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困》:一个北漂青年的成熟或死亡

付如初2017-11-04 04:24

付如初

北京,北京

前段时间,有一个叫“张先生说”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叫《北京,有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文章,因为说了些扎心的大实话,阅读量迅速到了10万+,据说被删除之前的真实阅读量是730万。张先生说:因为北京人得了房子失了故乡,外地人累死累活也不舍得放弃梦想,所以这个城市就“根本没有生活,只有少数人的梦想和多数人的工作”。在这样一个都市里,要么你是穷得只剩下了梦想,要么就是穷得只剩下了房子。张先生所说的“生活”,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状态,一种区别于“活着”的、物质与精神张弛有度、游刃有余的状态。

实话伤人,说话、写文章往往都是如此,更何况,这次张先生两边都没讨好——外地人不喜欢他说的,因为在北京活着难就没有了人情味儿;北京人不喜欢他说的,有祖宗留下的五套房垫底才活得底气十足。

北京人,外地人,明明在同呼吸共地铁,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彼此间画出楚河汉界,一旦有点儿小刺激,就会打上一场口水仗。其实,研究社会发展的各路学者早就说过,城市的发展是因为人口流动性的增加,而人口流动造成的土著和外来之间的矛盾,是必然会出现的矛盾,矛盾双方的不平衡状态也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

这矛盾是“现代性”的伴生物,而矛盾的双方又都离不开这个现代性,于是就会自动寻找一种新秩序,就像细菌和人体相伴相生一样。而所有这些,则铸就了双方所在的城市的特征: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更能刺激身份意识、道德意识、契约意识、防范意识和私人空间意识。当然,这矛盾也是城市生活的真实底色,尤其是外来者的生活。

老米兰·昆德拉从捷克流亡到法国之后,曾写过一部叫《身份》的小说。在那个小说中,他说:“‘生活’一词是所有词语中最重要的,它是被其他伟大的词语包围着的词中之王。”因为“生活”力量强大,所以作家开始思考人在生活中的身份到底由什么来决定。最终,他归结为“情人的目光”,他认为唯有在爱情关系中,尤其是能够抵制住生活中各种摧毁力量的爱情关系中,人才能确认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然,米兰·昆德拉所处的不是经济狂飙突进的时代,面临的也不是城镇化进程的问题,他的漂泊也不是为青春和梦想所驱使。这些种种,都在中国作家张五毛的笔下。作为80后“北漂”,他体会的生存艰难和身份危机是褪去了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赤裸裸的困境,然而,他寻找到的身份支点和价值支点,却跟老米兰·昆德拉一样,是“情人的目光”。难怪有人会说,爱情是文学的本质——或许人唯有靠着爱情才能与生活的琐碎庸常坦然相处,才能支撑注定绝望和虚无的人生。

《公主坟》:青年的爱与梦

五年前,张五毛出版了长篇小说《公主坟》。至今我仍然记得读到这个小说时候的惊喜。不是惊喜于文学天才的横空出世,而是惊喜于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能够给小说注入生猛鲜活的生命力——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就进入了所谓的“后先锋”时代和“新写实”时代:灰色的生活,没精打采的人物,鸡毛蒜皮的矛盾冲突等等,和“千万别把我当人”式的调侃和痞气一起,呈现着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失落了理想和人文追求的状态。文学界给这种小说的命名是“情感零度写作”。

文学不是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文学不应该是生活的白日梦吗?文学不应该在生活之外另开思想的天地和想象的空间吗?那怎么可以跟生活本身,尤其是死水一潭般的生活一模一样呢?可见,一方面是社会大环境决定了纯文学的没落,另一方面是读者怀着不满情绪自动远离了纯文学。文学需要新元素、新面孔、新活力,可以说,这种需求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张五毛没有受过写作训练,也没有在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历练,当然,他也没有纯文学囿于技巧、挖掘意义的包袱,他直挺挺地挺进了生活内部。不仅他的主人公是青年,整个小说的气质也弥漫着一股青春的野性、一种理想的痛感,一种无比向往物质却不愿被物质奴役的尊严。

