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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假说”的错与对

黄斌2017-12-13 14:46

【量化历史研究系列】

1905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了著名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写作的年代,正处在西方基督教社会蒸蒸日上的时期。韦伯在著作中捕捉到了基督教与经济繁荣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假说”。韦伯认为,西方的新教改革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源泉。加尔文主义等新教伦理提倡辛勤的工作、节俭的生活、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正是这种对勤勉和积累的提倡铸造了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西方能够在技术进步、对外开拓、工业革命上走得更远,引领世界。简言之,是新教文化促进了西方的经济发展和崛起。“韦伯假说”非常吸引人,在某些层面上也确实合情理。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的快速兴起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由于数据和研究工具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来检验这一假说的可靠性。无法排除的可能性在于,也有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同时影响了新教传播与经济发展,所谓的“新教伦理”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韦伯错了吗

2009年,英国华威大学的贝克教授(Sascha Becker)与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因教授(Ludger Woess-mann)在经济学杂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了论文《韦伯错了吗?》(Was Weber Wrong?),第一次用系统的经济学量化方法对“韦伯假说”进行了检验。

贝克和沃斯曼因选取了普鲁士王国作为研究对象。19世纪的普鲁士王国位于欧洲的中心,是德国的前身,也是马丁·路德等人兴起基督教新教改革的核心区域,是检验“韦伯假说”的合适地区。贝克和沃斯曼因收集了19世纪普鲁士王国452个县的历史数据。这一历史数据库当中包含了每个县历史上皈依新教的人数比例、历史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等相关信息。通过经济学的计量模型分析,他们发现,皈依新教的地区确实有着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这一关系在统计上十分显著。不过,另一种可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倾向于信仰新教,而不是新教促进了经济发展。

小城维滕贝格(Wittenberg)是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发动新教改革运动的地点。因为信息传播的便利,距离维滕贝格越近的地方越容易皈依新教。同时,维滕贝格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性,因此距离它的远近并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数据仍然显示,距离维滕贝格越近的地方此后的经济越可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对于这种经济的增长,新教的影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因素。这就证实了新教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新教与经济增长的正向相关被确认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当贝克和沃斯曼因控制了教育水平这一影响因素之后,新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了。换言之,当我们控制住新教所带来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新教本身对于经济增长不再有其他的显著效应。作者解释到,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号召信徒通过亲自阅读《圣经》来获得救赎,并推动《圣经》的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这种对阅读和印刷的鼓励推动了识字率的上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相较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恰恰是教育因素长期起到重要作用的体现。

贝克和沃斯曼因总结到:某个角度来说,韦伯并没有错,他观察到了新教传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点确实为普鲁士的历史数据所证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韦伯错了。这种新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如韦伯所声称的那样通过推崇勤勉的“资本主义精神”发挥作用。事实上,新教兴起所带来的识字率上升、知识普及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组证据是有限的,不足以“盖棺论定”。2015年,慕尼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维德·坎托尼(Davide Can-toni)在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发表了文章《新教改革的经济影响》(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提出了非常不一样的证据。文章同样检验了韦伯的假说,坎托尼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272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重新的估计。他并没有发现新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任何显著正向关系,贝克和沃斯曼因得出的正向关系不存在。

这种迥然相异的结果自然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能是研究区域的不同,可能是关注时段的不同,等等。为了中和两组证据带来的不同结果,坎托尼提供了自己的解释,他关注的是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上面提到的贝克等人关注的是城乡一体的经济发展。在旧有城市地区,居民的流动性更大,受到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是交融的,一种宗教的效应可能会相对较小。而就长期而言,新教所带来的识字率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工业革命的推进,新兴城市的兴起则可能有着十分强劲的推动作用。

“韦伯假说”的中国注脚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白营教授在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上发表了论文《伴随福音而来的知识传播》。在这篇论文里,两位教授以中国为案例,检验了历史上(1840-1920)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伴随着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大地,修建教堂,发展教众,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其中,以新教的传播最为广泛。传教士们深入到中国的内地,足迹所及十分广泛。到20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很多县都能找到基督教的身影。事实上,近代史上包括山东教案、义和团运动,也都多多少少与基督教有关。

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建立教堂、发展信众多的地方,其现代工业发展更为快速。简言之,正如其他学者在欧洲发现的那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这似乎也验证了韦伯所发现的新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不过,在中国的案例中也发现,“韦伯假说”的重要作用也并非空洞的“资本主义精神”。

