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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免债风暴告诉我们什么?

陈志武2017-11-14 16:32

(图片来源:全景网)

【金融其实很简单】

以前谈到,借贷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那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发展好、理顺好?怎么到今天高利贷还是那么多?“好心”会不会坏事?其实,政治家的“好心”也会阻碍金融的正常发展!

我们今天讲的是印度的故事。最近在两个邦,印度总理莫迪保证给农民免掉几十亿美元债务,结果其它邦的农民也纷纷上街游行,要求得到同样的免债。就这样,按照美林证券的估算,大约在2019年大选之前,莫迪政府会给印度农民免掉40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印度GDP的2%!

莫迪总理为什么会给农民大规模免债呢?通过政治大规模免债,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中国过去也有类似历史,尽管规模没有印度这么大,但这种冲动随时可能出现,免债的本质跟刚性兑付没啥差别,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清这些问题,否则就不能搞懂金融发展的艰难。

印度的故事

印度目前的人口也是13亿多,很快可能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农耕传统同样悠久,都在文化观念上不信任市场、排斥民间有息借贷。在1980年时,印度人均GDP大约超过中国一倍,到1990年两国人均GDP拉平,而到最近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的一半。当然,最近几年印度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国,或许,印度未来也能充分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其经济赶上中国。但在达到中国经济水平之前,它还面对许多政治和观念上的挑战。

印度从1947年独立后,很快进入民主政体。但是,由于当时印度人口80%以上是农民,到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占69%,其民主选举一直受农民选民影响,偏好左派人士,以至于到1980年代,印度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受政府管控。虽然印度的土地是私有,企业也以私营为主,但政府通过法律和法规对几乎所有行业都管制很严,尤其对外资和外国商品的进入限制很多。因为政府管制,为了保护夫妻店等等,那里没有连锁超市,没有像苏宁电器、家乐福等这样的全国连锁商店。

在1990年,辛格总理给印度农民免债16亿美元,让许多农民感恩不尽,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银行和金融机构不愿意给农民贷款,尤其是不给那些曾经利用政策故意逃债的人贷款。即使给有些农民放贷,也会要求很高利息。后来,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慢慢修复受伤害的借贷文化,放贷者怕再次面对逃债风险,信任迟迟不能恢复。

2008年时,印度政府做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免债,给农民免掉108亿美元债务,相当于当时印度GDP的1.3%。在那次免债举措中,只要你证明没能力还债,政府就帮你承担债务,或者贷方被迫承受一些损失。之后的研究表明,这样做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相对比较优越的农民,因为他们本来可以还债,但知道政府帮助免债了,就故意找理由不还了,由政府背过去。

现任总理莫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惯于利用民粹言论获得民意,尤其知道如何赢得农民的选票。他在2014年当选总理后,很快帮农民免掉债务96亿美元。到2017年,莫迪又把注意力放在2019年的大选上,因为那次选举将决定他是否能再掌权五年。而两年后能否胜选又取决于几个人口大邦是否由他的人掌控,其中尤以北方邦(Uttar Pradesh)、马哈拉施特拉邦(Mahārāshtra)为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今年4月,北方邦选举邦长。莫迪为了确保那个邦是执政党的控制,去那里帮助竞选时保证说:如果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的候选人当选,北方邦2150万农民的56亿美元债务将被全免!——这真是印度版的“打土豪,分田地”呀!结果,莫迪党派的候选人在4月当选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内阁会议上就决定给农民免债56亿美元,兑现承诺!

紧接着,6月初,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开始上街游行抗议,也要求免债,并同时罢市并拒绝把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拿到集市上,使物价猛涨,严重影响城市人的生活。那个邦的邦长也是莫迪党派的人,在莫迪的授意之下,很快答应免掉46亿美元的农民债务!

同时,在中央邦,农民也大举游行,并跟警察发生严重冲突,至少六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中央邦的邦首也是莫迪党派的人,压力之下,中央邦政府做出让步,同意给农民免债!于是,其他邦的农民看到这些,他们当然也要上街游行,要求免债!

免债的后患

关于民主选举在什么收入分配结构下会导致左派民粹政府、哪种收入分配结构会导致亲市场经济的政府,不同学术领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少。一般认为如果富裕的选民多、选举的结果自然会倾向于亲市场的候选人与亲市场的政府。从印度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由于印度绝大多数选民是农民,而他们的经济状况普遍不好,所以,他们倾向于选举那些保证立即给于实惠的候选人。因此,免债、政府福利等等就不奇怪了。

当然,民主政治不是政府免债举措的必要条件,它只是加重了这种倾向性,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上,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也时常导致免债减债、免租减租,或者就以这些为运动的目的。

那么,正在印度发生的大规模免债举措,后果会怎样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使政府财政恶化。由政府接手相当于GDP的2%的债务,等于给印度政府增加了相当于GDP的2%的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发更多公债,使利率水平整体上升,加重各行各业的融资成本。也就是说,这等于把农民的债务分摊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社会群体。

其次,在政府一次次把农民胃口搞大之后,道德风险被不断放大,使农民今后对免债的期盼持续上升,更多人有钱也不还债了,尽量拖欠,等着政府宣布免债。

再次,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今后就不敢给农民放贷了,因为担心农民有意拖欠,担心借贷契约的执行风险。对农民的贷款供给减少的同时,农民借款利率只会上升,牺牲农民的未来利益。这也从根本上阻碍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

为了解决高利贷问题,需要做的是通过法律保护放贷方,社会文化也应该褒扬放贷人,而不是反之。从道义上贬低放贷人,政府来不来就行政干预并免债,只会减少借贷市场的资金供应并抬高利率,破坏借贷文化。借贷市场需要的是市场文化而不是权力干预文化。

今天讲的有三个要点——

第一,出于选举的需要,印度总理莫迪和党派给农民大举免债。由于印度的收入分配结构中,中低收入群体尤其农民群体太大,民主选举使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左倾民粹经济政策,而不是亲市场的经济政策。

第二,虽然免债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救济效果,但是,其道德风险是显然的,因为那些有钱的人也不会还债了。逃债的结果是金融机构不再愿意给农民放贷,最终是害了农民。

第三,免债减债的道义制高点和民粹政治价值显而易见。但印度的免债故事进一步告诉我们,除非政策重点从借方转移到发展保护贷方权利的制度上来,否则,民间借贷市场难以走出高利贷的陷阱。

从印度的免债故事中,你们会看到,不管是出于拿政治选票的目的,还是出于善心,给农民免债后,反倒是破坏了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借贷文化、信用文化,使借贷市场重新充满怀疑。而如果是按照市场经济、商业契约的要求,应该要求借贷人守约,即使短期有难处,也要想尽办法还债。所以,虽然市场原则对农民的长期利益更好,但短期而言,市场经济显得冷冰冰。你们觉得,在两者间该如何取舍?这跟中国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相同之处吗?

(该文为作者在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