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乐天

先说一个老段子：

老祖母坐在安乐椅上，面前是她的孙女，眨动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奶奶，给我讲点你年轻时候的事吧。”

“好吧，”老祖母说，“我年轻的时候，德国要追杀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另一种是骑自行车的人。”

“为什么追杀骑自行车的人？”小孙女问。

“你看，”老祖母拉下脸，“我就知道你对犹太人不管不顾。”

老祖母的话让人想笑但笑不出来。她给孙女设了个语言圈套，可是，她心里有实实在在的创伤。犹太人的店铺被砸毁，货物被焚烧，人被关在屋里不得出来，最后干脆赶出家门，送到那些指定的地点去干苦力，为什么这些事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当年那些拥有良好的教养、文化程度很高的德国人，都坐视不顾呢？

探讨、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和作品有很多，其中就有克里斯蒂安·哈夫纳。他于1907年生在柏林，到1933年3月，25岁的哈夫纳得知纳粹党经大选攫得国家权柄，“因为激愤而暴跳如雷”。当时他已是高等法院的一员，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很早就认定纳粹不是好东西，厌恶他们的国家主义主张及对犹太人的态度，情绪上来时，他“狂野”地想要退出公职，想要移居国外。

哈夫纳的回忆录《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大半篇幅都在说自己是如何逆势而行，如何展开与其他德国人相反的心路。他愤怒，他不安，他在家里说他恨死了生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他的犹太朋友纷纷遭难却没人管。他甚至说想皈依犹太教，以此抗议时局，然而：

“这些念头每次一说出来以后都不了了之。家父则依据其丰富的人生经验——来自1870年至1933年之间的生活，因而已无法涵盖当前的变局——劝我打消念头。他设法让一切都显得不那么戏剧化，并以温和语调奚落我的慷慨激昂。我听了他的话。”

这些话让我浮想不少。难道不是吗？父辈总有泼不完的冷水，因为他们见识的事情多，在他们看来，年轻人不管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想要在与国家权威的对抗中折腾出几个浪花来，莫不是白费力气。年轻人的当务之急是稳定，一份稳定的职业，一项保证自己饿不着的技能，当然，最好还有稳定的恋爱，然后是家庭。尽管年轻人拥有未来，但父辈拥有过去，“丰富的人生经验”让他们习惯用一句“将来你就懂了”打发眼下的分歧。

我曾暗自发誓，不与庸碌乏味的父辈们一般见识，不说别的，以求稳的心态去度那本该慷慨激昂的年月，无异于自我辜负。“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种话不理会也罢，因为如果说“人生智慧”真有什么价值，也应该是由本人悟出来的。

哈夫纳也这么认为，而且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证明，纳粹党之所以能够弄权于一时，正是利用了中产阶级的死穴——安全感。“大家都继续过着正常的日子——虽然它已经变得像海市蜃楼那般虚幻不实”，每个人都埋首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此为隐蔽来避免对身边发生的不义之事做出反应。西方俗语“房间里的大象”，也正可以用在这样的场合之中。

不过，精准、犀利、敏锐地评判别人，并不是哈夫纳的全部。这本回忆录给我一个意外所得，哈夫纳的叙述，让人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尼克的父亲对尼克说的那句话：每当你要批评别人时，就得记住，并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有你这样的优越条件——一个人若能对安全感置之不理，并且冷视那些求稳的他人，常常是因为他自己就生在安全之中。

看看哈夫纳是怎么讲的。他告诉我们，他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在魏玛共和的时代，就在父亲的安排下完成了法律学业，通过了国家初级文官考试，当上了“候补文官”。在德国，有志于当公务员的年轻人，是从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接受培养的，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哈夫纳就在多个法院轮番见习，帮着法官拟判决书，干得娴熟时，有的庭长干脆让他主持开庭，开完之后向庭长汇报，后者作判决时甚至乐得照搬他的意见。对于父亲的意旨和期待，年轻人并没有半点故意违背的意图。

