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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敌之道

周泽雄2017-12-06 16:19

【笔墨事功】

——杰佛逊的启示之二

这是神奇的巧合,美国第二、第三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去世于同年同日,而那一天——1826年7月4日——正好是美国独立50周年。对杰斐逊,这天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那是他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费城大会上获得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如果他更长寿些,本来,这天他将重归首都华盛顿,以最尊贵的嘉宾和国家英雄的身份,恭逢大典。结果,他以“死逢7月4日”的特殊方式,替自己为国效劳的功勋一生画了句号。当然,亚当斯也当得起同样评价。

与亚当斯不同,杰斐逊是凭借意志及医生的辅助,才坚持活到这一天的。据说,乔治·华盛顿临终前对医生说:“我不怕死,但死起来还是有困难。”杰斐逊则在十年前告诉朋友:“我将以一个‘既不怕死也不盼望死日到来’的人的安详心情等待寿终正寝。”然而,对某个特殊日子的执着,打乱了他的既定计划,为了给生命大限增加意义,他必须给自己增加“困难”。就一位人文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杰斐逊的医学知识堪称渊博,他曾对牛痘的发明者爱德华·詹纳博士说:“我是地球上这个地区最早相信其效验的人之一,很早就参与把它推荐给我的同胞。”早年在法国担任大使时,他留意到法国人在罗伯斯庇尔执政时发明的一种曼陀罗叶制剂,那是贵族为了对抗大革命的暴政,“以便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抢先把它吞下”。据说,“它使人安然入睡死去,就像通常疲乏使人睡去,没有一点挣扎或活动。”杰斐逊对该制剂的配方充满好奇,表示“如果能把这种药物限于个人使用,就不应该将它保密。人生中有不少疾病非但痛苦得难以忍受,而且是不治之症,例如顽固的癌症,这种药物便是解除痛苦的良药”。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杰斐逊是倡导安乐死的先驱。不过现在,他的任务是多活几天,他成功了。当时钟终于走到那一刻,头脑始终清醒的杰斐逊对医生说:“算了,大夫,就这样吧。”

亚当斯的遗言更加有名,据信他说的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Thomas Jefferson still survives.)其实,杰斐逊先他几小时而去。两人的住处相距600英里,彼此已有二十来年不曾见面。

如果不了解两人的特殊关系,单凭这句遗言,喜欢八卦的现代人很难不会想岔。

两位国父级人物有过迷人的长期友谊,也因政见不同有过激烈摩擦和对抗,近乎绝交,后来又在朋友的撮合下恢复友谊。那重新恢复的友谊(以14年内158封通信为证),匹似干柴烈火,熊熊腾腾,将两位伟人的精神和人格境界照耀得如同半神。——“半神”之说源自杰斐逊,他曾在费城制宪会议前致信亚当斯,说“这真是一次半神英雄的大会”,他也曾想像后人会把他和他的战友们,说成“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话固然一点不谦虚,却无比贴切。

亚当斯年长杰斐逊八岁,对后者有知遇之恩,提携之德。亚当斯将一件有望名留青史的工作——起草《独立宣言》——交给杰斐逊来做,体现了他的非凡胸襟。本来,亚当斯才是众望所归的执笔者,杰斐逊本人也这么认为。亚当斯解释过自己的选择,除了“君才十倍于我”及杰斐逊的弗吉尼亚背景外,亚当斯还强调了一个特殊理由。亚当斯认为:

人们在争论的时候,往往会不甘示弱地推理、慷慨陈词、机智应答、讥笑挖苦、诙谐巧辩或者讽刺,而所有这些技巧都很容易在辩论中得到锻炼。……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总是活跃在公开辩论里,几年下来,他便会在全国树立众多敌人,至少那些在某次争论中觉得难堪的人会与他为敌,他们会幸灾乐祸地挫他的锐气,让他蒙羞。

亚当斯说的正是自己,个头矮小、身材浑圆的亚当斯曾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律师,有着辩风强悍、咄咄逼人的处事风格,而身材高大健壮的杰斐逊尽管身负奇才,却不好公开争辩,态度谦和,用亚当斯夫人阿比盖尔的话来说,杰斐逊有本事“让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感到自己很独特”。杰斐逊声音弱小,还有轻微口吃,天生不擅长作激动人心的公开演讲。按说,这该是民主政治家的缺点,亚当斯却认为,这构成杰斐逊的突出优势:杰斐逊没有试图让他“蒙羞”的敌人。因此,哪怕两人写作能力旗鼓相当,亚当斯也认定投票者不会支持由自己起草的宣言。为了美国的独立大业顺利进行,亚当斯决意作出割舍,把那个千载难逢的笔墨机遇让给眼前这位年仅33岁的小老弟。

