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来武汉，下高铁、乘地铁，很顺利就到达了酒店。接待我的朋友很担心我一下火车就不知道往哪儿去，其实怎么会呢？由高铁和地铁连接起来的城市，如今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都很相似，如果不是满耳听到不同的方言，我几乎感觉不到已经远离北京。

在行走中书写，有一种仓促，也有一种流动感。目不暇接的风景，说不上是更真实，还是更虚幻。

虽然武汉三镇闻名已久，而且在地理布局上都略有所知，但是身在其中才真正体会到，这是一座多么有气势的都市。穿流而过的江水，把城市一分为三，互为犄角，风景不同。市中心有水的城市，大约不适合定都，却会多一份美感。在美国，芝加哥、波士顿、匹兹堡皆如是。

和别的城市一样，武汉也高楼四起，早年那些古老或不太古老的地标性建筑，寥落在高楼之间，不那么显著。因为依然是建设高峰期，不少地段看上去更像是工地，不过，可以期待工事完毕后城市会变得更加美丽。

我来武汉完全出于偶然。还是近两年前，在一个全国性的爱乐者微信群里，结识了几位武汉的爱乐者，被引荐到他们自己的群。我其实是那种不管在哪里都很少发言，潜水也不多的差劲群友，也就是偶尔转发自己写的文章。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回忆散文集《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并将之列入三联品牌书目，予以支持。任教于武汉音乐学院的钢琴家郑晓峰、“武汉爱乐者”负责人周健等群友大力玉成，遂有此次在文华书城签书分享的武汉之行。

文化书城坐落在武汉最繁华的汉街，有四层楼，很是气派。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与其书店的规模是有关联的。11月的武汉，夜晚是温暖的，只需一件薄外套。汉街人群熙攘、火树银花，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我的讲座在四楼中庭举行，那一层有装潢精美的儿童书籍，不少年轻父母带着孩子在那里流连。在这样一个有着活力与日常气息的氛围里说年代久远的故事，从个人记忆、家世传承中回望历史变迁，别有一种遥远的感觉。

又说起我曾度过童年的红楼，从明末田丞相府邸、清末陆军部，到段祺瑞执政府、人民大学本部，始终未变的只有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历经风风雨雨与路人的摩挲，看上去光滑发亮，但一直沉默不语。我说起由于种种原因，同龄人家中的长辈极少提起往事，以至于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我自己也是如此，虽然自称是学历史的人，却连祖父的生平，究竟是怎么死的都无从考证。

武汉也有一处红楼，本地人无人不知。那栋楼是清末湖北省谘议局，1910年落成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改为湖北省都督府。黎元洪任都督的湖北省军政府在此宣布成立民国。1981年，这里改为武昌起义纪念馆。父亲的题诗挂在那里，本来我想去看一下，但一直忙得没有时间。想到去年在照片上看见过，我也不是为了追寻父亲足迹而来，这次就不看也罢。我写作的初衷，在于从个人际遇、家族沉浮里折射出历史的变迁。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并不像教科书里写得那样泾渭分明，很多时候，历史转折更像是出于偶然。武昌起义在筹划机关被破坏，革命党主要负责人非死即遁、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发生，竟然一举成功，时乎，运乎？其中种种因果脉络，不仅难有定论，而且是不可复制的。

武昌起义初捷，成立军政府时，前路并不清晰。这一年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唯有背水一拼；就连黎元洪这样被挟裹而成为首领者，也因为已是谋逆大罪，无路可退，只好奋力向前。当时似无人预料到清廷如此不堪一击，两三个月便大势已去，于是辛亥革命告成，武昌首义自是居功厥伟了。

我乘高铁离开武汉的那一天，是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我们这代人从小听过无数遍、耳熟能详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今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对二十世纪的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怎样重视都不为过，然而当时看上去不过是推翻沙皇后，一年之内几度发生的政局激变之一而已。

大的历史转折对于个人运命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也让许多人湮没在大浪之中，在上个世纪尤其如此。

二

“独在异乡为异客”久后，固然不乏“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有时也会忘记与故国之间的种种关联。妻子的外家曾经是武汉的大家族，后来散居各地。去武汉之前忽然想起，那里其实有很近的亲戚。于是抵达武汉第二天，我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小姨一家，澄清了一些以往的疑问，对其家族史多了点滴了解，还看到了许多民国时淑女的老照片。

妻子的外公，早年毕业于北方交大，曾经是湖北商界闻人，似乎还担任过湖北省铁路局总裁一类职位。这次我看到他的照片，的确仪表堂堂。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迄今所知甚少，这里写的也不免挂一漏万。事实上，民国时期大约除了京津沪，各省的工商界名流后来都消失离散在时代的大潮中，许多人湮没无闻，不少领域的研究应尚有空白。这也是近几十年来，民国史研究不断有所开拓、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之一。

我所知道的是，外公一生似乎结了三次婚，他的前两任妻子享年不永，只有最后一位长寿，在他去世后还寡居约四十年。他子女颇众，由于基因优秀，无论男女，颜值都相当高。我见过几位，虽然已在耆耋之年，却都能依稀想见当年风采。

上个世纪前半叶，并不限于中国，富家子弟思想多左倾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外公的子女也不例外，好几位都参加革命或投身学生运动。外公似乎一直态度开明，对新政权也很拥戴。不过，他在城市里有工厂商号，乡下还有大片田产，所以论成分还是资本家、大地主。

