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李冬君

不祥之兆

邓椿在《画继》里谈到了“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那一次君臣雅集。

那一天，徽宗驾幸秘书省，事毕，召群臣至，观画院创作的图画。这些图画，除了向群臣展示国家艺术工程的成果，徽宗还让他们分享，吩咐蔡攸，按官阶，或“赐书画两轴”，或分赐“御画兼行书草书一纸”，于是，群臣踊跃，邓椿说，他们“皆断佩折巾以争先”，争得身上的玉佩和头上的帽子都掉了，在审美狂欢中，暂时放松一下朝廷礼仪。看到这样的情形，徽宗笑了。可活动的重头戏，就要开始了，是要展示徽宗临摹的展子虔作《北齐文宣幸晋阳图》，照例，先瞻仰祖宗御书，然后观摩徽宗宸笔。到此，狂欢结束，肃穆开始，审美如行大礼，礼毕逡巡而退。

《宋会要辑稿》也提到了这次活动，说法就不像是一场雅集活动，而是一场“恭阅祖宗谟训”的庄严盛典，于宣和四年秘阁搬迁告成之际，“诏宰辅从臣暨馆阁之士观书于秘阁”，同时陈列太祖至徽宗八位皇帝的御书，由太宰王黼主其事。《宋会要辑稿》里，除了提到徽宗命少保蔡攸分赐御书画，还提到徽宗命保和殿学士蔡絛持真宗御书《圣祖降临记》及徽宗宸笔所摹展子虔画一同陈列于书案。

有趣的是，蔡攸和蔡絛，都是蔡京的儿子，蔡攸是长子，父子三人同朝为官，据说，蔡京偏爱次子蔡絛，引起父子兄弟失和，而有一番你争我夺。那次活动，有可能蔡京并未参与，因为不仅《画继》和《宋会要辑稿》没有提到他，就连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谈起此事也未提到，据《宋史·蔡京传》记载，宣和六年，也就是两年以后，蔡京再被徽宗起用，第四次当国，时年78岁，已老昏，事皆决于蔡絛，“凡京所制，皆絛为之”，而且还代蔡京入奏。当时若有蔡京在，那活动也许就由蔡絛主持了。

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也记载了秘书省落成时的那次活动，与《宋会要辑稿》所述有所不同，他提到徽宗曾亲手持来“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还对群臣说：世人但知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都不知道“天纵圣学笔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阁，永以为宝”。群臣因而得以瞻拜太祖书札。蔡絛说，太祖御书“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这是从书法上说的，从书札的内容来看，蔡絛说太祖多作“经子”语，“经子”，指经史子集中的经与子，这应该是文章的最高标准了，因为太祖诗文，一如其跋云“铁衣士书”，虽“游戏翰墨”亦似“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同时，又生不祥之感，因为徽宗还带来了李昭道的《唐明皇幸蜀图》，蔡絛一见，便在心里嘀咕：御府名作，不啻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唐明皇入蜀，乃避安史之乱，大唐至此由盛转衰，果不其然，他心里嘀咕的事，后来终于发生了。

李煜还魂

两年后，徽宗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重新启用三起三落的蔡京第四次当国。

此次蔡京，已老迈，力不从心，徽宗托国于他，他托国于蔡絛，蔡絛心里又老是嘀咕，俗话说：想什么有什么，怕什么来什么。蔡絛心里已有了唐明皇的阴影，那阴影真的就来了。

金兵南下时，徽宗传位钦宗，钦宗以蔡京误国逐之岭南，八十衰翁，客死潭州，其子孙23人，亦被同时流放，蔡絛流放到白州，白州境内有铁围山，他尝游于此，故以之为书名。

较之徽、钦二宗的亡国遭遇，蔡京一家还不算悲惨，金兵攻破汴京，金帝废徽、钦二宗为庶人，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以此灭亡。

据说，徽宗听到财宝被掠并不在乎，闻藏书被抢，才仰天长叹。押送途中，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到金都后，又穿丧服，拜谒见金太祖庙宇，金帝以之向祖宗献俘。尔后，竟被辱封为昏德公，先押于韩州，后迁至五国城，从辽宁迁到黑龙江，任你岳家军怎么直捣黄龙也到达不了。

