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任志强

本期领读嘉宾任志强——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前地产大亨，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第五任会长。他是地产圈里最喜欢阅读的人之一，每天坚持至少 6 万字阅读，习惯保持至今。

任志强坦言，自己经历过“饥渴的阅读年代”，习惯看大部头的书，飞机上 2-3 个小时能看 30 万字。并且，他有一个读书小圈子，要求每个人读过的书要做点评，同时还有五、六个不同专业领域的读书会，每个人会每期推荐一本书。一直强调要系统化地阅读，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

2011 年，任志强参与创建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开展线下读书会活动，试图做思想启蒙，让阅读书成为社会风尚。从金融博物馆书院公布的任志强阅读书单中，其涉猎之广可见一斑：关于苏联历史、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悲剧》、《生活与命运》、《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布拉格精神》等；关于经济的，《人的行为》、《米塞斯回忆录》、《自由市场革命》；关于现代国家转型的《德克勒克回忆录》、《曼德拉传》；关于新科技趋势的，如凯文·凯利的《必然》……

三年前卸任华远地产董事长的任志强，如今头发花白，但野心优雅，“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野心优雅的阅读史

经观书评：每天六万字的阅读，这个习惯还在坚持吗？
任志强：习惯了就改不了。

我在飞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书，除非起得太早或太累。通常飞机两个多小时，看30万字左右。

经观书评：这个速度非常快。
任志强：读的书多了，自然愿意读书，当养成习惯的时候，看书的速度就快了。

经观书评：阅读习惯的养成，包括阅读方法，如何选书等等，有没有一些方法或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
任志强：阅读最主要是习惯问题。

如果没有养成阅读习惯，可能看十分钟、五分钟，翻几篇就已经困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最大差别是，当我们需要学习和获取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学校都停了，所以我们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就像人很饿的时候见到了一些很粗的米饭，会把它当肉一样吃掉。但你们这代人没有听说过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因此看到美食的时候可能会挑，不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和阅读是一样的。

非常饥渴地需要寻求知识的时候，拿到的书不管是什么，都会很认真的看，因为没有其他的，这是唯一。在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手抄本，不管手抄的内容是什么，都会很认真的看完，不管好与不好，因为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办法比较哪个好，哪个不好。而今天的书店满是书，大家已经挑花眼了。

当我们用这种习惯强迫自己，“饥渴状”阅读的时候，形成的结果是——能很迅速的翻一翻就知道哪本是最需要的，因为现在书太多。阅人无数的时候，看了很多书的时候，大概就能知道哪些知识是需要补充的，而有的人不知道要看什么书，不知道自己欠缺什么。

经观书评：你在自传《野心优雅》里写过，当时放开读书禁区，你开始读很多外国文学大部头的书，比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等一批欧美大作家的文学作品。而父亲则大量购买《清史稿》、《二十四史》，“我印象深刻的是书柜第二层放着全套的《鲁迅全集》、《资治通鉴》以及一些史书”。大概是多大的时候，看这些书？
任志强：那时候二十多岁，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老人看的更多的是这些，文化大革命把家抄了以后，历史书没有了，他们想重新回溯历史，于是会找自己原来需要的书。他们是在解放以前成长的人，上学时读的私塾，学的是从历史人物里淘汰摘选出来的部分，因为真正的历史书是拿不到的，私塾也只能教史书的一部分，比如《资治通鉴》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更多、更全面的去了解完整的历史，因此在解放以后有条件了，适当的拿到一些大部头的书。解放以前老革命看的历史，比如《资治通鉴》、《清史稿》，这类书是与他们看的《鲁迅文集》，有很大的不同。

但我最开始还没有把兴趣放在这儿，我最初更多的是关注 19 世纪的名著，耳朵听过但是眼睛没有看过的。当我们有书能看的时候，发现国际上优秀的作家，是大不同的，巴尔扎克、左拉、大小仲马、雨果等等，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家。而且我们看的这些书基本都是大部头，十几册、二十几册、三十几册都统统看完，而不是仅看其中一本。

经观书评：这是时代的不同，在阅读习惯养成上大体的差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在当时只有马列、鲁迅可读，鲁迅的书对你现在也有影响？比如你对社会问题，针砭时弊，很多问题见解认识很透彻，且敢说真话。
任志强：当时鲁迅的书影响没有那么大，甚至鲁迅的作品我们还看不太懂，比如很多讽刺现实的。

在那个时代一心向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代，是没有这些思考的，现在再看和那时候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影响比较大的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许今天还有用。在那个时代，他代表另一派的思想。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对我们想参与红色革命的人来说，多少有一点思想启发，不至于完全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这本书起码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当时只允许读六本书，其中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我印象很深，它用辩证的方法把正反两面都说了，而不是仅仅一面。

看完《反杜林论》以后，我一直想看《杜林论》。大概十年前我才找到《杜林论》，看完才知道，《反杜林论》和《杜林论》完全是两回事……所以现在更需要的是系统化的阅读，否则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分析。

现在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碎片化阅读，从网络、媒体、手机看到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内容，如果仅仅是一段一段的，很难形成一个体系，很可能会被时代所引导、误解。比如最近北京的一些情况，有人说，把这些人都轰走，我们的生活好多了，安静多了，安全多了；但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处理。除了这两种意见，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特别多，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反应？说明学习和认知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不会判断只能听媒体怎么说；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就是现实社会问题，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

这就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而不是仅仅用我们眼前能得到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来武装自己，要把眼界无限开放。如果不打开窗户，阳光是进不来的。当你能把心灵窗户打开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融入进来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否则只能是断断续续、星星点点，那就不会有一个完整的逻辑。

