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其实很简单】

之前我们谈到现代公司富可敌国。但是，你可能还会纳闷，难道历史上就没有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吗？为什么中国过去没有很厉害的企业呢？如果过去有成功的，那么，那些企业又是靠什么成功的呢？我们希望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帮助投资者区分今天的公司、挑选靠得住的投资标的。

据统计，截至2012年，在日本，存续超过100年以上的“长寿企业”有2.1万家。历史超过200年的企业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更有7家企业历史超过了1000年。排在世界最古老企业前三位的都是日本企业。超过200年历史的长寿企业在欧洲也不少，德国有837家，222家在荷兰，还有196家在法国。就连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百年家族企业也达到1100家。

而在中国，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不多，包括六必居、张小泉、同仁堂、陈李济、玉堂酱园、王老吉、全聚德。

从对比中，我们看到，不仅现代公司进入中国比较晚，而且即使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在过去的中国发展得也很艰难，能实现百年老店的中国企业很少。为什么传统中国企业难以长寿？这对于我们判断过去的商业环境、研习今天中国公司的投资价值，又有什么启示呢？你也知道，公司能存续的寿命越短，其投资价值就越低，除非公司会被别人高价买走。

老字号玉堂酱园的故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看看山东济宁的老字号——玉堂酱园的故事。济宁位于大运河边，也是历代漕运主要中心之一，所以，那里很早就集聚了许多来自苏州以及江苏其他地方的商人，他们对家乡酱菜特别想念。于是，苏州人戴玉堂就于清朝早期的1714年，在济宁开了一家酱菜铺子，就是玉堂酱园的前身。在戴玉堂离世后，酱铺由儿子、后来由孙子经营管理，但在孙辈管理期间，经营出现困难并且债台高筑，加上当地政府和地方恶少的讹诈威逼以及一些地痞找茬闹事，戴玉堂的孙子辈想出售企业，但迟迟找不到买家。真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呀！

终于在1816年，由冷长连和孙玉庭出资1000两银子买下。当时，冷长连是济宁精明的药材商，他看重“姑苏玉堂”这块驰名京城的牌子，但又怕地痞恶棍、政府衙门的敲诈，担心自己招架不住。于是，他找到时任两江总督的大官孙玉庭，由冷家和孙家各占股一半、联合经营，借孙玉庭的权势保护企业。按照“卖店不卖字号”的协议，把店名由“姑苏戴玉堂”改为“姑苏玉堂”，又名玉堂酱园。

接手开始的二十年里,冷家和孙家的人直接管理玉堂酱园。后来，两家达成协议，双方亲戚都不介入玉堂的管理，而是聘请第三方总经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就这样，玉堂聘请了外部总经理梁圣铭。梁圣铭是18岁进玉堂的伙计,精明干练有魄力。在梁圣铭的苦心经营下，玉堂由一个小小的店铺作坊发展为济宁独一无二的字号。梁圣铭病逝后，玉堂还聘用过其他几位外部总经理，但由于太平天国等内乱不断，19世纪玉堂酱园挑战不断。一直到1905年冷氏完全退出股本，由孙家独家拥有、独家经营，才把玉堂从泥潭中救出来。

由于玉堂酱园注重质量和口味，产品十分畅销，规模和品种不断扩大，生产的酱菜、酒类南北风味兼有，企业成长不错。1886年，军机大臣孙毓汶——孙玉庭的孙子——将玉堂“小菜”送进皇宫。慈禧太后品尝后，连连称赞：“真是京省驰名、味压江南！”并命玉堂把酱菜当贡品，每年送进皇宫。1910年，玉堂的远年酱油、什锦萝卜等，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章。1915年玉堂产品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包括万国春酒、宴嘉宾酒、冰雪露酒、金波酒、酱油获五块金牌。

1949年后，经过公私合营，玉堂酱园成为济宁市第一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玉堂由于体制僵化，管理混乱，曾一度陷入困境。1998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证书，1999年玉堂酱菜获“山东名牌产品”称号。就这样，这个三百多年的老字号活下来了，成为中国七个最老企业之一。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普通，跟其他千千万万传统企业没什么两样，为什么玉堂酱园可以活下三百年，而其他的家族企业却不能呢？中间有什么秘诀呢？