关于外公的晚年，我原本听到与读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他主动交出了所有财产，后来病故；另一种则是说他被整肃。这一次见到和父亲在一起度过幼年的小姨，虽然她由于当时年纪太小，有些事情不甚了然，但我想大约最接近真实吧。他确实失去了一切财产，然后中风卧床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在他身后，小姨和她的母亲没有收入，幸好有两个姐姐每月寄钱，度过了艰难岁月。

说起来小姨的母亲、也就是外公的最后一位妻子，是辛亥革命元勋孙武的近亲。孙武是湖北革命党元老，早年参加自立军，后为共进会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发动，而是共进会和另一革命党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原定武昌起义由共进会刘公任总理，孙武负责军务任总司令，不料10月9日共进会机关不慎引发爆炸暴露，孙武受伤未能参加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军务部长，亲黎元洪，后来又北上北京，拥戴袁世凯，遂与革命党人疏远。大概因为这一层原因，孙武1939年去世后，后人始终未得到革命元勋遗属的待遇。外公去世后，外婆带着小姨投奔孙家，曾经在孙武旧居和他的女儿们相依为命多年。

在革命成功后的暴风骤雨中，那些子女参加革命的资本家和地主未能幸免，反而是他们的子女因为出身问题后来在革命队伍中吃了不少苦头。改革开放以后长大的年轻一代可能很难理解，他们的长辈如果出身不好会有怎样的阴影，更不能理解长辈往往被迫或自愿与其父母断绝来往、划清界限。

我在签书分享活动时，曾经讲过王小波的故事。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为他自己的父亲被划为地主一事写信申诉，结果被开除党籍，从教育部巡视员的职位发落到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小波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一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当然出于他那一代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仅仅说成是小小波折。

由此可知，更多的人在他们的父辈遭难时，除了保持沉默，别无选择。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在私下里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而无力改变亲人的处境。

三

如今我在地铁和高铁上，偶尔会有一点穿越回青年时代的感觉。或许正是因为30多年前的所见，让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青年一代面对历史的茫然。经济高速成长在迅速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下的机遇与焦虑足够占据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我曾经看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武汉的照片，读过一些关于1967年夏天的文章。然而这个城市似乎没有留下过去的痕迹，而且就连本城的中年人，也对曾经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也正是在一代代的遗忘与模糊中生成与生长的。我并不悲观，相反，我相信在任何时代，总有很少的人，但也只能是少数人，他们在用心力图达到真相的彼岸。

在精神上追寻彼岸有很多种方式，我一直以为音乐是最唯美、最直接的一种。武汉之行令人难忘的，是有幸聆听了一场留德青年钢琴家熊超的沙龙音乐会。下半场演奏的贝多芬第29钢琴奏鸣曲（Op.　106）是公认最难、也最宏篇巨制的一部作品。我第一次听这首奏鸣曲的现场，而只有现场演奏才能真正显示出这部作品的震撼力。如此近距离的聆听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感动我的不仅仅是演奏本身，而且是钢琴家在他的琴声里倾注对音乐的热爱。在喧嚣都市的一角，一间满满腾腾地挤了50个人的地下室里，熊超呈现了他自己充满激情的世界。

音声无相，提供一种无需诉诸语言的感知与表达方式。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浸淫在音乐中之人有些会让人感到相对更加明净的灵性。在一间环境幽雅的咖啡厅里与钢琴家郑晓峰闲谈，才知道他是涅高兹的再传弟子。我并不曾听过他弹琴，他也不是一个很健谈或者敏于表达的人。然而在他有一点字斟句酌的叙述中，我能感觉到他的思考。

与优秀的人交谈，尤其是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很愉悦的事。音乐会结束后，和周健、几位留德青年钢琴家还有学生们一起去吃夜宵，相谈甚欢。很开心他们言谈之间流露的独立性，不过我很戒惧鲁迅先生那样对青年的希望或失望，那后面多少有些导师心态和当时人难免的进化史观。然而，迷茫中的多极性或许在任何时代都更接近真实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妨有自己的方向。人其实是无力指导他人的，在专业化、细分化的当代尤其如此。“长江后浪推前浪”固然不错，“一代更比一代强”却更像是一种念想或者一种简单化的期待。

从饭馆出来，已经过了午夜。洒水车刚刚洒过水，小街在路灯下闪着湿漉漉的光。许多城市都是这样，最繁华的街道在夜深人静，灯光渐渐散去时，反而有令人惘然的美。就仿佛斯人远去，在追忆中渐渐融入夜色。

我和年轻的朋友们分享了一小段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自己常怀感恩的心情，感谢命运虽然总是以不曾期待的方式展开，我却有幸在几十年过去后还能在这里言说。在行走中书写，有一种沧桑，也有一种困惑感。对于我这样一个缺乏目的性和意义追求的人来说，个人经历乃至于历史终究是一段段旅程，一个个车站。

第一次见到沉静清秀的表妹，她是这一辈里年纪最小的一个，所以辈分很高。她生长在改革开放时期，大家族的播迁，对于她来说是长辈的口述故事，既近又远。在告诉我她知道的片段时，表妹语气柔和，波澜不惊。她和我去了东湖，薄雾中的湖光山色，气象苍然。

我们去东湖并不是为了观光，表妹带我到了屈原纪念亭，告诉我这里曾经是家族的墓地。1958年建馆时迁墓，据说打开了外公棺柩，看上去依然栩栩如生。

几处红楼几世秋，

长江依自向东流。

先祠欲谒知何处？

向晚东湖水雾悠。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