个实验中，他们先发给被试者一个茶杯，并用巧克力去进行交换茶杯，结果人们都不愿意放弃茶杯。而在后来的实验中，他们先发给被试者一块巧克力，并用茶杯去交换巧克力，结果却发现人们不愿意放弃巧克力。被试者是随机抽取的，按理说不应该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好偏差，为什么在前一次中，他们会钟爱茶杯，而在后一次实验中它们却钟爱巧克力呢？原因就在于禀赋效应的存在——一旦我们拥有了某物，那么再让我们放弃它就很难了。

二是关于心理账户的研究。

“心理账户”的思想最早也出自1980年的那篇经典论文。在1985年的论文《心理账户和消费者选择》中，塞勒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心理账户，意义也是十分直观的，即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并不会去进行统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会在心里构建很多个分门别类的账户，分头进行计算。举例来说，我们可能拥有十只不同的股票，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关注的应该是这十只股票所构成的这个组合的整体涨跌。但在现实中，我们除了关注整体的涨跌外，还会关心每只股票的涨跌状况。当某些股票跌得很惨时，我们也不肯“割肉”，把资金放到业绩更好的股票上，而宁愿继续持有它，等着回本。

三是关于自我控制的研究。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人是理性的，可以对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做出合理的安排。但是事实并非这样。举个通俗的例子，小学课文里面有篇课文叫《寒号鸟》，寒号鸟知道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每天唱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垒窝应该是最优的，但事实上它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就是缺乏自我控制。在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有个名词，叫做“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也就是说，你今天对明天的关心，与明天对后天的关心是不同的，因此在每一个“今天”，你都会更重视现在，而不顾未来。

如果存在着“双曲贴现”，那么人对于未来的规划就未必是最优的。如果这时存在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进行干预，就会让个人福利达到更高水平。这套理论被塞勒等人直接应用到了对社会保障的分析。他通过与合作者的一系列论著，向人们说明在现实中人们会缺乏自控能力，因此个人的储蓄行为未必是最优的。这些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传统经济学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质疑，从而为社保的合理性正了名。

塞勒教授的贡献还有很多，例如对公平性的研究、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赘述。他和合作者的这些研究，为行为经济学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了这一学科的坚定基石。

市场是有效的吗？

1979年春天的某一天，塞勒邀请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访问罗切斯特大学。在饭局上，他精心地安排了两位心理学家和罗切斯特的明星教授迈克尔·詹森相邻而坐。詹森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因此他和两位心理学家之间不意外地发生了“交火”。

席间，特沃斯基假装漫不经心地问詹森如何看待自己太太的决策行为。不出意料，这引来了詹森的一阵吐槽，抱怨其决策完全不理性。特沃斯基又接着问詹森如何看待卡特总统，詹森直言：“他就是个傻瓜！”特沃斯基继续追问詹森对当时美联储主席行为的看法，詹森回答：“全是错的！”几个问题下来，特沃斯基见詹森已渐渐上钩，就图穷匕首见，抛出了自己的最后问题：“既然你认为每一个个体，尤其是重要的政策制定者都会犯错，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整个市场会是有效的呢？”

特沃斯基的这个问题可谓是一针见血！但詹森也绝非等闲之辈，不等特沃斯基问完这个问题，他马上答道：“阿莫斯，你还是没有明白。虽然不理性的行为比比皆是，但这无关紧要。市场的奥秘在于，由于其参与者众多，因此总有大量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利用别人的不理性进行套利。最终结果是，尽管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不理性的，但市场整体却表现出了理性、有效。”

这场餐桌对话可谓是两种学术观点的一场正面交锋。尽管特沃斯基充满狡黠地处处下套，但詹森却用自己的睿智巧妙地一一化解。从场面上看，詹森的辩才确实让其占据了上风。我们无从得知这场辩论的挑动者塞勒在围观了这场辩论后是什么感受，但在很多年后，他却用自己的研究对詹森给出了回应。

1985年，塞勒同合作者在金融学的顶尖刊物《金融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股票市场交易过度了吗？》（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尽管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十二页，却对詹森等人拥护的有效市场理论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质疑。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市场上应该不会长期存在着套利空间，这就意味着市场上不可能长期存在着巨大的交易量。但股票市场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市场上每天都有大量的交易，有人买入，有人卖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塞勒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人们存在着“非理性”，容易对微小的信息变化产生过度反应。一得到所谓的小道消息，就会积极买进卖出。

