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网）

【金融其实很简单】

以前谈到，借贷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那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发展好、理顺好？怎么到今天高利贷还是那么多？“好心”会不会坏事？其实，政治家的“好心”也会阻碍金融的正常发展！

我们今天讲的是印度的故事。最近在两个邦，印度总理莫迪保证给农民免掉几十亿美元债务，结果其它邦的农民也纷纷上街游行，要求得到同样的免债。就这样，按照美林证券的估算，大约在2019年大选之前，莫迪政府会给印度农民免掉40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印度GDP的2%！

莫迪总理为什么会给农民大规模免债呢？通过政治大规模免债，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中国过去也有类似历史，尽管规模没有印度这么大，但这种冲动随时可能出现，免债的本质跟刚性兑付没啥差别，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清这些问题，否则就不能搞懂金融发展的艰难。

印度的故事

印度目前的人口也是13亿多，很快可能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农耕传统同样悠久，都在文化观念上不信任市场、排斥民间有息借贷。在1980年时，印度人均GDP大约超过中国一倍，到1990年两国人均GDP拉平，而到最近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的一半。当然，最近几年印度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国，或许，印度未来也能充分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其经济赶上中国。但在达到中国经济水平之前，它还面对许多政治和观念上的挑战。

印度从1947年独立后，很快进入民主政体。但是，由于当时印度人口80%以上是农民，到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占69%，其民主选举一直受农民选民影响，偏好左派人士，以至于到1980年代，印度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受政府管控。虽然印度的土地是私有，企业也以私营为主，但政府通过法律和法规对几乎所有行业都管制很严，尤其对外资和外国商品的进入限制很多。因为政府管制，为了保护夫妻店等等，那里没有连锁超市，没有像苏宁电器、家乐福等这样的全国连锁商店。

在1990年，辛格总理给印度农民免债16亿美元，让许多农民感恩不尽，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银行和金融机构不愿意给农民贷款，尤其是不给那些曾经利用政策故意逃债的人贷款。即使给有些农民放贷，也会要求很高利息。后来，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慢慢修复受伤害的借贷文化，放贷者怕再次面对逃债风险，信任迟迟不能恢复。

2008年时，印度政府做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免债，给农民免掉108亿美元债务，相当于当时印度GDP的1.3%。在那次免债举措中，只要你证明没能力还债，政府就帮你承担债务，或者贷方被迫承受一些损失。之后的研究表明，这样做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相对比较优越的农民，因为他们本来可以还债，但知道政府帮助免债了，就故意找理由不还了，由政府背过去。

现任总理莫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惯于利用民粹言论获得民意，尤其知道如何赢得农民的选票。他在2014年当选总理后，很快帮农民免掉债务96亿美元。到2017年，莫迪又把注意力放在2019年的大选上，因为那次选举将决定他是否能再掌权五年。而两年后能否胜选又取决于几个人口大邦是否由他的人掌控，其中尤以北方邦（Uttar　Pradesh）、马哈拉施特拉邦（Mahārāshtra）为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今年4月，北方邦选举邦长。莫迪为了确保那个邦是执政党的控制，去那里帮助竞选时保证说：如果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的候选人当选，北方邦2150万农民的56亿美元债务将被全免！——这真是印度版的“打土豪，分田地”呀！结果，莫迪党派的候选人在4月当选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内阁会议上就决定给农民免债56亿美元，兑现承诺！

紧接着，6月初，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开始上街游行抗议，也要求免债，并同时罢市并拒绝把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拿到集市上，使物价猛涨，严重影响城市人的生活。那个邦的邦长也是莫迪党派的人，在莫迪的授意之下，很快答应免掉46亿美元的农民债务！

同时，在中央邦，农民也大举游行，并跟警察发生严重冲突，至少六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中央邦的邦首也是莫迪党派的人，压力之下，中央邦政府做出让步，同意给农民免债！于是，其他邦的农民看到这些，他们当然也要上街游行，要求免债！

免债的后患

关于民主选举在什么收入分配结构下会导致左派民粹政府、哪种收入分配结构会导致亲市场经济的政府，不同学术领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少。一般认为如果富裕的选民多、选举的结果自然会倾向于亲市场的候选人与亲市场的政府。从印度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由于印度绝大多数选民是农民，而他们的经济状况普遍不好，所以，他们倾向于选举那些保证立即给于实惠的候选人。因此，免债、政府福利等等就不奇怪了。

当然，民主政治不是政府免债举措的必要条件，它只是加重了这种倾向性，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上，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也时常导致免债减债、免租减租，或者就以这些为运动的目的。

那么，正在印度发生的大规模免债举措，后果会怎样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使政府财政恶化。由政府接手相当于GDP的2%的债务，等于给印度政府增加了相当于GDP的2%的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发更多公债，使利率水平整体上升，加重各行各业的融资成本。也就是说，这等于把农民的债务分摊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社会群体。

其次，在政府一次次把农民胃口搞大之后，道德风险被不断放大，使农民今后对免债的期盼持续上升，更多人有钱也不还债了，尽量拖欠，等着政府宣布免债。

再次，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今后就不敢给农民放贷了，因为担心农民有意拖欠，担心借贷契约的执行风险。对农民的贷款供给减少的同时，农民借款利率只会上升，牺牲农民的未来利益。这也从根本上阻碍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

为了解决高利贷问题，需要做的是通过法律保护放贷方，社会文化也应该褒扬放贷人，而不是反之。从道义上贬低放贷人，政府来不来就行政干预并免债，只会减少借贷市场的资金供应并抬高利率，破坏借贷文化。借贷市场需要的是市场文化而不是权力干预文化。

今天讲的有三个要点——

第一，出于选举的需要，印度总理莫迪和党派给农民大举免债。由于印度的收入分配结构中，中低收入群体尤其农民群体太大，民主选举使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左倾民粹经济政策，而不是亲市场的经济政策。

第二，虽然免债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救济效果，但是，其道德风险是显然的，因为那些有钱的人也不会还债了。逃债的结果是金融机构不再愿意给农民放贷，最终是害了农民。

第三，免债减债的道义制高点和民粹政治价值显而易见。但印度的免债故事进一步告诉我们，除非政策重点从借方转移到发展保护贷方权利的制度上来，否则，民间借贷市场难以走出高利贷的陷阱。

从印度的免债故事中，你们会看到，不管是出于拿政治选票的目的，还是出于善心，给农民免债后，反倒是破坏了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借贷文化、信用文化，使借贷市场重新充满怀疑。而如果是按照市场经济、商业契约的要求，应该要求借贷人守约，即使短期有难处，也要想尽办法还债。所以，虽然市场原则对农民的长期利益更好，但短期而言，市场经济显得冷冰冰。你们觉得，在两者间该如何取舍？这跟中国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相同之处吗？

（该文为作者在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