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福柯讲“惩罚的社会”

高广童2017-11-16 20:51

(图片来源:全景网)

《惩罚的社会》是根据米歇尔·福柯1973年1月至3月在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的同名课程的录音稿和福柯的手写稿整理而成,中译本于2016年10月份出版。在这13次课程中,福柯主要探讨了惩罚性的权力的产生,与1976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在问题意识上具有延续性。福柯的研究者贝尔纳·E.哈考特教授在授课说明对《惩罚的社会》做出了准确的概括:“结合政治经济学和道德谱系学来阐述新形式权力的产生——两种不可分割的工资-形式和监狱-形式——通过整个社会以及全景敞视社会的组织来阐释,其中后者要求全部生活时间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

惩罚作为一种权力技术

福柯曾说:“法律现在不是一种和平状态,也不是一场成功战争的结果:法律就是战争本身,就是这一战争中使用的策略,正像权力不是支配阶级的财产,而是这个阶级采取行动的策略一样。”

在《惩罚的社会》前几讲中,福柯与三种理论进行了对话,并分别展开了批评。

首先,福柯批评了霍布斯关于内战的观点。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是主权国家建立以前的状态,这种前国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为了避免陷入这种无休止的内战,通过在彼此之间订立契约、每个人都将权利让渡给利维坦,建立起主权国家,从而消灭内战。福柯则认为,主权国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内战的消失,内战是永远存在的。

随后,福柯指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给出的刑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能令人满意。在他看来,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刑罚是社会在一种共识中对犯罪做出的反应,具有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团结的积极作用。对此,福柯回应道:“犯罪不是社会的问题,惩罚不是社会的关系,而是权力”。

福柯认为,权力是不能被占有的,相反,权力是一种被使用的、不断变化的斗争策略。

在1973年1月3日的课程中,福柯提到:“内战的概念要被置于这些关于刑罚分析的中心地位”。但他所理解的内战与霍布斯不同,福柯认为,主权国家内的政治就是内战的延续,只不过集团之间的战争代替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是保留、夺取或改造权力,由一系列斗争策略构成。内战是“一切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模板”。刑罚就是一种重要的权力策略,惩罚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但这种惩罚性的权力,不同于左翼政治、社会理论主张的为一个阶级所有,而是暂时的、不断变化的。对刑罚的理解,必须看到其复杂性、暂时性、动态性,以一种谱系学的方式去理解。

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工人阶级的非法活动切入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试图从新教伦理中探究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认为,新教徒将理性地追求财富视为上帝的召唤,辛勤工作、赚钱是履行天职的方式,是成为上帝选民、在末日获得拯救、实现灵魂永恒的条件。因此新教徒将工作作为天职、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财富同时极度节俭,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动力。

而《惩罚的社会》描绘的则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18世纪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普遍存在着与当时的君主统治抗衡、违反统治秩序的非法活动,资产阶级与这些非法活动是互利共生的关系,这些混乱、无序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因此资产阶级对这些非法活动的态度是宽容的。

但到了18世纪末,法律已经对财产的所有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也开始逐步走向工厂化的大生产,商品数量的大量增长,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财产的盗窃、侵占、掠夺,严重侵害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更为严重的是,工人的“不守纪律”,“表现形式为缺勤、迟到、懒惰、玩乐、放荡和流浪生活”,是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工人的不守工作纪律,不遵循资产阶级的道德秩序,都被资产阶级视为是工人对身体、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没有规律的使用,这会造成劳动力的损耗,而资产阶级已经为劳动力支付了工资,因此会使资产阶级的利润遭受损失。

资产阶级针对工人的非法活动带来的这双重威胁,逐步建立起刑事和惩治体系,采取控制的策略,运用一种福柯称之为“惩罚性的”权力,把工人的全部生活都转化为生产力。

资产阶级是通过哪些具体权力策略来实现这个目的呢?福柯在授课大纲中对此进行了总结。首先,通过立法,将可能使人过上一种没有规律的生活、过分消耗体力的方方面面规定为“非法的”。其次,用一套道德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标准区分好工人和差工人,并通过如建立履历表制度、设立储蓄银行、鼓励结婚等方式试图矫正所谓的差工人。再次,成立一些组织机构,对工人进行控制或施加影响,例如慈善协会、教养院等。最后,在所有工人中开展“道德化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定义何为规律的、正常的生活,何为没有规律的、不正常的生活。“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指的是一个专注、勤恳工作着的身体,它符合生产的时间要求,精确地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力。”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这种非理性因素生发出的职业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动力,福柯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职业伦理背后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使用的“惩罚性的”权力,时时处处体现着惩戒、规训的权力关系。