囚徒徽宗，受尽折磨，泣血成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这样的诗句，让我们一下就想起了李后主，明人尤侗《良斋杂说》曰“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他这样说，不单指两人前后命运相似，而是强调徽宗即李后主转世，他说，某日宋神宗正端详江南国主李煜像，再三叹讶，刚好后宫有娠者，梦李后主来谒，而生端王，也就是徽宗，还说起徽宗被俘，金人用当年宋太宗对待李后主故事待之，尤侗虽然以一句“亦异矣”结语，但这种因果报应的说法，对于李后主是不是太残酷了？难道他受了第一遍苦还不够，还必须受二茬罪？我们只在一种情况下接受这种说法，那就是李煜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尚未完成，还需还魂为赵佶继续进行。

不过，赵佶还不像李煜那么绝望，有臣曹勋，从之北迁，过河十余日，徽宗谓勋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那“康王”，当然也就是宋高宗了。翌日，出御衣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持韦贤妃、邢夫人信，命勋避开金兵，返回南宋。又谕勋：“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看来，他还懂得国事优先，国家为重，不管怎么说，他还有一片千里江山在江南。

希孟是谁

此时此刻，徽宗心中，除了画，就是江南。

能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只有一卷《千里江山图》。

此时，他最需要的，最能慰藉他的，便是这图了。只可惜了这图，就如同他的江山一般，所托非人，以至于今日，图也不见，江山也不见，当年，他那一片苦心孤诣，本来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结果却发现，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那是蔡京第三次当国，他以蔡京为知己，将此图与国一并托付之，寄托甚深。

可那蔡京，只在卷后留下这样的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这一段话，应该是徽宗对蔡京讲的，时在“政和三年”。此前未见有“希孟”，此后出现在清人的《石渠宝笈》里，已改为“王希孟”。

“王”从何来？查无实据，可后人跟着一哄，“希孟”就变成“王希孟”。

或有一线索，可提示其由来，那就是《宣和画谱》卷十二，还著录另一卷《千里江山图》，此图亦作金碧山水，作者姓王，名诜，字晋卿，与徽宗和苏轼关系都很密切，标志宋代文艺复兴的那次“西园雅集”，虽以苏轼为中心，却在他家举办。清人未细察，便想当然以为是“王希孟”所作。

又查《宋史》人物，字“希孟”者，有好几位，太宗时，有一位王子舆便字“希孟”，可以说是“王希孟”，但他显然不是与徽宗有关的“希孟”。宋以前，《唐史》中，未见有“希孟”这类人物，看来“希孟”还是宋以来的新生事物，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成果。秦以后，儒学分汉宋，汉学尊孔，宋学“希孟”，汉学立《五经》，宋学定《四书》，《五经》重荀学，《四书》兴孟学，“希孟”因此流行，乃“圣之时者也”，至徽宗时，俨然已成一时尚，故《千里江山图》上的“希孟”，可谓“数风流人物”。

在此新潮中，便有那么一位美少年，年方十八，被徽宗钦点了，至于他姓甚名谁？一概不知，何来何往？也没人问起。可他手眼通天，成了天子门生，什么样的学生能有这样的特权？更为蹊跷的是，画成《千里江山图》之后，本应大展身手的这位天子门生却消失了，何以连个画院的门槛都进不了？连画了一枝月季的新晋少年都被徽宗赐绯，更何况作为天子门生画了《千里江山图》的“希孟”？

可是到了清代，不仅有人称“希孟”为“王希孟”，更有人称“王希孟”为“宣和供奉”，其实这只是一种追认，跟清人有关，跟宋人无关，只要稍微查一下“宋代院人录”，你就会发现，在有名有姓的院人中，在“宣和供奉”名录中，没有“王希孟”，也无“希孟”，那是传说本身要求完整。

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突然消失，那只有一种解释：死了。人皆有死，死了就一了百了，可徽宗没说他死，蔡京笔录也没说他死，由此便可认定，赐画于蔡京之前，“希孟”还在，此后，应该还在，最起码在短时间内还在，如还在，就应有一个“宣和供奉”的身份给他，如果身份不在，从此销声匿迹，多半也就是死了。似乎从来没人换个角度想过，也许他没有画院身份，也没有死，那么他是谁？

这么一问，必然问向徽宗，此外，别无他人，若他说“无可奉告”，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假设”：那“希孟”会不会就是徽宗？这世上本无画者“希孟”，自从有了徽宗，这才有了“希孟”。

