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文

曾有评论家说到，在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大陆上，有两件事比其他所有事情更有影响，一是古巴革命；二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不过，说起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对于如今的中国读者来说，大概只能想起四个名字：阿根廷的胡利奥·科塔萨尔、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中两位，马尔克斯与略萨分别在1982年和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也许是这四大天王过于耀眼，以至于很容易忽略拉丁美洲文坛上同时期的其他同样优秀的作家，其中一位便是尼加拉瓜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

拉米雷斯1942年生于尼加拉瓜的马萨特佩（Masatepe），走上文学之路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1960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学生》发表在莱昂的一本杂志上，三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1970年，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此之后，他便游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1997年，他的长篇小说《玛格丽特，大海很美》（Margarita,　how　beau-tiful　the　sea）获得西班牙1997年度的阿尔法瓜拉小说奖，成为驰名国际的著名作家。

不过，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拉米雷斯还是一位政治家。1977年，拉米雷斯加入了一个社团“十二团体”（Group　of　Twelve），这个团体由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牧师和商人组成，他们公开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1979年，桑地诺革命，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之后，拉米雷斯成为新政府的教育部长。1984年，他被选为尼加拉瓜副总统，一直到199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失势。退休之后的拉米雷斯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而这一段革命经历和政治生涯，为他的小说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素材——如其2003年出版的新作《不过是影子》，正是取材于桑地诺革命之后的一件事。

实际上，对于中国老一代文学青年来说，拉米雷斯并不是一个陌生面孔，早在199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套著名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中，便有拉米雷斯的一本《天谴》。这部小说1988年出版，当时拉米雷斯担任尼加拉瓜副总统。小说取材于1930年代尼加拉瓜发生的一件轰动的真实案件。1960年代，在莱昂一所大学读法律专业的拉米雷斯，在课堂上知道了这个案件。1980年，拉米雷斯的一位朋友把这个案子的所有材料都寄给了他。拉米雷斯重新阅读材料，查阅资料，把这个案件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被评论界认为是“中美洲最佳小说之一”，而在1988年墨西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拉米雷斯则认为这是一部“反类型小说”，很难用一种题材来对这部小说进行归类，而这却是了解遥远尼加拉瓜和拉美文学的最好途径之一。

2017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拉米雷斯的《天谴》，经济观察报书评为此特意采访了遥远的拉米雷斯。

经济观察报：你属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的一员作家。我常常好奇，是这场文学运动造就了你们这群作家，还是你们这群作家成就了这场文学运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故事和小说的？你为什么会对写作感兴趣？在您写作的道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对您产生过影响？

答：我很小就对写故事感兴趣，大概我只有14岁的时候（大概1956年，编者注）。我那时有很强的感觉，需要告诉别人我认为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的东西。这种感觉从那时就伴随着我，已经变成我称之为需要的东西，一种写作需要。

一开始，我只是叙述短篇小说，之后我读了契诃夫、莫泊桑、埃德加·爱伦·坡等人的作品。我到了2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写长篇小说，不过我一直没有放弃短篇故事。

经济观察报：你在大学的专业是法学，之后你的职业是政治家。这和您的文学创作冲突吗？您是怎么找到时间写作的？

答：我卷入政治是因为我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分子，（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革命推翻了索摩查（Somoza）家族的独裁统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政治对我来说，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些年，我强烈感受到政治工作和写作之间的不兼容，政治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但是我没有放弃文学。所以我发明了写作的时间：在黎明前，很早起床。用这样的方法，我花了三年时间写完《神圣的惩罚》（The　di-vine　Punishment，亦即《天谴》）。

经济观察报：你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之一，您的政治立场是否影响了您的文学创作？

答：我20年前就从政治工作中退休了。我曾经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之一，仅此而已。对我来说，革命大体已经结束了，因为它起初的目标已经被扭曲了。现在我唯一的职业是写作。

经济观察报：《天谴》这部小说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为什么想把它写成小说？

答：我在莱昂市的大学读法律的时候，我的刑事诉讼教授向我们解释这个刑事案件时我就很着迷。他对这个案件研究很深入，在当时，这个案件非常有名。他的解释主要是法医学上的，但是我感觉到在这个背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关爱、背叛和野心的故事。我开始在大街上寻找我所需要的信息，因为这个案子的记忆依然在这个城市中活着。

经济观察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知道，您是作家，还曾是尼加拉瓜的副总统，除此之外，知道的很少。您可否对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

答：我出生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沿岸的一个高原小镇，那里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种植咖啡树。就我父亲家族而言，我的祖父和我的叔叔都是音乐家，非常穷，因为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当一名音乐家是挣不到什么财富的。我的父亲拒绝加入拉米雷斯音乐团，成为了一位商人，是一个小商业机构的老板。

从我的母亲家族方面说，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富裕的咖啡种植商，他皈依了浸礼会教派。而我的父亲家族是天主教。因此，我的新教徒外祖父反对我父亲母亲的婚姻，他们秘密结婚了。我在我的小说《蒙面球》（A　Masked　Ball）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经济观察报：尼加拉瓜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您能给中国读者简单介绍下尼加拉瓜的文学吗？

答：尼加拉瓜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可以说是诗人鲁本·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他是西班牙语现代化的领军人物。 从那时起，尼加拉瓜就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非常重要的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25年），他作为牧师参加了桑地诺革命，后来成为文化部长。

经济观察报：198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作品曾经给中国作家很大的启发，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实际上，您的这部《天谴》也在那个时候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您是如何看待“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

答：“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在叙事文学上是一个很关键的文学运动，而在诗歌上是一个现代化运动。在上个世纪中期，用一种新的叙述结构和语言来表现现实使得文学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他自己独特和原创的风格。我是紧随他们其后的一代作家中的一位，我们从他们所介绍的所有的创新中受益匪浅。

经济观察报：你来过中国吗？你对中国读者有什么期待？

答：知道我现在有中国读者我很兴奋。我希望他们能喜欢这部小说。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去中国，从小，中国便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