哈夫纳的父亲，在儿子眼里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怀疑主义者”。他很不希望儿子走得离经叛道，去过那种有家有国的波希米亚人生活，舞文弄墨，或当什么流浪艺术家，但是他的考虑并非只是出于苍白的求稳。事实上，老普雷策尔（他们家本姓“普雷策尔”，哈夫纳本名“雷蒙德·普雷策尔”，流亡国外后，为了保护在德国的家属，他才给自己改姓“哈夫纳”）对公共事务有自己的责任意识。他的想法是：如果优秀的年轻人都以恶人当道为由，就拒绝从政，当那种道德上自我满足的“清流”，那么国家岂不是越来越败坏？

对这种想法，我是隔膜已久了。我用行动论证和巩固自己的信念，我越是接受自由无羁的日子，就越是觉得庙堂之内超乎我的想象，越相信做一道“清流”乃是良心的要求。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大概就是指的工具一类被人操在手里、缺少自己主见的人吧；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说的才是那个年代的真相：人都成了一群被操纵的玩偶，自觉地消灭了个性和独立的判断。然而，看哈夫纳的父亲如此这般的考虑，我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认识。

这位父亲相信，把儿子送进体制，有助于将国家行政大权从那些“俗不可耐的家伙”之手中挽救出来；年轻人要把自己的优秀才干用到一份忠孝两全、于公于私一致的职业里。对父亲的苦心，哈夫纳是懂得感激的。当稳稳地嵌入到体制的机器里时，他发现了其间无穷的好处——不仅是体面和受人尊重那么简单。哈夫纳暗示说，正因为有了公职，他才得以在考虑舍弃它的时候，感受到极大的道德上的满足：我敢于和平步青云的人生一刀两断，我多么勇敢。

瓦茨拉夫·哈维尔谈论过“无权者的权力”，但他没有提到，最有力、也最有影响的不服从与反抗行为，往往发生在体制的内部，而不是生于江湖上无权者的怒火之中，正如你有了坚实有力的臂膀，才能令人信服地奉献慈悲，反之，如果你是个衰弱无力的人，则慈悲将是你仅剩的东西。“有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送过去”这话也是说给无力的人听的，宽恕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你无法与强有力的人对抗，你才只能设法羞辱他们。

这些认识削弱了哈夫纳的骄傲。他诚恳地表示，父亲给予他的财富要远远多于对他的年轻之心的伤害，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攀到了社会上流的位置，同时又继承了父亲的怀疑精神。他是一个懂得平衡、善于理解的人，所以，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部回忆录中，哈夫纳从来就没有流露出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只可惜众生昏昧不听劝的愤恨先知的腔调。每当他提出对时人的批评，我都能感受到他的自省，他那强烈的理解他人的欲望。

指责自己同胞对受难者不管不顾，这太容易了，正因为太容易，哈夫纳反而自我怀疑：我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率？我究竟比他们高明多少？例如书中写道，在1933年3月之前，纳粹党上升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到处是敌视它、贬低它的声音，然而一旦它“奇迹”般地夺了权，反对者便立刻倒戈投诚，证明了权力的巨大魔力。“当月申请入党的人数暴增，迫使纳粹党一度暂停吸收新党员”，就连纳粹党徒自己都鄙视那些新投效过来的人，管他们叫“三月流亡者”，一个源于1848年革命的蔑称。

你若以“清流”自命，当然会对这一切嗤之以鼻。可是，哈夫纳不是一般的清流，他的洞察再尖锐，也没有丧失同情的敏感。他拒绝从道德的高度去评判趋附纳粹党的大众们，他的笔下不曾出现如“邪恶”、“助纣为虐”之类的贬义词，反之，他喜欢用“麻醉”、“做梦”、“神经崩溃”来描述德国人的状态，在此基础上继续深究：

“我们便可发现一个再简单不过，而且几乎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理由——畏惧。与其被围殴，那么倒不如跟着他们一起去揍别人。于是出现了一种没头没脑的飘飘然感觉，接着是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痴感，有如磁铁一般进一步对群众产生了吸引力。”