在对市场上巨额的交易量做出解释后，塞勒顺便还用自己的过度反应理论解释了金融市场上的一个奇异现象。在金融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一些股票在经历了一段时期持续上涨后持续下跌的现象。在传统的金融学的框架中，这是难以解释的。但在塞勒看来这个现象并不奇怪：由于人们倾向于对微小的信息变化做出过度反应，因此当有利好信息传来时就会产生庞大的买入量，让股价持续上升。当股价上升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会发现自己先前的预测发生了错误，高估了股票表现，因此会修正预期。在这个阶段，人们会再次过度反应，产生庞大的卖出量，从而让股票持续下跌。

这篇论文的发表，一举奠定了塞勒在金融学界的地位。此后，他又和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将自己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一一介绍到金融学研究中，破解了长期困扰金融学界的“波动率之谜”、“封闭基金折旧之谜”等难题，并最终促使了一门新学科——行为金融学的诞生。

当然，塞勒教授并不满足于用单纯的理论来改变金融学，他还要用实践去证明自己理论的重要性。他和朋友自己办了基金公司，并用自己的理论来构造投资策略，19年的收益率为832%，而同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涨幅是307％，前者收益比“股神”巴菲特还高出了500%。或许，相比于论文的结论，这样真金白银的收益会更能让象牙塔中的金融学者们信服吧！

助推改变世界

或许是受到了自己博士导师罗森教授的影响，塞勒对于参与公共事务一直抱有很大的兴趣。在皈依了行为经济学之后，他更是致力于用自己的理论去影响公众、改变世界。和以往的干预主义不同，塞勒不主张政府强制人们行事，而是主张以一些微小的工作去影响人，改变人们的决策，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人们进行“助推”（nudge）。塞勒在推行“助推”活动中，有很多经典案例，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为明天更多储蓄”方案。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储蓄的习惯。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的一个侧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青年自控力的不足。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当存在着自控力不足时，个人的储蓄决定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不利的。那么，怎么样改变这种局面呢？塞勒用行为经济学的观点，给出了十分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传统上，美国企业中向员工提供养老保险服务时，默认的选择方案是不买。如果员工希望购买养老保险，就要填写表格进行申请。在塞勒看来，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员工购买养老保险的成本，还事先框定了人们的选择，让人们从潜意识中就倾向于不购买保险。针对这点，他建议把默认的选项改为购买，如果不需要购买则需要单独填表申请。事实证明，尽管这只是一个程序上的微小改动，但其收效却非常好。在修改了默认选择后，员工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大大增加了。

第二个例子是帮助奥巴马筹措竞选经费。竞选美国总统是一件烧钱的事，在2007年竞选总统时，奥巴马也遇到了资金的问题。犯愁之际，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塞勒，请求他为自己设计一套有效的筹款方案。塞勒注意到当时脸书（Facebook）正在兴起，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这种新型社交媒体进行交流，就建议奥巴马在Facebook上发布筹款广告。为了鼓励人们积极捐款，塞勒建议奥巴马设计一些抽奖，抽中者可以受到奥巴马接见，享受和奥巴马共进午餐等福利。尽管中奖的概率事实上很小，但很多人都倾向于高估自己中奖的概率。为了获得和偶像奥巴马见面的机会，他们纷纷解囊相助。事实上，奥巴马团队的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使用Facebook的年轻人。

看到塞勒教授仅用了一招“过度自信”就成功破解了困扰自己的资金问题后，奥巴马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好感大大增加。在上任后，他积极推广行为经济学在公共事务中的应用，让塞勒教授和卡斯·桑斯坦等人专门成立了用“助推”策略去改变公众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行为经济学小组。从这个角度看，塞勒的这次助选活动，或许也可以视为最成功的一次学术思想营销吧。

结语

塞勒教授数十年的学术历程，其实可以被视为是行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次塞勒再次以行为经济学斩获诺奖，体现了主流学界对于这一新生学科的接受和认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指出，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迎来整个学科范式的改变，我想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可能就是现在经济学正在经历的一场重要革命。

塞勒是从研究“错误”行为入手的，但毫无疑问，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