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文

世界帝国史，打眼一看标题，读者得到的第一印象想必会认为这又是一部面面俱到的通史著作，无非是把老套的故事再讲述一遍；加之两位作者都是学院派历史学者，必定以还原所谓“历史真相”为务，从而自说自话，无关现实；既然两位作者都是美国人，那他们必定满纸“西方中心论”，满脸“东方学”表情，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既然历史学以“事实”为务，那历史研究者必定对理论、思想嗤之以鼻，认为后者经常“妄顾事实”、“观念先行”、“以论代史”，沉迷于不着边际的空谈、漫谈……然而，诸如此类的“第一印象”毕竟是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先入之见，与本文要讨论的这部《世界帝国史》本身无关。读者若能展卷细读，便会发现上述先入之见何其大谬不然。无论是对历史线索的把握还是理论视野和思想洞见，该书均称得上典范之作。

实际上，这部《世界帝国史》英文书名为Empires　in　World　History，其核心旨在探讨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以降至20世纪诸帝国的统治技艺或称之为治理术，比较其中的利弊得失，探讨世界历史上众多将不同文化、民族、宗教纳入某一秩序框架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总结其中可资借鉴的经验，寻绎反思其中值得深以为戒的教训，而这也是本书副标题“权力与差异政治”所提示我们的。对于帝国来说，如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吸纳并包容差异，在维护帝国整体性的同时，承认并利用帝国范围内族群文化、宗教习俗的多样性？无疑是一切帝国统治秩序本身的命脉所系。

两位作者在“序言”中便开宗明义提示读者，“本书是关注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学著作，而非一部世界经济史。本书也不是一部关于作为一种独特统治的帝国主义书籍。我们探究的是不同帝国运转的多种方式，并观察它们历经岁月置身种种境况中所做出的无数努力的程度与局限性。”既然是政治学著作，作者聚焦的必然是政治议题，具体说就是帝国统治秩序赖以确立的政治组织形式。我们知道，政治的动力是权力，后者也是本书副标题中的关键词之一，它涉及统治与服从的权威秩序，政治即便在现实中经常与道德、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彼此纠缠，但只能作为帝国实现其统治的手段和武库（repertoires　of　rule）。既然政治不是经济的衍生物，那么政治学便不是经济学的附庸，政治有着自身特有的动力机制和运转逻辑，政治学有着更有针对性且更为有效的分析政治议题的工具。

东西方帝国的历史与想象

在西方政治史上，罗马帝国以及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先后维持了1600余年之久，该帝国的兴盛与衰落在西方精神传统中留下了格外深刻的烙印，之后的诸帝国如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拿破仑帝国、“第三帝国”、美利坚帝国，其缔造者们要么力图在某种程度上复兴和重建罗马帝国，要么以其为标尺树立新帝国的宏图伟业；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两千多年一以贯之，尽管历经分分合合，动荡起落，但其作为一个政治单元却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其成熟稳健的帝国官僚系统令其它帝国望尘莫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形式虽然周期性地在中央集权与权力下放、郡县与封建之间摇摆，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理所应当地由一个单一的中央领导者所统治的观念，两千多年来已然成为了统治者们、想成为统治者的人、有国家意识的精英们和普通民众的共识。”

在宗教方面，罗马帝国最终皈依基督教，将帝国政权与一神教结合起来，这一做法短期看似乎增强（至少表面上）了帝国统一性的，但基督教被树立为唯一国教却从根本上破坏了帝国统合吸纳有着不同信仰的民族的能力；反观中国，其在宗教方面却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儒、释、道共存共生，有时相得益彰。在各自长期的统治实践中，两者均形成了成熟完备的法治传统，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中国的统治者却从完全不同的假设出发：“皇帝不会恳求百姓批准他的立法，相反他会通过合适的条规和针对违反行为的适当的惩罚来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中国法律在这一形成期是由皇帝发布的一整套规则构成的。从这一视角看，如果与古罗马多样化的法律场所相对比，中国没有理由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法律只是行政的组成部分。”《世界帝国史》选择罗马和中国作为全书的论证起点，也是整部著作的论证框架和贯穿始终的问题线索，即“为何中国在几乎相同的地域重新实现统一，而罗马（作为一个国家）却从未复兴？”长久以来，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中国和罗马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左右了东、西方世界人们的政治想象，而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两位作者深远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切。