他写的是80后青年的北漂生活。主人公张五毛来自乡村,普通大学毕业,刚毕业就失业;一筹莫展之际,女友单姗窈窕而来,两个人硬是在北京城的地下室开辟了一片充满爱的“未来”空间。一方面是“情人的目光”为未来注入动力,一方面则是严峻的生活日日考验着爱情。为交房租他找在餐馆打工的妹妹借钱,去工地搬砖,跟农民工兄弟爬到脚手架上讨薪;为买房他向富二代兄弟低头,跟官二代美女搭讪。最后,他在北京城站住了脚,但女友却消失不见了。其间,亲生父亲死于工地事故,临终遗言是让他“要钱买房”;妹夫死于矿难,妹妹让他拿抚恤款“买房”……

他借着一个底层青年的北漂生活,写出了中国社会的纵贯线和横切面,广度和深度都自觉不自觉地具备了。虽然他无力跳出自己所写的生活,对人物命运给予旁观者的审视和更高层面上的悲悯,但能够做到心到、意到、笔到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现实纷繁杂乱、复杂多变,倘若作家不具备一定的现实描摹能力,那小说就会显得虚假、幼稚。

跟郭敬明式青年相比,张五毛笔下的青年,更像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他们昂扬着生命的活力,昂扬着书写命运的阳刚之气,昂扬着一股不怕失败的蛮勇。他们相信未来。比起真实的年纪,“未来感”或许更应该成为检验一个人是否年轻的标志。毕竟,年轻的不是皮囊,而是壮志;中年之所以不同于青年,也恰恰在于对“未来”是否还有美好的期许。

由此,通过北漂青年的爱与梦——哪怕是发财梦、中产梦——张五毛写出了生活的未来感,写出了一种属于文学和人性的精神魅力。如果文学只是用来向物质生活投诚,只是用来表达被生活压榨的顺从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化关系的庸俗,人物面对原生的命运只是一味的顺从而不奋斗和改变,那何必存在呢?

《春困》:中年始于婚姻

《公主坟》有一个深情款款的结尾:主人公张五毛摆脱了物质困境,娶妻生子,变成了腆着肚子、头发稀疏的中产。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点燃香烟,怀念曾经那个充满狼性的奋斗青年,怀念那无比纯情的初恋。

李银河曾经提出过一个“叔本华的钟摆”的概念。叔本华认为,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很痛苦;一旦需求都满足了,就开始走向无聊。这样的状态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摆”掉了很多人的一生。而多年之后,痛苦和无聊,就像青春和阅历一样,哪一个更值得经历和铭记呢?估计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时隔五年,张五毛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春困》,像《公主坟》的续篇,也像“叔本华的钟摆”的另一个摆极。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采用了女性视角。他想从女性的角度写“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的悲剧。

女主人公佟心美院毕业,气质和审美都不俗。趁着丈夫出差,她独自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无论生活多么繁琐无聊,她心里老为“美”保留着位置。而丈夫赵腾飞则不然,中产生活的波澜不兴,即将步入中年的焦虑,都让他想要挣脱和改变——买更大的房子、赚更多的钱,在同学中有更大的面子。于是,他辞职开始创业。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也由此加速转变。随着孩子出生、赵腾飞创业失败,两个人逃离一线城市,回到三线城市,直至最后分道扬镳。

王小波曾说,“中年妇女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不是因为长得越来越不好看,而是“故意要恶心人”,大意是说她们极容易展现被生活和时间摧残的那一面。但佟心不是,在婚姻中,在婚姻连带的一系列价值观的冲突和人际关系的包围中,她都没有如同学黄小秋一般,堕入俗套,作者甚至刻意让她保持着一种远离烟火的气息。这种气息某种意义上都显得很不中国,有点儿像老年的杜拉斯或者苏珊·桑塔格的样子,有睿智的额头和深沉的白发,所以,她才会在人到老年的时候,还被钓鱼的老头儿迷恋。