亚当斯的说法也许包含实情(他确实树敌颇多,缺少政治盟友,以致常常更愿意倾听夫人阿比盖尔的意见),但鉴于写作者的天性总是倾向于自我揄扬和追求名誉,我们还是应该对亚当斯的浩大气度,再三点赞。何况,假如亚当斯当真像他自贬的那样不得人心,礼让之说又从何谈起呢?看来,他只是用貌似务实的理由,转移并掩盖自己行为上的道德光亮。公正地说,即使在所谓的伟人世界,具此胸襟者也不多见。

两人后来作为美国派驻欧洲(主要是英、法两国)的大使,也有过令人感动的友谊。早年丧妻的杰斐逊在法国近乎孑然一身,是亚当斯和夫人阿比盖尔让杰斐逊有了“家”的感觉。阿比盖尔对杰斐逊极为欣赏,逢人便夸“我丈夫的同事杰斐逊先生是个出众的男人”,她从伦敦给巴黎的杰斐逊写信:

我想我好像在哪儿听人说过,不管是谁离开巴黎,或多或少都要感到愁闷。我承认,我极不情愿扔下我在巴黎的花园,它无可取代。更糟糕的是,我不得不中断与一位可敬的朋友日益深厚的友谊,只有在这位朋友面前我才能兴之所至,无话不谈。他不必担心自己的位置在这里被别人取代。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来到英国。

杰斐逊后来抵达英国,立刻置身于亚当斯夫妇为他营造的温馨友情中。就两位气吞山河、性取向恪守传统的政治家而言,他们竟然将友情拓展到这种程度,实在有点匪夷所思:杰斐逊会猜测亚当斯女儿的身高,以便在巴黎替她买紧身褡,事实上为亚当斯夫妇购物一直“是杰斐逊的一大乐趣”;亚当斯夫妇则会在伦敦“为杰斐逊裁衣做鞋”,阿比盖尔还在伦敦代为照管杰斐逊8岁的女儿波莉。杰斐逊与亚当斯的长子、日后成为美国第六任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关系尤为亲密,亚当斯后来告诉杰斐逊:那段时间,这位年轻人更像是“你的儿子,而不是我的”。杰斐逊返回法国前,亚当斯与他结伴出游,两人一边考察英国园林,一边纵论天下。

美国制宪会议期间,大会主持人乔治·华盛顿将会议内容的副本定期寄给远在巴黎的杰斐逊,这使得杰斐逊有机会与亚当斯经常交流看法。当时,两位哲人型政治家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能形成共识。比如,杰斐逊始终认为美国宪法缺少一份权利法案,他为此频频向国内的同行写信建言,而亚当斯和他心往一处想,有次他问杰斐逊:“你怎么看《权利法案》?难道不应该在通过宪法之前先行通过这一法案吗?”

两位注定将在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扮演历史使命的政治家,在最不适合培植私谊的领域,发展出令人艳羡的友谊,实在美妙绝伦。由于阿比盖尔的作用,后人公认两人“携手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最错综复杂的联盟之一”(美国学者乔恩·米查姆语)。实际上,杰斐逊和亚当斯虽无意组建政党,在他们之前的美国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后来称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大政党,却公推杰斐逊和亚当斯是其始祖。杰斐逊曾这样向亚当斯解释两人的分歧之由:

我们分裂成了两个党,每个党都想让政府走一条不同的路:一个党希望加强最人民性的部门,另一个党希望加强那些较长期性的部门,并延长它们的长期性。在这一点上,你我第一次发生了分歧,由于我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比其他大多数人都长,国人对我们的名字也更熟悉,结果那个认为你和他们想法相同的党把你的名字列在他们首位,另一个党,出于同样原因,选中了我。但是无论礼貌还是意向都不允许我们为自己辩护,或者亲自参加随之而来的剧烈的斗争。你说得好,我们深受其害,成了公开辩论的消极对象。

这里的“党”,更适合理解成思想流派。日后竭力撮合两人恢复友谊的本杰明·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表达了更积极的含义:“在我心中,你和杰斐逊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北极和南极”,“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有些人奔走呼号,有些人诉诸笔端,有些人毅然从戎,而你和杰斐逊先生则在思想上引领我们”。