或许,我们可以说,二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不同侧面,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积累的动力;在内战的分析框架下,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中的大量工人并不具备资产阶级那样的理性逐利的精神,而他们这种不理性、不守纪律恰恰侵害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违背了资本主义精神,因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用了“惩罚性的”权力,对其全部的生活进行检查、监督、惩罚,使其符合资产阶级道德,将人最大可能地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从而为其创造价值。

刑事体系的二重性

这种资产阶级为了控制非法活动的需要而在19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刑事体系有什么特征呢?福柯认为,该刑事体系具有“二重性”,是一种理性和道德的结合。在定罪的理论中,罪犯被作为理性的个人、具有自由意志,因而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一个人违反了明确的刑法规定时,就应当被判有罪;但在被判有罪后,罪犯就被视为一个需要被矫正的人,被移送到具有道德改造功能的机构中。

福柯在1973年3月7日的课程中,对此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刑事体系,一方面“是对非法活动和刑罚的普遍系统化,以便覆盖一切地区,打击民众非法活动”,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由刑罚来定义犯罪的本质”,区分以违警刑处罚的违警罪、以惩戒刑处罚的轻罪、以身体刑处罚的重罪,具有强烈的实证性特征,而不再借助自然法、道德法和宗教法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与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精神相契合。

另一方面,把道德纳入刑法典之中,“留有依据道德而惩罚的可能性”,在刑法典中,也包括一系列将不符合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行为定为犯罪,例如关于“游民”的条款,“在外游荡、没有固定居所、没有身份证件并且没有人对其承认这个事实,构成了轻罪”。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的道德状况、矫正效果被作为调节其刑罚的主要根据,例如,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根据罪犯在服刑中道德的表现设置不同的减轻处罚情节。不仅如此,《拿破仑治罪法典》还专门规定了一系列具有道德矫正功能的惩罚机构(类刑法的机构)——监狱、感化院、教养所等等,每个系统的运行都伴随着监视、矫正、惩罚。

资产阶级立法者认为,“这种不道德的言行,关乎到身体、欲望、习惯和意愿等。必须想方设法把到的条件纳入到刑罚之中。”这反映出作为立法者的资产阶级,将不符合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正常的言行视为比违反实定法更危险的事情。

刑法典的制定,表面上看是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法律的强制性、普遍性,但其意涵远不限于此。刑法典将犯罪的不道德性看得异常重要:在定罪方面,将不道德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以实现道德监管的目的;在量刑方面,犯罪前的道德方面的表现成为考量刑罚轻重的因素;在刑罚执行中,强调对罪犯个体的矫正,实施道德强制。

作为知识的犯罪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刑事体系同时存在法律话语和矫正话语,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这种表面上存在巨大张力的刑事体系是如何有效运转的呢?

存在一种知识,保证了刑事体系的二重性相互转化,这种知识正是犯罪学。

犯罪学,是“一种司法心理学话语,其目的是把刑罚中的司法要素转化成矫正、重生、治疗等词语,并且相反,把道德概念解读成刑法的类别”。一方面,犯罪学能把罪犯描述成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人,而把惩罚描述成重新融入社会、再次加入社会契约的过程;另一方面,它能为司法心理学编码,将未触犯刑法、但不符合道德或社会规范的人描绘成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个人。

传统观点认为犯罪学是一种与刑事体系分离的知识,犯罪学只是对研究刑法典有辅助作用。但在福柯看来,犯罪学和刑事体系之间是紧密结合的,没有犯罪学的知识,刑事体系便无法运转。

犯罪学,是一种关注罪犯及其矫正的知识,致力于将罪犯矫正为“正常的人”。在道德和惩罚结合之后,罪犯的新形象变成了“野蛮、不道德、但是可以通过监管重生。”监狱在执行刑罚的同时,对其进行监管,特别注意监视罪犯在服刑过程中的内心变化。“刑罚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需要控制其对客体的影响,由此了解犯人这一客体就变成重要的事,知识变成了可能的事,同一时期出现了医疗结构、解剖学、精神病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罪犯在这里成了一个需要被认识、被监视、被检查、被操练的客体。而从罪犯的描述、分析和制定规范,到监督、规范、区分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从改善罪犯的道德,到训练他们的纪律性,都需要一套知识,使监狱发挥其矫正、规训的功能,就这样,以罪犯为认识对象的学问——犯罪学诞生了。

纪律性的社会何以可能

“纪律性的社会”这一概念,在最后两讲中才清晰地出现。在手写稿中,福柯写道:“曾被我称为‘惩罚性的’权力形式,我们称其为‘纪律性的’更恰当。”

“纪律性的”是比“惩罚性的”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惩罚性的”与刑事体系、国家紧密相连,而“纪律性的”则不受此限制,可以揭示社会中各种权力形式的特征。