捅破窗纸

让我们回到蔡京的跋上来，仔细看看“希孟”，看他哪一点跟徽宗相同。

跋上说，“希孟”十八岁完成了这卷《千里江山图》，徽宗也是十八岁登基。

如果我们将这件具有理想国气质的图卷看作是一位少年天子的妙笔生花，比说它出自一位“画学生徒”之手更为合适，要在一个十八岁少年的脑海中，展开一个国家样式，表达一种国家观念，若无专门的帝王学的培养和历练，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的江山感，惟有皇室，才能陶冶出来。

试取两卷《千里江山图》比较一下，王诜是外戚，他的江山感，从画面的呈现来看，就不及“希孟”那么正宗，较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同样的金碧山水，王诜便显得不那么富于皇家本色，不像“希孟”那样有着“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的气象，外戚毕竟不是皇室，要有收敛。

画《千里江山图》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熟悉皇宫建筑，一是了解江南山水。我们发现，“希孟”江山图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他将皇宫建筑分布到江南山水民居中去。

对于皇宫建筑，“希孟”是熟悉的，但他对于江南山水民居的认知，却并非从身临其境中得来，据说，皇室子弟的活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其长辈赵令穰，平时只能往来于京、洛之间，不出五百里范围，而其本人则可能连皇城都出不去，所以，他们画江南山水，通常是对名家巨作的临摹。

这样，有人就从《千里江山图》中发现了董源江南山水的痕迹，建立了从董源到王希孟再到赵雍的青绿山水谱系，例如，廖尧震对董源《溪岸图》与《千里江山图》的比较研究指出，现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溪岸图》曾经被徽宗收藏，又被徽宗拿来给“希孟”临摹，成为了江山图摹本。

又有人从《千里江山图》与徽宗本人作品的相似性去证明徽宗对“希孟”曾“亲授其法”，如桑农在《读书》2017年第10期上发表《<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密码》一文就这样认为。

首先，他指出，《千里江山图》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这种长卷形式，是从徽宗当朝时才开始出现的，除了这卷江山图，还有徽宗自画《梦游化城图》，据说，画面上，人物众多，有数千人，凡天地间所有之物，应有尽有，诸如城郭宫室，仙山琼阁，云霞霄汉、龙腾马奔，色色具备，它可能与《千里江山图》差不多，也是长卷，只可惜遗失了，两者的不同在于，一绘仙境，一画江山。其次，他认为，《千里江山图》同徽宗“御制”《雪江归棹图》极为相似，可以说是“御制”的放大版。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差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一捅破就明白了：原来画那《千里江山图》的“希孟”不是别人，正是徽宗。这样说来，要比翻来覆去强调“拿藏品给希孟临摹”、“在徽宗亲自指导下的创作”等追加的解释要好得多，最起码，它符合了思维经济原理，适宜于审美简明标准，更何况它比“希孟”说更接近事实，我们没有必要还在“希孟”那趟浑水里摸鱼，弄得自己来糊弄自己。

桑农还指出，《千里江山图》的绘制成本，亦非一般人所能承担，一匹整绢，用石青、石绿着色，色调“有如蓝绿宝石般晶莹”，因为颜料本就由绿宝石、孔雀石等昂贵材料制成，故能历时近千年而鲜亮如新。然而，这一切，岂是作为文书库小吏的“希孟”所能负担？若为画院项目，属于国家工程，那就必须作为国家祥瑞进入《宣和睿览册》中，最后还得由徽宗题款、盖印来验收。可画面上，既没有徽宗印、款，也不见“希孟”印、款，这是为什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徽宗十八岁所作。

也就是说，这卷《千里江山图》便是那位十八岁的少年天子，在自己登基那年，自己为自己做纪念的作品，那时，他还没用后来的印、款，但他已有了自我的江山，展开为帝王长卷。

两个作男

“希孟”的窗户纸虽然被捅破了，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最后解决。

最后的问题就是：徽宗为什么要戴着“希孟”的面具来面对蔡京？

前面我们说了，“希孟”是宋学里的一种时尚，寄托了他少年时治国理政的梦想，当年，他兄长哲宗突然去世，而他就因为“希孟”，被向太后看中，从端王变成了后来的徽宗。

那时的他，像个“画学生徒”，每日画画，又像“书库小吏”，天天读书，但他有一个梦，一个中国梦，他追求着，要把这梦画出来，画到《千里江山图》中，可追梦谈何容易？

权当修行吧！那时的他是很励志的，而他的志向，就在那卷《千里江山图》中，等到画完这个长卷，他就水到渠修成皇帝了。据说，他做皇帝也不是全体举手，一致通过的，当时就有反对派，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叫章惇，此人是王安石变法的政治遗产，也是变法异化的一个关键人物。