张五毛总是倾向于描写理想化的女性,《公主坟》里纯情之极的单姗,《春困》里脱俗之极的佟心。而奋斗的艰难、生活的硬度甚至欲望的危险,他都愿意让男人承担。因此,即便他以女性视角写,但心路历程的变化更吸引人的,更让人思考的,依旧是男主人公。

困于生活,死于中年

文学中写过很多版本的英雄迟暮和美人白头,每一个都具备充分的文学性,让人唏嘘感叹。文学中也写过很多“近乎无事的悲剧”,写小人物的梦想被生活碾压至寂灭的无声无息,但相比于前者,后者更难写,因为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悲剧——比如北漂之“死”。

与很多人一样,赵腾飞青年时代梦想着在大城市实现价值,但当所有的奋斗也只够在叔叔的帮助下买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的时候,当孩子、车子的问题都迫在眉睫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回到小城市,眼前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消失了。

因为有身在官场的叔叔帮忙,赵腾飞回到三线城市之后,当上了公务员,然后一路扶摇直上,甚至他出轨、婚外生子的种种,都被小城市包容得了无痕迹。或许赵腾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悲剧,他的结局甚至都有些圆满的意味——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失去的只是跟佟心的婚姻——他从大城市的芸芸众生变成了小城市的芸芸众生,而读者并不为此感到惋惜。

可以说,在生活的围困中,在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就无条件地撤退和投降的过程中,赵腾飞失败得毫无“美感”。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可惜的是,因为在自我和世界的对抗中,赵腾飞没有建立起内心的支撑和力量,使得他的“悲剧”失去了典型的意味,也失去了被看、被想的美感,变得轻飘,变得乏味——像所有被时间毁灭的人一样。

或许,《春困》的悲剧,既是赵腾飞“长大未成人”的悲剧,也是张五毛,或者说以张五毛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终于没能让文学抵住生活摧毁的悲剧。当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弥漫着无力感的时候,文学也难逃网罗。当生活法则至上的理性主义占领文学世界的时候,所有的激情和色彩都会随之褪去。

与男主人公赵腾飞的庸俗相比,让人眼前一亮的,反而是黄小秋的丈夫,那个悄然抛下家庭奔赴北上广的、一直默默无闻的男人。人到中年,他还想着改变,想着追求生命的另一番可能——文学的价值观毕竟跟生活的不同,它总是期待超脱司空见惯的人物出现。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赵腾飞的婶婶,她舍不得放弃婚姻给她的社会地位,却也对爱情保持了更深沉的忠贞——文学也总是期待人性的复杂多元。

当然,从北上广深到三四线,从公司员工到基层公务员,《春困》依旧写出了中国社会的纵贯线和横切面,也精准地写出了小城市被人情捆绑的真实和基层公务员生存现状的真实。而且,与很多作家因为现实难以把握,就干脆放弃了写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相比,张五毛依旧深入到生活的内部,进行着精准描摹现实的努力。他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谈到,面对写作,他会褪去商业和务实的色彩,去找回属于文字和美的诚恳、纯粹甚至痛苦、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困》是值得推重的。它还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问题文学”,它提出了青春的野心和梦想被现实打败的问题;提出了人到中年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城市给梦想提供的包容性和空间感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社会如何城镇化、青年如何在城镇化中更多地实现自我价值的问题。当然,它也又一次提出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问题。

看张五毛的《春困》和《公主坟》,总是让人不禁想起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的那个著名的野心青年拉斯蒂涅。老巴尔扎克一方面写了巴黎的纸醉金迷“像无情的铁骑一样”践踏这个青年的心,让他不择手段地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写他在高老头身上感受到的人性美好,写他埋葬高老头时候的眼泪。读者会跟着巴尔扎克一起,惋惜一个青年的“死亡”,惋惜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掩藏在金钱珠宝底下”的摧毁人性的罪恶;也会跟着巴尔扎克一起,冷眼看待一个青年的野心和成功。

生活每天都在制造失败者,而文学每天都应该思考反抗生活的方式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