事实上,伴随着上帝福音而来的,还有知识的传播。为了让中国民众更能亲近基督教,接受基督教,传教士们往往在传教之地广播“物质福音”。他们兴建现代学校,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兴建医院,为民众治病,同时也传播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这些“物质福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控制了传教士所兴建的现代学校、招收的学生数量之后,基督教与经济发展的统计关系也消失了。可以说,韦伯“对了一半”,基督教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却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精神”,而是知识的传播。

中国的案例为检验“韦伯假说”提供了一个很独特却清晰的注脚。虽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广泛,大多数的县都有覆盖,事实上每个县里最终皈依基督教的信众非常少。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广度足够,深度不足”的传播。因此,很难想象,寥寥无几的信众和他们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能对于县域经济的整体长期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基督教传播所修建的学校、医院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知识传播、健康福利却是实实在在的。从这个维度来讲,教堂带来的学校、医院比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要真实、高大得多。所以,套用经济学家的概念,面对“韦伯假说”,是“物质之手”而非“精神之手”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物质之手”的力量

事实上,前文所提到的“物质之手”强于“精神之手”的例子,也可以从其他宗教的表现中得到佐证。我们不妨看看那些没有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从他们的案例中了解“物质之手”的力量。

伦敦政经学院的瓦尔丁格(Maria Waldinger)于2017年发表在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论文研究了16世纪天主教教会在墨西哥的传播的影响,正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美洲发现之后,西班牙人迅疾开始了对北美洲的征服。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也伴随着殖民者的征服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1524年,西班牙殖民军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的第三年,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了现在墨西哥所管辖的中美洲地区。在墨西哥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天主教修会。虽然同被称为天主教,但其中却仍有分别,而这种分别为接下来一系列的差异影响埋下了伏笔。

首先到来的是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1524年,托钵修会来到墨西哥,并最终在那里建立了942个布道所。托钵修会成立于13世纪。最初成立这一组织的修士十分反感天主教传统的富足而颓废的生活方式,认为天主教修士应该保持贫穷的生活。因为贫穷使得修士不受约束,能够更自由地进行修道、传教等活动。同时,这一修会也有很强的平等主义色彩,他们会选举产生一个带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并会选举一些修士来监督领导机构和教众的行为,以防不当行为的发生。

这种追求贫穷和平等的文化渊源使得踏上美洲大陆的托钵修士对北美原住民简单的生活产生了憧憬甚至浪漫化的想象。他们一开始认为,贫穷简单的原住民文化未被金钱与贪婪所腐蚀,因此比西班牙传统文化要优越得多。即便在这种“和谐景象”被征服与反抗所打破之后,他们仍然坚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平等。他们认为两者有着同等的教育权。因此,托钵修会为当地人修建学校,甚至通过纪实文学为原住民的权利呐喊。

随后而来的耶稣修会(耶稣会,Je-suit order)则有着十分不同的宗教文化。1571年,耶稣修会也来到了墨西哥,并最终建立了203个布道所。耶稣修会成立于新教改革后不久的1540年,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目的在于维护罗马教廷在欧洲的权势。他们并不像托钵修会那样保持清贫。他们认为保持财富是为教会利益服务的重要手段。因此,来到美洲后,成为了墨西哥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同时,许多耶稣修会的成员受过优良的高等教育,有着广泛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和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耶稣修会同样在墨西哥兴办教育,但是他们仅仅为殖民精英提供教育,并通过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确立天主教在墨西哥的影响。至于原住民,耶稣修会缺乏相应的关注,这就与托钵修会产生了鲜明的反差。

天主教在墨西哥的传播是否也存在长期影响?这两种修会的不同是否产生了不同的长期影响?通过收集历史上修道所的分布和现代教育水平的数据,作者应用计量模型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将两个修会视作一个整体,检验了历史上所有的天主教布道所对于现代教育是否有整体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种影响确实是显著的,历史上天主教布道所越多的地方,其居民受教育年限、识字率、中学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都要更高。在控制了地理差异、气候差异、前西班牙统治时期(阿兹特克帝国时代)的政经状况等因素之后,这一关系仍然十分显著。

紧接着,将托钵修会和耶稣修会加以区别,分别检验了它们的作用。研究发现,两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原住民教育十分重视、强调平等教育权利的托钵修会,其历史上建立布道所越多的地区,当地的现代教育水平就越高;而对于维护少数殖民精英教育权利的耶稣修会,其建立的布道所并没有对现代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个别教育指标甚至有负面的影响。

这一研究提供的重要启示在于,非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其传播也可以带来教育、人力资本的提升,并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这近一步强调了教育和知识是宗教传播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因此,当我们回头再看“韦伯假说”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必要想一想,新教所带来的“辉煌成就”有多少是因为实实在在的知识,又有多少是因为难以名状的“精神”。

(文章有删改,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