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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陈白/文 即将在广州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使得多年来以Canton闻名于世的这座港口城市，再一次以Guangzhou的角色站在全球财富的目光中心。根据媒体报道，本次参加《财富》全球论坛的企业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也被认为是广州经济史上的一大盛事。

作为港口的广州，近两千年来通商一直未曾中断，在海洋文明开启之后，更是东亚大陆上的一颗“明珠口岸”。也正是由于国际贸易初萌于广州，商人彻底告别数千年来处于“士农工商”的社会架构底端、开始逐渐形成中国最初的企业家阶层。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广东人，郑观应更是一度担任广州商会的主席。在一百年前的此时，国内的洋行总数近万家，买办人数超过十万人。而以广州为首的珠三角城市就是他们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随后他们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中坚力量——从唐廷枢、郑观应等人的商战和著作所呈现的家国情怀来看，呼吁开放精神、用商业反哺社会，中国企业家精神正是从那时开始发轫。也正是这股精神所创造世所共见的积极价值，让港口城市的开放精神成为打开当时闭关锁国的一把钥匙。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深圳到广州再到整个珠三角以至辐射全国的力量，再一次佐证了开放的城市价值拥有的历史位置。

不过近些年来，关于广州的城市排名争议从未停止。确实，中关村创业大街人头涌动，陆家嘴的楼市股市不断刷新历史，经济宏观背景的层层烘托，让其他一线城市光彩照人，广州似乎成了其中最沉默的角色。房价涨幅垫底、“华强北”后继乏力、大型企业出走，多少显得有些寥落。

但是，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另一组数据是，在京沪人口流入大幅放缓的同时，广州外来人口正在大幅度增加。按照,《南方日报》此前引用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常住人口方面，北京、上海、深圳2016年分别比2015年增加了2.4万人、4.43万人、52.95万人，均低于广州。而在常住外来人口方面，广州市2016年比2015年增加了37.94万人，同样领先于上述三个城市。

相比资本市场和大鳄们所造就的财富幻觉，广州的房价在一线城市中最低，且是最早推出“租售同权”的地方城市，加之户籍政策也相对宽松，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务工人员，进入的门槛都相对较低；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房价和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意味着生产和生存的成本比较低，拥有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利润和发展空间。如果从公共及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来看，作为超级大都市的广州，并没有对周围的珠三角形成虹吸效应，相反，区域城市群的集体发展正在成为其积极的后备力量。而其中对国外的开放，对国内的开放，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开放，是驱动城市群交流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

正如这些年来反复祛魅“唯GDP论”，评判一个城市的竞争力，经济也不应当是唯一指标，评判城市的价值、评判城市是否让生活更美好，应当还涉及到开放程度、社会文化等等等多个方面。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发达中心城市，凭借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会对流动人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的流动人员抵达大城市后，会产生融入于其中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定的城市问题。这也使得大城市吸引伴随着互斥的“磁场效应”展现的格外犀利。

而在此时，或许更值得参考的是卡尔·波普尔所主张的，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改革，并不必须是一场大规模激进改造的计划，而可以是一种零碎的、试错的和逐步性的社会工程。“一线”是城市发展的结果，但不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初衷。如何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其中产生的问题，并引以积极的解决方案将“负担”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新能量，或许相对于无谓地去争夺一线位置，更是这个开放城市财富涌动的更值得期待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