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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忽视自己,成为作家

思郁2017-12-04 14:48

思郁/文

在《夏日》(2009),小说家库切虚构了一位传记作者文森特,他想为已故作家J.M.库切立传,写一本严肃的传记,集中讲述库切1972年到1977年这一时期的经历。这一时期正对应现实中的作家库切从美国回到南非,和父亲生活在一个破旧房子里,以当辅导老师为生,也是在这段灰暗的时期,他开始写作第一本小说《幽暗之地》(1974)。按照传记作者的说法,这段时期是他生活中的中一个重要时期,“重要,却被人忽视,他在这段时间里,觉得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

为了使得传记有血有肉,小说中的传记作者采访了五位人物:库切的情人朱莉亚、库切的表姐玛戈特、库切曾经追求过的舞蹈老师阿德瑞娜、库切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时的好友和同事马丁以及另一位同事兼情人苏菲。在最后采访苏菲的时候,文森特与苏菲对传记这种写作形式进行了一番对话,按照苏菲这位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传记应该集中在作家本人的日记、信件、笔记等这些东西之上,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访谈上?而且不是关于作家本人的访谈,只是作家在那一时期结识的、在作家生活中偶尔存在的一些人,在采访朱莉亚的对谈中,已经有这种质疑了,朱莉亚是库切的情人,但是库切对她而言只是她漫长生活中的一个配角,她接受访谈讲述的故事,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文森特开始把库切当作主角来书写传记的时候,这个故事视角完全改变了,“我以最诚挚的态度警告你:这样一来,一旦你离开这儿去编撰文本,整个事情就会毁在你手里,我确实是主角,约翰确实是配角”。换句话说,一旦你把访谈中的事情当成约翰·库切这个人的事实,就丧失了传记写作的客观性。

当然,既然访谈是极度主观和不可靠的,作家本人留下的日记和信件等私人物件是否都是客观的见证呢?文森特的苦恼就在于,他从库切去世后留下的日记和信件残片来寻求客观事实,但库切的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构性,关于这点,小说中说得很明白:“库切自己写下的东西不能被采用,不能作为一个事实记录——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撒谎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虚构作品的写作者。在他的信中,他给他的通信者虚构了一个自己。在他的日记里,他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后代的缘故,同样有许多的虚构。作为文件,这些材料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你想在精心编织的虚构背后看到真相,你就得去找那些跟他直接有过接触的,还活着的人。”

小说家对传记的态度通过这本小说清楚明白地传递了出来,所有的传记都是作伪。传记之所以作伪,是因为其中各部分看似根据不同预设的架构串联成篇,但事实上,它们是以别的方式关联起来的,只是无人知道其中的玄机而已。同样的作伪也影响到自传的写作,因为无论谁写出自己的生活,他都不得不僭用上帝视角来理解那些交叉的因果。所以,最好的传记都是虚构的,是为了重构传主生活的那个时代。

让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本传记,我说的是传记作家J.C.坎尼米耶的《库切传》。这本传记是库切的第一本传记,更为巧妙的是,坎尼米耶开始为这部传记的写作去采访库切的时候,作家本人正在写作《夏日》,一本虚构的关于作家库切的传记。传记作家与作家的传记写作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写作。但奇妙的是,当我们在《夏日》中领略到作家本人对传记这种体裁的充分不信任时,库切对现实中的传记作家反而表达了充分的信任。

要知道,库切对隐私的保护是出了名的,多年来,他都用沉默和拒绝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入侵,他的私人生活,不论是南非生活时,还是移居澳大利亚之后,都处于公共领域之外。我们都熟知,库切是少数的两次获得布克文学奖的作家,但是两次布克奖颁奖,他都没有出席,2003年,诺贝尔奖大概是他唯一的一次正式出席。我们仅仅了解到他大半生里的主要事件,知道他有过一次婚姻,有两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肉,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喜欢长时间骑车健身,每天早晨在写字台至少写作一个小时,从不间断。他给公众留下了难以接触的印象,这种错觉至少是媒体记者造成的。库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愚蠢没有耐心,他不喜欢回答那些显而易见的愚蠢的问题,更讨厌记者旁敲侧击打听他的隐私,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文学写作,他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一个人通过展示自己的品质,赢得了他的信任,他自然会敞开心扉。事实上,坎尼米耶的《库切传》正是建立这种信任之上,坎尼米耶承认,“即使是有关高度敏感的话题,他也保持就事论事,”除了在女儿生病的问题上保持了沉默,“除了这一伤心事以外,他还经历了他父亲的不诚实及酗酒行为、尼古拉斯(儿子)的死亡,还有菲利帕(前妻)因癌症去世的悲哀,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惊讶,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还能坚持住,并继续他的工作”。

