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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系列】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

——《颜氏家训·风操》

古徽州地缘不好，既无开阔平原可耕种，又非要道枢纽，四面皆山，川谷崎岖，吴日法在《徽商便览》中总结“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当地民谚是这么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没有地缘优势的支持，徽州人走南闯北，自辟天地，走出了一个闪耀了中国商业史300年的地域性大商帮。

一卷族谱，是天南地北的徽商联结的纽带，也是徽商得以与经营理念先进的晋商分庭抗礼的关键。胡适之正是徽州人，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家族史：先祖原经营着茶叶店，本小利薄，后与族中长兄通力合作，发展本店，形成垄断。徽商发家，宗族势力功不可没：在一处的商人，族人乡党共事一业，以人力和财力优势建立行业垄断，挤压异族；不在一处的，互通信息互相借贷，知晓万货于何处贱何处贵，便可高抛低吸。周黎安等人2008年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论文，研究宗族制度和商帮治理，同样指出徽商群体更倾向于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商帮的治理依赖隐含契约和族规家法。

徽商的经营模式揭示了宗族影响古代经济格局的一种方式。在非人格化制度缺失的古代中国，宗族促进合作，建立经济秩序，在血脉传承中参与塑造了中国。今天，依然可以发现大量家族企业的存在。各地宗亲组织逐渐兴盛，大修族谱。

宗族，交易信息的低编码和较高传播

Boisot和Child两人1996年发表在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的文章是这样解读宗族的：宗族——交易信息的低编码和较高传播。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说法。此处的“低编码”和“较高传播”可以市场为最高参照。在一个市场中，交易信息诸如价格、利润率、资产负债比等，其编码化和传播率最高。要理解宗族内部交易信息的低编码和较高传播，必须先明确宗族的定位。

血缘在宗族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不需多言。古代中国人口流动率低，宗族和村落存在重叠。Freedman,　M.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提到，福建和广东作为汉文化人群开发较晚的地区，宗族和村落重叠现象明显。血缘的近邻和空间的近邻边界模糊之后，地缘也成为缔结宗族的纽带。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认为宗族并不是一个膨胀的家庭，甚至不能理解为一种亲属组织，而是一种地方组织。这种地方组织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电视剧《战长沙》中的胡老太爷作为一族之长，不仅手握族中米业经营权，更控制着一支民间武装力量。以宗族为单位经营产业在古代中国非常普遍，，Freedman以土地为例指出，中国东南地区大部分土地由宗族及其裂变群体共同耕种，或是由宗族出租后进行利润分配，或是宗族成员轮值打理。

宗族的定位更像一个社会组织，提供部分公共产品。有些以制度的形式施行，如为同族子弟提供教育，有一些则是非制度化的，如以道德约束或声誉激励的形式。徽州宗族中有“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的倡导。这些非制度化的公共产品就是交易信息低编码化和较高传播率的来源。

宗族为成员提供了这样一种纽带，使得成员间的相互协助带着道德义务的色彩。难以量化难以编码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在宗族中获得声望的激励，进入交易活动中。今年我们这里棉花产量不好，收购价格高，我会愿意将这个信息告知做棉花生意的族人，或是出于同族情义，或是希望获得潜在的有利信息；同族有个年轻小伙开始做布匹生意，做成衣生意的我会愿意给他订单，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布最为物美价廉，可能只是处于同乡间的相互提携。

从交易信息的角度理解宗族，有利于进行中西方对比，也有利于理解宗族对当今中国的影响。西方的改革同时提高了交易信息的编码化程度和传播程度，而中国的改革仅仅提高了传播程度，大量的“社会资本”仍然以低编码化程度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系”。

宗族与城市的中西方对比

2010年，Grief和Tabellini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讨论了现代化之前，中国和欧洲社会组织的分歧。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围绕着如何维持合作在建立和调整制度。欧洲建立了自治城市，通过法律制度，向成员收税，提供公共产品使得成员在城市中维持合作。而中国从宋朝开始，宗族便是维持合作的所在。合作的维持需要成员的自我激励和外部制度约束。宗族给成员施以较强的道德约束，外部制度是非正式化的，节约了大部分建立正式制度所需的成本；而城市依靠外部正式化的制度维持合作，通过规模经济的方式降低约束成本。

从理论上来说，宗族和城市的形成是成员最优化选择的结果。给定其他人的道德准则，一个理性人会选择加入宗族组织，与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合作，还是加入城市，通过制度的保障与大量陌生人合作。这与初始状态中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分布有关，而这种状态在演化过程中被强化了。即，中国和欧洲，在社会组织开始演化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宗族和城市的分歧。古代中国人在最开始的阶段选择了宗族，而古代欧洲人选择建立城市，这种选择不断自我强化。

大部分早期社会均普遍存在大型亲族群体。中国的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亲族间的道德义务从此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区别于秦朝时期法家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而欧洲教会的兴起，通过婚姻教条等破坏了大型亲缘组织，如欧洲教会反对一夫多妻，极大地缩小了家庭规模。给定了初始状态后，在中国，国家从宗族中获益，强化宗族能力，而宗族内部的忠诚和互动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在欧洲，国家能力和教会能力均被各种外部攻击削弱，个体建立了自治城市。