落后的制度才会把人分成等级

经观书评：我们聊一聊具体的书。除了《米塞斯回忆录》，你还推荐过的他的另一本大部头《人的行为》。米塞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经济行为，经济制度。结合这本书，你怎么看最近的社会新闻，北京对不同结构人口的规划整治政策？
任志强：一个落后的制度必然会出现把人分成不同等级的情况，中国就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1954 年的宪法里没有规定户籍制度，也没有农村和城市人口之分，所有中国公民都有居住的自由，也有迁徙的自由。后来我们有了户籍制度，于是中国人就不再是人民了，而是农民和城市人。这就是社会制度存在的差距，现在出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因为农民问题而带来的问题。土地变成两类，一类是城市土地；一类是农村的集体土地，虽然都是公有制，但是不一样。在两种土地上的工人、农民也不一样，权利、收益也不一样，巨大的差别就产生了。

最初是农民的户籍制度问题导致所有的农民不得进城，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而每一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要把所有的城里人轰到农村去。从“右派”开始、从公私合营开始、“上山下乡”开始，“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开始的，以前就有。就是因为户籍制度导致的两种社会不公平，为了让城里的人得到满足，让更多的人到农村去，在历史上因为“工人化”，把农村的利益转移到城市。

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的人不能自由进入城市，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要把非户籍人口轰走，包括外来人口。但是把外来人口轰走也不对，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拿的是中国护照，可以到任何一个城市去。但财政制度导致的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只保证自己户籍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是中国制度造成的结果，不要把它都归罪于防火，低端、高端人群，这和人群没有关系，社会制度把人切成两部分，而导致的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

经观书评：不管是宏观制度调整或是微观政策的制定，还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机会能改变或调和这个局面？
任志强：本来应该有，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就是希望有。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医保、社保的改革，这些都是为了打通，但是现在还在改革过程中，还没有做到。比如北京市要解决住房困难户的居住问题，为什么不给非北京户籍人口的人解决呢？如果同样对待解决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地方政府说没有这么多财力，那就从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没有进行改革。

改革首先是从最高层充分认识开始，不是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进行限制，而是要允许高速发展。从历史上看，英国伦敦、日本东京这些大城市首都施行过人口限制政策，最后的结果是人口都远远超出规划，而且是成倍的超出。但市场经济制度下没有权力把这些人轰走，于是必须接受现实情况，针对这些人给予救济。要用国家统一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制度中没有从国家产生。我认为可以解决，但我不是决策者，我只能看到这个现象并找出它的矛盾问、题在哪里。

读书多的人，基本都可以看到是制度原因造成的；而读书少的人都只能看到现象，看不到现象背后发生了什么；更短浅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现象。为什么发生火灾？发生火灾以后政府应该去解决什么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和我们的读书和知识获取多少有一定的关系。

经观书评：我们再具体一点，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你曾做过有关“城中村”改造的提案，在北边的唐家岭村。这个提案是产生了效果的，能否把他推广到更多其他类似的地方？
任志强：我一共有120多个提案，涉及这类话题很多。

在城市化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同时，由于制度原因而造成集体土地和公有土地两方面的问题，更需借用市场化的办法，不能因为土地制度的问题而导致市场化办法也不能实现。

所以，我当时提出了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性住房，我们不能改变土地的性质，但不等于集体土地上只能盖厂房，何况盖厂房也是租，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早开放，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住房环境了，可能盖的就是楼房，适合于居住的房屋用于出租。正因为只允许盖厂房而不允许盖租赁性住房，特别是先盖厂房再在里面打隔间，导致既有居住的部分，也有生产的部分，才有火灾等其他一些安全隐患。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就没有火灾了吗？

这个提案只解决了唐家岭村，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前几天播出了，在唐家岭等地区建了5600套房。我当时提案就是针对唐家岭村的，六年以后，现在终于看到了这5000多套房，按理说如果当时认可或国土资源部赞同并推广的话，应该不止这些。实际上这个提案是被迫通过，国土资源部被迫同意做试点，但没有做推广，所以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没解决。当时最早的提案是36个村，但是实际上只做了6、7个，如果当时都同意做的话可能就不是试点了。

用企业家精神做公益

经观书评：刚刚你在台上演讲，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通过公益的方式来弥补社会差距，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益的最终效果，如何保证？另一个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比如针对社会企业的法律政策倾斜。这些都有待企业家来推动，企业家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也要推动社会变革以及法律、政策完善。你经常提到的一本书《从贪婪到慈悲》也是讲相关话题。
任志强：我们做了很多慈善公益，乐平基金的保姆学校、农村幼儿园已经很多年，中国改革基金会从1992年就开始，还有很多社会公益。

最初在无法用国家拨款和财政支持去解决问题时，就让企业来支撑、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慈善有一类是只能捐钱的慈善——政府机构组织的——个人没有参与的能力，也根本不允许个人参与，不赋予权利。比如我是西城区慈善协会的副会长，但我只负责给钱，因为每年给多少钱就有可能给副会长职务，我给的钱多。但慈善机构在做什么或者怎么做，并不汇报，也不会让个人去组织慈善活动。而我们企业家做的社会公益组织完全不一样，比如阿拉善 SEE，企业家是通过选举形成的管理层，用完全民主的方式进行。

仅仅谈慈善不够，我们希望把慈善变成公益，但是实际上现在做不到。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可能还是要从完善国家体系制度来解决问题。我们国家制度现在存在的问题很多，企业家都是在不断的敲打、突破，如果仅凭官员、处长去制定政策一定是错的，一定要靠企业家群体从第一线和老百姓实际打交道中摸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