这个案例的确很有意思，以至于世界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都专门研究过玉堂酱园，他的名著《大分流》至今还轰动中西方历史学界。彭慕兰就说：玉堂酱园有两大股东及十几家小股东，但都不参与生产经营，而是从伙计中选拔总经理，总经理不持有股权但掌管着玉堂的经营管理、人事、财务大权——这不是说明中国很早就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吗？为什么说中国传统企业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谈到过，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特点之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要使这些法律契约有效，就必须有可靠的法治环境，否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难以长久实现。可是，清朝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那么，玉堂酱园怎么能从18世纪持续到20世纪中期，然后还活到今天呢？

玉堂酱园背后的故事

玉堂酱园之所以能胜过千千万万传统企业、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太特殊了！孙玉庭的家族从乾隆时期开始就高官不断，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是山东济宁周围最强势的望族，这使得孙家参与的交易和契约是别人所不敢违背的，使玉堂聘请的外部总经理不敢乱来，也使得孙家参与的商业项目倍受其他商人的青睐、大家都想加盟。

孙玉庭的父亲孙扩图在乾隆元年（1735年）考中举人，任杭州府钱塘县知县，进入清朝权力精英阶层。孙玉庭自己1775年中三甲第七名进士，1786年任山西河东道（相当于副省长），嘉庆初年（1796年）升按察使（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历任湖南、安徽、湖北省布政使（省财政厅长）；1802年开始分别任广西、广东和云南的巡抚（相当于省长）以及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在清朝，两江总督是朝廷之外的最高任职；后来在道光年间，任大学士，直接参与朝廷决策。

他的长子孙善宝1807年考上举人，做过刑部员外郎（刑部副司长），最后官至江苏巡抚。孙玉庭的第三儿子孙瑞珍，1823年考上进士，任职包括翰林官、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等。

孙玉庭的孙辈之中，孙毓溎于1844年以一甲一名全国状元考中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另一个孙子孙毓汶，也于1856年以全国一甲二名榜眼考上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曾孙孙楫，1852年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所以，你看到，从18世纪中期开始，孙氏家族四世任官不断，历任清朝政要，祖孙三代官至一品，家门之盛是北方士族无与伦比的。因此，孙家企业跟国有企业的权威几乎无别，无论在财产安全还是在契约安全上，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连跟孙家一起合伙的冷氏也只能是出资但未必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的权势背景很强硬，那么，即使整个社会没有公平法治，甚至在人治的社会，企业的契约权益也不会被挑战，对方违约的概率也很低，这样的家族企业才能事业长青，可是，有几个家族能像孙家那样几代都做高官呢？玉堂酱园是其他企业不能复制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够长期活下来的家族企业很少，也是为什么以前的家族企业会不惜代价让子孙考进士，做官是让家业活下去的重要保障。

关于玉堂酱园的另一个细节是，在孙家的各种文书和当地县志府志中几乎都不提孙家跟玉堂酱园的关系，社会上当然都知道玉堂的后面是孙家，但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正式文书提到孙家的商业经营，就是因为作为儒家士人，言商经商显得过于低下，是不能放在桌面上、阳光下的。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企业是商业的绝对主流。但如果家族里没有人持续做高官，其企业只能小打小闹、难以壮大，更难以成为百年老店，

搞科技创新这种长期投资就更是奢侈了。即使像孙家这样在近两个世纪中高官不断，他们也未必能大刀阔斧发展商业势力，因为儒家士人对商业的鄙视使他们始终不能正大光明地走出来。由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中国商业难以成为独立的力量，其势力更不能跟国家、家族攀比。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是：第一，近代历史上，中国的“百年老店”比德国、法国、美国少很多，尤其比日本少。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高度人治的环境下，你家里总要有人在做高官，否则你就无法保障家族企业的产权和契约利益的安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和契约关系就不好应对，企业做不大、做不久。玉堂酱园这样的成功案例太少，因为济宁孙家这样的世家太稀有。第二，儒家士人对商业的排斥，也使得商业组织难以走上独立的正大光明之路，所以，商业组织在中国过去难以成为可与官权、家族力量攀比的第三方独立势力。第三，玉堂酱园和其背后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现代公司和其所需要的足够独立的法治环境不能建立，民营公司的长久持续能力就要打折扣，也会降低它们的长期投资价值。

（本文作者陈志武为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这是他在喜马拉雅开的《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中的一讲。转载时需要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