在乔治·华盛顿担任总统的美国首届政府内阁里,亚当斯和杰斐逊双双被委以重任。亚当斯是副总统,杰斐逊是国务卿。两人继续保持着友谊,当然,两人发生政见摩擦的机会也不多。副总统虽在地位上高于国务卿,却几无实权,华盛顿召集内阁会议时,每次都把亚当斯挡在门外,以致引出杰斐逊一句感慨:“副总统职位是光荣而舒适的,而总统职位只不过是一种辉煌的痛苦。”当杰斐逊因华盛顿过于听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意见而愤然辞职,亚当斯还对杰斐逊表示慰问。他送给老友一本书,并附上问候:“我要恭喜你,能够在种植园享受明媚的春光,远离政治的喧嚣和战争的传言。真希望我这里的春天能和彼处的一样啊!”

不过,两人关系已不复从前,理由或如亚当斯所叹:“政治植物在不见阳光的地方长得多么茁壮啊!”在给妻子的信里,亚当斯评论道:“杰斐逊昨天离开了。就像丢弃一只缺了口的碗,这不失为一件好事。我知道他才能出众,也相信他正直不阿,但是狂热、偏见和宗派观念已经毒害了他的思想。”

后人谈论杰斐逊与亚当斯、汉密尔顿等人的理念分歧(分歧名单实际上还包括华盛顿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大多倍感困惑,如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刘易斯所说:“两百年后,我们已很难弄清楚,两派人苦苦相争,到底所为何事。”他们个个堪称伟大,全都隶属于那个光辉的“国父”群体,他们本应惺惺相惜,携手共进,彼此间却充满着争斗和恶意。由于理念不同,天才的汉密尔顿甚至在与政敌的决斗中饮弹身亡。杰斐逊对亚当斯们的警惕和斗争,缘于一个虽不能说捕风捉影、但多半有所夸大的因素:他认定对方乃是君主制的拥护者,随时想把美国推向英国式君主政体的深渊。这话题太庞杂,我们不必在此深究。总之,杰斐逊的警惕有益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至于遭到杰斐逊批评的那些人,多少有些冤枉。他们成了杰斐逊非凡理念的牺牲品。

杰斐逊辞去国务卿时信誓旦旦地保证决不重返政坛,他的政敌则无一相信,他们都认定杰斐逊意在暗中蓄力,日后会通过竞选总统而东山再起。(杰斐逊自嘲道:“我知道,说自己无意于功名要人家相信是很难的,而要那些仍然在世事中沉浮的人相信,那就比登天还难。”)由于杰斐逊后来果真违背承诺,连续两届与亚当斯展开激烈的总统竞争并最终赢得胜利,他的政敌就更不可能褒扬他的人品。当然,杰斐逊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值共和国理想面临倾覆之机,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自己责无旁贷,必须重新出山。出于对自身承诺的道德洁癖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那才是十足的迂阔。——这个解释,失败者亚当斯断然不会认同。

夸大的理念分歧,加上一些误会,使两位革命老友走向了决裂。在分歧最大时,两人仍有过光明磊落的表现,但也有过出拳不正之时:杰斐逊暗中支持的某张报纸,对亚当斯大加挞伐,亚当斯假托一个古怪的意大利笔名,在报纸上对杰斐逊竭力挖苦。为了报复媒体的批评,亚当斯政府出台了合称“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四项法案。在这些法案的巨大阴影下,若干报人遭到逮捕及大约2000美元的罚款(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令美国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原则一时大幅倒退。在总统任期行将结束之际,亚当斯与时任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匆忙任命了大量法官(即所谓“午夜法官”),其中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友:亚当斯的侄子威廉·克兰奇和马歇尔的弟弟詹姆斯被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巡回法庭法官,亚当斯还将唯一谈得上亲信的约翰·马歇尔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于美国实行终身制法官,新任总统杰斐逊肯定会有遭到暗算的感觉。至于约翰·马歇尔日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席大法官,则又当别论。

杰斐逊就任总统时,亚当斯不顾起码的礼节,于当天凌晨四点悄悄乘马车回到老家昆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首都。本来,按照华盛顿总统确立的规矩,卸任总统有责任参加新总统的就任典礼,完成最高行政权力的和平交接。亚当斯事后的解释是,他正面临丧子之痛,急于回家安抚妻子阿比盖尔。

杰斐逊在对亚当斯最为恼怒之时,也从未攻击对手人品,相反,他引用了这样的话:“就连一个敌人也曾说过,‘他永远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伟人’。”若撇开气头上的话,亚当斯也是如此。这使他们友谊的修复成为可能。