罪犯触犯了刑法典而被判监禁刑,或因“不正常”而被送进教养所禁闭,人都因为其行为而被剥夺了自由,是一种通过时间进行的惩罚;工人在工厂工作,被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和各种工作纪律、行为规范如准时、勤奋、自律、节制等,是劳动纪律制度通过对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规定而进行的限制。福柯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在对“生活时间”的操控上:在犯罪惩罚制度中是针对时间的惩罚,一个鲜明的意象是监狱的日历;而在劳动纪律制度中,与之对应的意象是工厂的时钟、流水线上的计时器。从这种连续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纪律性的权力和惩罚性的权力具有一致性,纪律性的权力包含了惩罚性的权力,是惩罚性的权力背后的特征。

在《惩罚的社会》中,监狱作为矫正机构,其纪律性的权力模式不断扩张,从教养所到医疗机构,从学校到工厂,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渗透进每个角落,贯穿我们的一生,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纪律性的社会”了。

对纪律社会的观察,在“惩罚的社会”课程结束的3年后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考察了监狱的诞生,认为监狱体现的权力技术已经遍布现代社会的各种机构。福柯认为纪律是一种权力技术,纪律规训了人,不仅仅是犯罪人,更包括所有现代人。

理解纪律性社会对人的塑造,不妨看看来自不同时代的小说家们笔下的形象。

《鲁滨逊漂流记》里鲁滨逊这个堪称“荒岛职业人”的英国人。他出生于17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家庭,在海中荒岛上生活28年,在没有任何人监督、不受任何人制约的情况下,仍然按时劳作,好像每一天、每个月都有一堆堆的活儿,极为自律,哪怕在荒岛上也能做到现代职业人的敬业、勤劳、精心计算和计划。在鲁滨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这种精神把所有的生活都完整地纳入到了一种理性化的系统中。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有巨大的生存焦虑,对教徒而言能否获得拯救对人生是最重要的、但又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一种生存论上的焦虑。新教徒通过系统地、理性地安排生活来显示上帝的荣耀,并以此作为缓解拯救的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的开篇。一天早晨醒来后,格里高尔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壳虫,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职业身份,是作为旅行推销员的工作,他感叹自己选了一个糟糕的职业,担忧变成虫子的自己如果今天迟到该怎么办,会被经理责备,进而影响这个月的收入等等。

卡夫卡的这篇小说,如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不过其完成于1912年,或许我们可以猜测,卡夫卡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味道。不知从何时开始,职业不仅变成了我们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与我们人生的整体相关。讲信用、诚实、辛勤工作都与金钱有关,不再是像古典时代一样被视为德性,而是被认为是基本的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背后,恰恰是纪律性的生活方式。在荒岛中与人隔绝,甚至异化为一只昆虫,身上都无法抹去纪律性的痕迹。

似乎有纪律地劳动已经成为了人的本质,劳动力是人的基本属性。如果说,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纪律化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能获得拯救做出的主动选择;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自18世纪末开始的工人的这种纪律化的生活方式则是资产阶级通过运用纪律性的权力技术来塑造的,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被动完成的过程。不过,通过长期的被纪律化,人们也开始自我主动纪律化。救赎对人们不再重要,但生存的焦虑仍然存在,这个焦虑可能是因为整个现世和彼岸的世界都失去了意义,这种无意义的焦虑就产生了生存压力,人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导致人们理性地计算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纪律感,在工作上履行职责、追求财富,对时间的利用也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加缪《局外人》中的主角默尔索。默尔索去乡下养老院参加母亲的葬礼,但并没有表现出众人期望的悲痛;在葬礼过后的几天内,默尔索交了个女朋友并在当天一起看了场喜剧电影,并与邻居雷蒙熟悉起来。几个人去海边消磨周末时光,默尔索“因为阳光”莫名其妙地杀死了一个与雷蒙有过节的阿拉伯人。但与他杀了人相比,默尔索的不孝顺、私生活混乱、不信宗教、在法庭上没有丝毫忏悔的表现,才是检察官、陪审团、法官、牧师、法庭上的听众更为关注和看重的,这些道德上的表现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仿佛受到审判的是默尔索作为个人的全部历史,而不是他的杀人行为本身。从对默尔索的审理中,可以读出福柯在《惩罚的社会》中所讲的刑事体系的道德与刑法的二重性,刑事体系包含对个人不道德、不正常的惩罚与矫正,19世纪初资产阶级立法者的观点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被各个阶级的人接受了。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在纪律性的社会中,可量化的、无个性的人取代了那种充满生命力的,如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人物,被纪律化的人不再具有无限可能性和那种惊心动魄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