难道有谁可以摆脱畏惧吗？哈夫纳知道，幸亏自己有一个体制内的金饭碗在手，否则，他难保也要加入这飘飘然的人们的行列之中，主动申请替纳粹效力。无独有偶，日后，大屠杀幸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也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在集中营里，那些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囚徒的行为，是可以谴责的吗？还有那些设法巴结看守的囚徒，他们的与恶人沆瀣一气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吗？你自己可以刚直不阿，但你能要求别人也像你一样吗？在生存堪虞的情况下，人心中生出畏惧，想要牺牲别人以自全，难道这不正常吗？

这部回忆录有十多万字，但是很零碎，也没有完整发表于当时，而是在1999年，哈夫纳以92岁高龄逝世后才被发现的，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注意。哈夫纳的行文冷峻流畅，不像典型德国人的文字那样充满了晦涩难啃的思辨，在写的时候，他犹豫着是否要把德国写成一个“谋杀者的巢穴”，是否要把自己希望发生的结果（即纳粹战败、德国投降）写得如同必然发生的事实。从此书的出版附记来看，此书应该有几页内容是写于二战尘埃落定之后的，但具体是哪些，并不确定。

二战爆发后，居住在伦敦的哈夫纳非常紧张。看到纳粹节节胜利，他的心情特别焦躁。1942年8月，焦虑达到了巅峰，那时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开始两个月，德军远未露出败相，哈夫纳在伦敦极有影响的《世界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一个骇人的呼吁：盟军在获胜之后，必须消灭50万德国年轻人的肉身。

“德国已经自绝于基督教欧洲之外了，”他说，这都拜1933年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所赐，唯一的解救之道，是由盟军来重新安排，恢复战前的旧秩序，德国可以重回欧洲的怀抱，但是第一步是要杀，要屠杀。纳粹的“精英”——被洗脑最彻底的年轻人都集中在党卫军里，哈夫纳狠狠地诅咒德国，要求盟军决不能手软。

屠杀是必要且正义的。哈夫纳说，纳粹党怎么对待犹太人、共产党和其他不服从者，盟军就要怎么对待他们——送进劳动营，加以苦役，让他们生不如死，再无力去把头脑中邪恶的念头付诸实施。“最终，代价高昂的胜利将让我们有机会翦除这些人，”他写道，“到时放这些恐怖的家伙一条生路或让他们逃到国外，将无异于犯罪。”

若是拿掉语境来评价这些话，他也称得上疯狂了，达到了足以被后世的德国人记恨的程度。可是，当我把《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读完，便理解了他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自己确实体会到，那些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是如何在那些效忠仪式中得到巨大的精神享受的，那种飘飘然的体验太美妙了，就像畏惧一样，让人难以抵挡。当哈夫纳和体制内的同事们一起唱纳粹歌曲，一起行过举手礼，一起在不公正面前保持过沉默，并一起戴过了“卐”字臂章，他那身“清流”的傲骨就不知不觉地有了软化；当他和其他人一样，严肃地读一篇元首的演说，就会发现“它还颇有几分道理”。“国家社会主义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它深深触及了所有德国人的本质”，可怕的是，即使看到了这一点，你也依然会在雄伟的声浪中、在硕大的符号面前无法自控，满面泪痕。

“我”在哪里？“我”而今安在？哈夫纳痛苦地反省着。为了理解那些中毒的人，做梦的人，他以身试毒，亲身体验梦境的麻醉效应。“如今我已落入‘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之陷阱”，他说，他甚至还意识到，如今哪怕他依然坚守着内心对纳粹的愤恨，蔑视着它的一切操作，事实上，这种愤恨和轻蔑都已成了他自我麻痹的手段了。“我”既置身此地，就不可能在群体的昏聩中独善其身。

必须离开，彻底脱离德国的土壤，才是唯一可能的自救。在离开时，哈夫纳已全无当初向家人表白要与纳粹对抗到底时那般狂野的意气了。他懂了一切，最重要的是他懂了他自己，他与别人并无很大的不同，既不更壮烈，也不更高尚。离去本身只能是仓皇的。这份仓皇，和父辈精心布置的安全感一样，正是他的幸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