1811年初,两人共同的朋友拉什先生开始撮合两位卸任总统的友情。杰斐逊向拉什表明了善意,同时又通过一些自以为有说服力的细节,强调亚当斯不愿与他再次握手;他还提到了阿比盖尔的敌意。但是,杰斐逊看走眼了,豁达的亚当斯听闻杰斐逊的善意后,立刻向老友伸出了手:一包新英格兰地区的手工纺织呢样品,及一封热情的信,顿时化解了仇恨。

杰斐逊回应道:“我和你,我亲爱的先生,就像老迈的普里阿摩斯,怎能穿上儿子赫克托尔的铠甲呢?我们这把年纪了,怎能代表各自的派别在报纸这一角斗场上针锋相对地比拼呢?我绝不会这样做。我早已下定决心顺从于世人的评判,他们将按照我的行为评判我,我绝不会为自己解释一句。”

亚当斯并不否认双方的分歧,他一边承认对方“正直崇高”,一边又表示“我对你和麦迪逊先生的执政方式从来不敢苟同。我和你们孰是孰非,后人自有评判”。杰斐逊同样奉行正道直行,他早在两人竞争总统职位时就对亚当斯表示:“我相信在坦率的人中间,讲事实决不会有什么害处。”

杰斐逊日常处事虽以平和老道著称,但内心从不回避斗争,他始终认为,不同意见的存在及对抗恰是民主政体的活力所在,他再次向亚当斯强调:“人们意见不同,从社会产生以来就被这些不同的意见分成许多党派,凡是允许人们自由地思想和说话的政府里都有党派。……事实上,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既属于国家史,也属于文明史。它们标志着不同的人们的思想的特征和素质。”

两人迅速无话不谈。双方的通信充满着肺腑之言,既有老友间的嘘寒问暖,也有博学之士的切磋交流,更不乏民主前贤针对民主制度和国家前途的深入探讨。亚当斯告诉杰斐逊:“太多的话题涌上心头,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杰斐逊同样如此,他会在写到一半时感叹:“老年的饶舌把我引向何处?”

他们共同遐想未来,率真之情随时流露:“你问我是否愿意把我70年或不如说73年的岁月重新再活一次?我回答说:愿意。”杰斐逊又反问对方:“你我能活到亲眼看见世界七大奇观的发展过程吗?”亚当斯向杰斐逊探询“关于特质、精神、运动等等令人困惑”的问题,杰斐逊“读了信,把它放下,再读,再放下,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为了静下心来,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我的那贴习惯的镇痛剂,‘我感觉,因而我存在’”。

杰斐逊意识到亚当斯身体不如自己——拉什告诉他:“亚当斯已经在坟墓边挣扎,全靠旧日的战友拉他一把了。”——他愿意提供更多的激励,他告诉亚当斯:“我不相信我们的气力是白白花费了。知识和自由不稳步前进,我死不瞑目。……总之,1776年7月4日点燃的火焰已经散布到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不可能被专制主义拙劣的伎俩扑灭;相反,它们会烧毁这些伎俩以及所有玩弄这些伎俩的人。”他还如此劝慰老友:

我们建立起一个政体,尽管我们俩都承认它并不完美,但我们也都觉得它足以使我们的同胞享受天底下最幸福、最有保障的生活。对于我们政体的欠缺之处,我们就算想法不同,对国家也无大碍,因为经过一辈子无私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把国家交给了下一代,他们能够好好治理国家,也好好对待自己。

他与亚当斯共同回忆那些“先我们而去的老友和战友”,并鼓励亚当斯保重身体。在信的结尾,他脉脉含情地写道:“晚安!我要去做梦了,我将永远想象亚当斯夫人和你本人在我身边注视着时代和世界各国的进展和倒退。”杰斐逊还表示:

我乐于知道,在人生的赛跑中,你在政治荣誉和成就方面领先于我,但是就身体衰退而言却并不领先。任何情况都没有减少我对你在这些方面的关心,任何情况都没有片刻中止我对你的真挚尊敬,我现在以依然如故的爱戴和尊敬之情向你致意。

亚当斯非常感动,他向杰斐逊提出倡议:“在你和我把彼此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之前,谁也不能死。”杰斐逊接受了。这,便是亚当斯遗言“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的真实内涵:他要走了,但他纳闷双方把“彼此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了吗?

杰斐逊先他数小时而去。在杰斐逊提到的“人生的赛跑”中,两人同时撞线,同臻不朽。他们联袂展示的政敌之道,当然不应成为绝响,尽管早已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