那时，章惇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说这话的口吻，多像孟子！当年孟子不是这样说魏王“望之不似人君”吗？章惇像孟子看魏王那样看端王，还把孟子那句话的意思，换了个说法，用在端王头上，居然一语成谶。

反对派高举的拳头警醒了端王，他必须自问一声：“人君”应该怎样？这一问，就问出个“希孟”来了，他必须给反对派一个回应，那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希孟”的“人君”。我们知道，孟子的政治理想是民本主义的，极端的时候，还主张“民贵君轻”，对于君主来说，“希孟”要有分寸，不要“希”到“君轻”上去，但“民贵”是无论如何不能省略的，怎么将他的“希孟”表现出来给人看？

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画了，通过绘画，来表达一种民本主义的国家观念，来展示国泰民安，这难道不是一种帝王气象，不是一个“人君”情怀？他把人世间最美好的两项——皇城宫廷建筑与江南山水民居结合在一起，把国家的庄严与山川壮丽与民生安逸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他交出了一篇关于“人君”的如果不说是最好也可说是最美的答卷，他以此上位，成就了一位“人君”。

诸位王子中，只有端王用“希孟”调整了人生的价值取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交了一卷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千里江山图》，图一出手，帝王气象，人君情怀，都表达出来了，谁还敢说他“轻浮”？谁还能说他“不似人君”？诸多王储，竟让他这位“希孟“的王子拔了头筹。

如此说来，向太后有可能是《千里江山图》的第一见证人，她是看过《千里江山图》以后，才选择了端王。对于徽宗来说，这卷江山图更是意义非凡，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以绘画得天下，又以绘画治天下的。因此，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位美少年，那是他的初心，也就是“希孟”。

如今，但凡见了《千里江山图》者，无不惊叹“希孟”为天才，可有宋一代，除了徽宗，这样的长卷巨作，有哪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能作出来？又有哪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有条件作出来？

而他却把自己的初心，也就是他的“希孟”，赐给了蔡京，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寄托啊！可蔡京懂吗？在题跋里，蔡京没有一字是对画的评价，没有一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不动声色的记录着徽宗说过的话，甚至问都没问一下“希孟”是谁？是君臣之间早已心心相印，“不著一字”，便能“尽得风流”？还是此人城府太深，从不袒露自己的真性情？只可惜了徽宗的那一番寄托那一片初心。

徽宗赐画，赐的不是花鸟，而是江山，不是个体性的水墨山川，而是代表家国天下的青绿山水，这分明是一次托国，他希望蔡京能不忘他的初心，坚守他当年那个“希孟”的理想，可惜他所托非人。蔡京不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希孟”的倡导者，可蔡京不是，虽然号称是王安石的学生，却与王安石不是同一路人。在政治上，蔡京脚踩两只船，一只脚在王安石的船上，另一只脚在司马光的船上；王安石变法时，蔡京是王安石的跟班，是新政最积极的推手，司马光执政，又变成了司马光的应声，当别人还在无从下手时，蔡京却成为拆除新法的行家里手，司马光喜曰：若人皆奉法如君，有什么行不通！

起初，徽宗一上位，便罢了蔡京，作为“希孟”的少年天子，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类人。可不久，他就发现，他还是需要蔡京的，蔡京虽然不符合他的“希孟”理想，却能为他表达国家本质的要求，帮他体现制度安排的职能。而一国之君，首先要担当的，就是国家本质的要求；要落实的，便是制度安排的职能。“希孟”理想，只是天下观里的追求，并非国家本质的必然，亦非制度安排使之然。

可他两者都想要，既要追求“希孟”理想，又要享受国家本质带来的“丰亨豫大”，这两者，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当两者不可兼得时，还会犯冲，这也就是蔡京“四起四落”的原因。但不管怎样，徽宗还是相信，惟有蔡京能将两者结合起来，为此，他鼓励蔡京：“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作”字。这两个“作”男，徽宗在天下观里“作”，要用他艺术化的理想“点缀大化，文明天下”；蔡京在国家的本质上“作”，要把徽宗的理想印刻在国家的本质上，或者通过国家的本质来实现徽宗的理想。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异化，他对江南的热爱，反而变成了对江南的祸害，当他的《千里江山图》的现实版“艮岳”出现时，但求江南花石纲，那已是拆了江南来建皇城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