《夏日》中,库切借用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一个作家的传记不是把重点放在他的写作上是匪夷所思的,这是库切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作家所有作品,包括他文学批评,都是他的传记。也许正因为这种对待传记的态度,让这本《库切传》的重心放在了库切的作品写作以及出版后的公众反馈上。这种写法不能说不好,库切的另外一位传记作者大卫·阿特维尔——坎尼米耶在《库切传》中采用了很多阿特维尔对库切的访谈——就对这本传记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这本传记是一座体量宏大的信息宝库,“事无巨细地介绍了库切的家族历史、童年生活、教育背景、亲朋密友以及学术生涯,还有跟出版商,当局的文字审查人员和电影制作人的往来交集”。

我怀疑这种称赞是口头上的随便,是两位传记作家的互相表达好感和敬意的表现,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本传记都是中规中矩,那种对库切的介绍都是表面上的浮光掠影。当然不是坎尼米耶的准备不够充分,而是他缺乏对库切人生中的痛切感受的体认。他几乎把库切的作品一一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很是泛泛,介绍库切的写作背景,创作过程,外界的影响和评论,中间掺杂着对库切人生经历的简单介绍。这种传记的写法,让我们看不到一位作家是如何写作的,也看不到他的人生与他的写作有何关系。当然,像库切这样的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自传性的,除了《男孩》、《青春》、《夏日》自传三部曲,这样明显的自传性作品,就连《彼得堡大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这样的作品也有隐喻的自传性。像《彼得堡大师》写于他的儿子自杀两年后,最初他想把这本小说命名为《坠落》,因为有其他写作者使用过这一书名,他才改成《彼得堡大师》。这本小说看似是截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一个很短的时期进行书写,但很显然这不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实性传记,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调查他与前妻收养的继子的死因,他的孩子是从一个高塔式的建筑神秘坠落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他的儿子是自杀,还是因为警察的追踪,或者是谋杀。这一段落暗合了库切与他儿子之间的疏离关系。

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想说明库切的传记并不容易书写,因为他不仅认为传记这种体裁是不可靠的,他还亲身实践这种虚构性质的写作,把他自己的生平和精神历程融合进自己的虚构作品之中,乃至于你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再也无法辨认出,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部分是虚构的。这就是坎尼米耶的最大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作者已经发表的文本作为其传记的材料,同时避免对这些文本进行过度或草率的阐释?正如加缪曾断言:“以为凡作家必定会写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并在书中描写自己,那是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一种幼稚想法。一个人在作品里讲述的往往是其怀旧的历史或者愿望的历史,几乎从来都不是他本人的历史。”换句话说,那些把书中的经历来映照作家本人的一般都不可靠。好的传记作家不会轻易认输,他会与这种伟大的阴影搏斗,努力从中找出那些客观的事实,并且形成自己对作家和那个时代的判断,而逊色的作家只能陷入这种漩涡之中,被作家本人的文本牵着鼻子走。

库切在与阿特维尔的对谈中提到过这样的说法:“所有的自传都是在讲故事,而所有的创作都是一种自传”。坎尼米耶在《库切传》前言中也赞同说,自传并非是一份可以核查的简历,而是一份阐释,有时甚至是一件全面且自足的艺术品,具有独特的法则和规律,但是从《库切传》所呈现出的面貌看,坎尼米耶的写作还没有达到这种艺术品的高度——因为,读完这本传记,我从内心涌现出的感觉是想重读库切的那些真假难辨的文本,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此刻在我脑中回响的时候作家本人撰写的那些虚构的自传。

传记作家大概是写作群体中最缺乏安全感的写作者。你要么臣服于传主巨大的阴影之下,写出的传记无法全面展现出传主或多彩多姿,或苦难多变,或沉沦堕落,或平淡隽永的一生;要么只能极力挣脱传主的束缚,用一种传主本人都不会承认的方式书写一个完全不被承认的版本。这两种传记写作的结果都要承受巨大的非议。更重要的一点,传记作家在论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时,不管多么无意识地,都会采用他们的批评对象或传主的表达方式。简单地说,你会被你所爱的东西改变,有时候达到失去自己全部身份的程度。警惕这种独立性的丧失,就成为了传记作家最为紧迫的问题。坎尼米耶对库切的尊重和喜爱,是否让他也丧失了这种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