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及全国百强县名单

李晓丹2017-11-28 10:00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县域经济体之间的存贷比差异已对部分县域经济体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大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县(市)都依靠外来投资企业的数量增长获得,这是《中国县域经济报告(2017)》对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给出的判断。

11月23日,首届中国县域经济高峰论坛暨《中国县域经济报告(201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竞争力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华夏时报社共同主办,华夏研究院协办。本次论坛同期发布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竞争力实验室副主任吕风勇担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志雄表示,县域经济彼此差异比较大,发展条件不一样,发展极不平衡。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区域的不平衡、地域不平衡也是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因此,县域经济作为连接城乡的研究对象面临的研究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县域经济课题组主要成员吕风勇、邹琳华、郭宏宇研究员先后以《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形势》、《全国县域房地产去库存分析》和《全国县域评价与百强县榜单》为主题进行演讲,向与会嘉宾和参会人员介绍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原则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超100 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过10 亿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50 家三项标准,在全国近二千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 强样本县(市),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报告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对2017年400个县(市)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

2017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百强县(市)分布15省(市),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增至67席。江苏百强县(市)有25席,比上年减少2席,浙江和山东百强县(市)都为21席,都比上年增加1个。其他:福建和河南各6席,内蒙古4席,湖南和贵州各3席,河北、湖北、广东、安徽各2席,辽宁、江西、陕西各1席。在所考察的25个省份中,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0个省份无缘百强县。

2017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长沙县、太仓市、即墨市、义乌市、浏阳市和龙口市。百强县(市)前10 强中,有6 个是长三角地区的县(市),其中,江苏省占据10 强县(市)中的前4 名及第6名,浙江省占据第8 名;湖南省有两个县(市),分别占据第5 名和第9名,山东有2 个县(市)进入前10 强。其中,昆山市的经济规模竞争力、县域经济公共财政竞争力指数都高居第一,还进入了经济结构竞争力和居民收入竞争力指数10强。

2017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县域经济投资潜力省际差别仍大,安徽和苏北投资潜力更为突出。江苏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量最多,达到20席,其次是浙江和安徽,分别有17席和13席。其他:山东、河北和湖北各6席、福建5席、河南、湖南和四川各4席、广东和贵州各3席、江西、云南和新疆各2席、重庆、山西和宁夏各1席。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和青海没有县(市)进入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江苏的苏北地区,特别是南通和盐城,拥有较多的投资潜力百强(县),该地区县域经济的投资潜力值得关注。

2017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市):固安县、界首市、即墨市、胶州市、永清县、德清县、新津县、金堂县、博罗县和清镇市。其中,固安县、界首市、德清县、新津县也是上一年度前10 名。投资潜力排名前10 位的县(市),依然大多数都是距离核心大城市不足100 公里的县(市)。本年度投资潜力前10 强的县(市)分布相对分散,相比上一年度,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席数有所减少,胶东半岛、珠三角地区则有新进入者,西南地区增至3 席。

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增速随GDP增速继续出现下滑,但下滑幅度也有所缩小。尽管如此,以东北三省县域经济为代表的资源型和重工业型县域经济下滑幅度甚至更大,成为影响县域经济总体发展的重要不确定因素。2016年400样本县(市)经济增速为7.2%,比上年下滑0.9个百分点,但西部地区县(市)经济增速逆势回升。胶州市和海门市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进入GDP千亿元俱乐部,成员增至21个。消费方面,社会消费整体增速10.6%,回落幅度从上年的1.9个百分点收窄至0.6个百分点,中部略降西部稍增相对平稳;消费占GDP 平均比重升至35.0%,宁夏陕西消费占比最低都不足10%。投资方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4%,回落幅度由上年的3.6个百分点略收窄至3.4个百分点。辽宁样本县(市)投资下滑严重,投资增速相对消费走低。公共财政收入方面,样本县(市)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为4.8%,与全国持平,但是回落幅度只有0.84个百分点,小于全国4.1个百分点的回落幅度,八省样本县(市)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2016年400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9%,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地区县(市)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最低只有6.3%,低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约1个百分点。而人均收入方面,15县(市)收入超50000元,义乌独超60000元。浙江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45525元,比江苏高出11296元,比山东高出14790元,绝对与相对差距都有所扩大。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比率为1.94,比上年降低了0.02,降低幅度与上年相同。

报告认为,房地产库存高居不下时刻威胁着县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房地产去库存成为县域经济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课题组监测的130个县域经济体,2016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总计11266.1平方米,同比增长31.3%。所监测的80个县域经济体,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平均值为每平方米5445元,同比上涨4.7%,中位数为每平方米4781元,同比上涨4.8%。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城市周边和发达经济圈的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房地产去库存能力,风险在于无限制地增加供应。第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房地产去库存存在阶段性机会,但长期饮鸩止渴式的开发终将使房地产库存难以消化。第三,房地产价格的周期波动对房地产去库存具有重要影响,短期有利于去库存但长期将对去库存产生抑制作用。第四,县域经济房地产库存状况将继续分化,当前借机强力推地的县域经济有可能会面临新的高库存难题。

报告发现,县域经济体之间的存贷比的差异已对部分县域经济体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2016年底,课题组监测的200个县域经济体存贷比的平均值为0.71,接近全国0.72的存贷比水平,不过存贷比的地区差异非常大,其中最高的达到1.28,最低的只有0.25。主要发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体存贷比较低;部分企业效益较好和外来投资活跃的县域经济体存贷比较低;住户存款占存款总额比重较高的县域经济体存贷比较低;作为州或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县域经济体存贷比相对较高。县域经济体的存贷比差异反映了区际之间金融资源的转移与承接关系,固然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对该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导致区际不公平问题的出现。主要建议:对存贷比的区际差异进行适当调整,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如规范市场主体的财务活动,更加重视增信机制的构建;鼓励多样化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打破全国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垄断地位;改革信贷制度,划定资金跨区转移比例上限;增强金融信贷管理能力,提高存贷款本地转化的效率。

报告指出,从产业演进的角度,并联系其背后的原动力以及这种原动力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将县域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供给短缺、成本低廉时代的县域经济(1978—1992年),产业集聚、市场扩张时代的县域经济(1992—2002年),内外共荣、投资驱动时代的县域经济(2002—2008年),产能过剩、转型升级时代的县域经济(2009—现在)。当前阶段,县域经济和全国经济一样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阵痛,那些距离大中城市较近易于承接人口和科教资源辐射的县(市)、中西部地区交通区位较好、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县(市)以及具有良好产业基础和体制优势的县(市),将可能率先转型升级成功并引领中国未来县域经济的发展。

报告认为,大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县(市)都依靠外来投资企业的数量增长获得。一些临近省会城市、发达经济区,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并且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谋划某一方面的县(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报告认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应鼓励部分县(市)推动劳务输出,通过户籍化改革实现外出务工人员工作地落户问题;进一步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更多具有辐射或带动能力的区域增长极;重新审视区域发展政策,避免优惠性政策演变为歧视性政策;进一步提高产业转移承接与本地经济的融合度,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