这种演化是自我强化的，尽管某一时期会被阻断，也会以文化的形式对社会产生持续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国家会有不一样的改革路径，根源也许在两千年以前。如果有人能问问汉武帝他老人家为什么独尊儒术，起点也许可以再往前推。Grief和Tabellini的贡献在于，以宗族和城市为理论框架，去解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由于这个问题本身不具备从实证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Greif和Tabellini在他们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反逻辑的思路验证了他们的想法，主要途径是中西方内部的异质性研究：毕竟欧洲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高城市化率，作者验证了1600年左右欧洲地区亲族关系紧密的地区城市化率低；而在中国，作者用2005年和2006年农村调查数据，验证了宗族组织对城市化率的显著消极影响。

这篇文章同时讨论宗族对当今中国的持续影响，如在WVS（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WVS）的调查中，中国人比欧洲人和美国人更不容易信任初次见面的人；而在GSS06(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SocialSurvey,GSS)的调查中，农村居民对于非同姓的村民的信任度显著较低；文革之后，中国地区重修族谱和宗祠的现象显著增多。作者简单地提及了，村层面的宗族关系与私人企业的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尚未做全面的探究。Zhang　Chuanchuan于2017年10月发布的工作论文，对此做了补充，着眼于宗族对企业活动的影响。

宗族与企业家

中国汉族宗族文化较强，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宗教信仰等不同，儒家文化渗透率低，宗族文化弱。《中国家谱总目》提供了各地区的族谱名录，以各地区族谱数量除以人口，是现有研究度量宗族文化强弱的工具，该量反映出不同地区不同的宗族文化氛围。如果说宗族文化强的地区，族间合作增强，会表现为地域性群体的形成，这一现象表现在商业活动中，就是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形成。企业家的出现是经济实现质变的重要环节。宗族文化是否可以通过同样的机制，孕育出杰出的企业家？

Zhang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回应这个问题。在个体层面，以2005年1%人口普查的数据，衡量了什么因素会决定一个人成为企业家的概率，以人均族谱数衡量的宗族文化强度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地区而言，借助2005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宗族文化强度与该地区私营企业就业率占比和资本份额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但这样的结果并不足以建立起宗族文化和企业家形成间的因果关系，历史上族谱多的地区，可能历史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因为巩固宗族关系需要一定财力支持。那么在今天，企业家的形成可能只是一种历史关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引进历史数据：用明清时期是否为商业中心和1820年人均耕地面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以晚清是否为通商口岸衡量该地区开放程度，结论稳健。

作者用客家人群体作为工具变量。在古代，客家人从中国北部向南部迁移以躲避战乱和饥荒。作者认为，根据历史学家绘制的客家人分布图，可以判断哪些地方是中国古代移民的目的地，而外来群体的出现会强化原居民的宗族观念，实证结论支持作者的假设。

宗族文化是如何影响企业家产生的？2004年世界银行对于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以财政可得性、税收管理和政商关系衡量某地区商业环境，验证了宗族文化对商业环境的正向影响，并且在同一地区，该影响只作用于私人企业。宗族文化显著地缓解了私人企业的财政约束，创造了更好的政商关系。另一种可能的研究机制是，宗族文化改变了人的价值观，或者说偏好。运用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宗族文化强的地区，民众更倾向于反对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控制，这一定意义上可以解读为冒险精神。

总体而言，宗族文化通过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和影响民众价值观的渠道，孕育了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企业家产生的概率，使得该地区的私人企业活动更为活跃，从而验证了宗族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但同时，宗族文化显著地限制了企业的规模。

结语

1985年4月19日，华人王赣骏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华人，带着台北王氏宗亲会的“三槐堂”锦旗进入太空。国外定位中国文化、定位华人，常常离不开“宗族”这一概念。Fran-cis　L.　K.　Hsu在其《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就认为中国模式对个人的主要影响是凝聚性，而个人的初始集团则是家庭。他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正是宗族，相类似的，代表印度的是种姓，代表美国的是俱乐部。在研究中国宗族的国外学者中，Grief和Tabellini以中国宗族和西欧城市做对比的研究最为经典。宗族，确实作为合作的纽带存在着。

合作的另一面，是暴力。一个缺少外部冲击的群体相对而言是更松散的。宗族力量的强盛往往伴随着更激烈的外部攻击，和更高的反叛可能。在古代，宗族势力强大对官方管控是极大的威胁。是否宗族强大的地区更易爆发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文化在中国强调专制集权的统治下是自我强化的，这样的理论模型的设定显然存在讨论的空间。

目前大多数量化研究，一般将宗族文化作为控制变量，并且基本都以人均族谱数作为宗族强弱的指标。涉及宗族的量化历史研究几乎不讨论宗族的形成和规模，而仅仅在史实和分析的层面加以讨论。这也许是受制于数据来源。

时至今日，中国非人格化制度日益完善，宗族对当前经济的持续影响，除了创造企业家之外，更多的是对价值观的影响。现有的人类学、社会学文献，对宗族的现状进行了许多田野调查和记录，经济学的文献也对宗族的产生、演化和持续影响做出讨论。但就与宗族相关的因果识别上，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例子。量化研究尚有许多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文章有删改，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