民族国家与政治秩序

作为帝国集团之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战败方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然而，战争本身并未终结帝国本身，继之而起的是纳粹德国、日本和苏联。战后，由获胜大国主宰的巴黎和会提出“民族自决”原则，这一旨在重建世界秩序的政治原则，实际上只不过是战胜国用来肢解战败国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事实却是，“民族自决”并未适用于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殖民地。而在战败国地区，民族混杂的基本事实使得任何所谓的“民族自决”在实践中遭遇错综复杂的难题，几乎没有任何兑现的可能，大国经常出于私利任意划分国境线，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新一轮的民族分化、仇杀和难民大迁徙的浪潮；而对那些被认为暂时没有或缺乏自决能力的民族，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声称将对他们实施所谓“托管委任”，即由那些自认为有自决能力的“文明”大国对那些“未开化”的民族实行托管：叙利亚由法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归属英国。这样，在“民族自决”的外表下，实际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新一轮帝国主义式的肆无忌惮地瓜分。“民族自决”，将民族这一有着复杂历史渊源的聚落强行塞进国家这一带有很强任意性的容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诸如此类的政治主张制造了空前规模的种族杀戮和难民大逃亡：以“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希腊与土耳其分治为例，其间从安纳托利亚强制迁徙至希腊的“希腊人”就有90万，而近40万人“土耳其人”被迁往土耳其，其间仅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穆斯林死亡人数多达250万，有80万亚美尼亚人和30万希腊人死于非命。再以1947年英帝国退出后的印度-巴基斯坦分治为例，伴随着“反殖民主义”的胜利号角，先前混居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在新划定的国境线两端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生死大逃亡，人数达1700万，有数十万人被杀，克什米尔至今依然是两国紧张对峙甚至暴力相向的争议地带。

以“民族自决”为前提的“民族国家”，非但未能兑现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建立新秩序的承诺，反而为新的更为严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纳粹德国将种族主义国家推向最极端，排斥一切非德意志民族，利用新获得的国家机器实行民族大清洗，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如果说曾经的帝国秩序为吸纳、同化多元民族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的舞台，“差异的政治”在其中仍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民族国家只承认单一民族的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在“我族”与“他族”之间人为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排他性鸿沟。更为吊诡的是，在战后世界，尽管民族国家赢得了天然的正当性，但并未改变世界政治被大国主宰的基本事实，大国行为背后均折射出浓烈的帝国主义色彩：“美国的理想借助于虚构一个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不断扩大的世界，该世界对贸易敞开大门，接受美国文化，并团结起来对抗敌对集团。苏联式的理想则设想出了这样一个神话，即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走向世界共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终结的大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只能是虚幻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只有在足够充分的外在和内在条件下方有可能，在理论上独立完整的领土主权，在现实中往往是分层重叠甚至经常被打了折扣的。而在战后美、苏两极格局之间，“第三世界”国家的横向联合，并未改变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见，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不是政治组织的自然单元，在树立政治秩序的实践中，帝国和民族国家都面临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

1989年，作为两极世界之一极的苏联宣告解体，人类是走向“历史的终结”，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最终胜利，还是意味着“新的分裂，如西方与非西方、富人与穷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是一个单极世界，只有一个帝国，即美利坚帝国，依然挺立着？或是一个新的亚洲权力轴心？”

中国的新路与新世纪的愿景

进入20世纪，中国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被卷入列国纷争的大舞台：列强交逼，共和革命，军阀混战……从政治社会到精神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形成空前激烈的对撞交冲之势。从旧秩序的崩塌到新秩序的确立，挫折、徘徊、反复……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努力寻找自我救赎的新路，愈挫愈勇，奋斗不息。

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世界帝国史》末尾这段发人深思的话作结：“众多帝国的过去，展示了人类为权力的骄傲自大所付出的种种代价，以及诸帝国所造就的社会生活的多面化转变。我们已经考察了诸帝国在包容和在人口中间制造种种差异上所采用的多种方式，以及使人们独立却不平等或试图使他们既平等又相似的种种后果。未来所面对的挑战是设想出这样的若干新型政体，它们认可人们对政治归属、机会平等和相互尊重所广泛怀有的愿望。”《世界帝国史》的两位作者留给当代中国学人的任务是：在源远流长的世界历史长河中，中国在探索政治秩序过程中曾做过怎样的尝试和努力？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经验和教训？它能够为新世纪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提供怎样的可能性甚至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