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一

沿路的沟渠里野花在青草中安静地开放。天空透亮而高远，那是一种纯净的蓝色，偶尔有鸟儿飞过。四周空阔，更远处绿树掩映。我的眼前是黑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一字排开，用各种语言讲述着同一段历史。这是8月的奥斯维辛。我忍不住对同伴说，天真蓝啊，怎么能够想象，就在这样的天空下，罪恶每一刻都在发生。

很快我就会为这样一句慨叹羞愧——是的，羞愧。在托马斯·伯根索尔那本名为《幸运男孩》的奥斯维辛回忆里，1991年重访故地的他看到了和我同样的色彩。不过在他的记忆中，奥斯维辛没有青草和树木，天空中也没有鸟儿，“它们都避开了，因为天空中充满了从焚尸炉中呼呼冒出的有毒烟雾”。

1944年，10岁的伯根索尔被关进了集中营。他将能够幸存下来归结为幸运，比如说他没有经过死亡筛选就进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如初到集中营，他依然和父亲在一起。父亲保护了这位小男孩，教他如何躲避被送进焚尸炉的各种方法。

历史不乏宏大叙事，也许跟个人兴趣有关，我更在意探寻那些藏在特定标签后面的个人记忆。我们太过关心所谓的波澜壮阔，太容易忽视一个个具体的名字。虽然个人命运难免为历史的洪流左右，在时光中随波逐流，但切不可以为那些生命因此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历史也是个人史。

对于奥斯维辛来说，或许没有比普利莫·莱维的回忆更震撼人心了。

大部分时候，他是冷峻而理性的。他对所有那些非人苦难的描述，有时候让你恍惚以为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他的使命即是忠实地记录所有，像摄像机一般精确。他的文学天才在这种记录中展露无疑，笔下的各色人物鲜活而生动，几乎扑面而来，就那样站在你的面前。越是这样，你越是相信，这一定是让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否则他又如何会这般深切地让我们感受他所经历的一切。然而越是这样，你也越会担心，他如何真正走出那样的记忆。上苍赋予他的这种能力最终摧毁了他。1987年，他选择了自杀。尽管对于他的死有种种解释，但我宁愿相信，终其一生，他也没能走出这样的历史。

和伯根索尔一样，莱维也自称是“幸运”的。这位编号174517的囚犯在奥斯维辛呆了11个月，1961年出版的《这是不是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一书是他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另一本书《再度觉醒》记录了他和其他幸存者在前苏联和欧洲大地上历经数月漂泊终于回国的过程。在这本书的后记“普利莫·莱维答读者问”中，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冷峻：“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和寻求报复者那激动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

或许可以说，他写的是一份呈堂证供。不过他天生就是一个杰出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正是他笔下那些被扭曲的面孔让历史直入人心。同样打动人心的是他在邪恶与蹂躏中表现出的尊严——他认为这也是他能够活下来的重要原因，“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自己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了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

更全面地走进莱维曾经的世界，劳伦斯·里斯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这本书或许是合适的，与之配套的是由他为BBC拍摄的6集同名纪录片。人们总要追问，生而为人，为何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始终觉得，把罪恶仅仅归结于若干某些十恶不赦的罪人，很可能错过了真正的“凶手”。本书作者提出，纳粹政权实践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概念，即“累积式激进主义”，意思是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书中采访了当时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卫兵，几十年过去，他们也成为了老人。当记者试图跟一位老人讨论那段历史，问他是否会觉得有罪时，这位老人愤怒而不平，他觉得他只是恰好那个时间在那里工作，如此而已。对于战后他享受的舒适生活，他则辩称“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改善生活……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阿伦特所说“平庸的恶”。很可能在历史的某些节点上，我们都会成为帮凶。

二

这一年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二战题材作品是这本《拼实业》，副标题“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清楚地告诉我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恰逢其时。因为去年读阿特金森那套体系宏大的二战史，对其所描述的美军的后勤供给能力印象深刻。我们会说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但通常的印象就是将战时体制与高度的管制和计划联系在一起，甚而相信计划经济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动员机制。但阿瑟·赫尔曼在这本书中非常明确地回答，让美国具有高效生产率的不是战争，不是政府指令，也不是极度的民族紧迫感，而是大规模生产的奇迹。一旦它得到解放，便可以超越任何障碍和困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理解这是市场的胜利，因为有效组织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正是市场，是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而不是联邦政府。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帮助政府和市场实现有效互动的也是企业家，只不过他们临时拥有了某种政府授权的身份。比如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唤，担任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的克劳森，此前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他后来成为美国陆军工业生产总领。根据本书的讲述，虽然美国战时对消费商品实行了限制和配给，但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控制美国经济来将生产提高到新的高度。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提出订单，为工厂扩建提供经费。换句话说，市场机制仍然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生产的组织到技术变革和工艺的改进都是如此，政府要做的就是让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应该说，这是二战的另一个主战场，是企业界打赢的战争。

除此之外，有关战史或者个人历史的还有《再见，黑暗》，这是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威廉·曼彻斯特的太平洋战争回忆录，对的，就是那位《光荣与梦想》的作者。1978年，他重返战地，祥和的现实场景和残酷的战争记忆闪回穿插，他从未回避他曾有过的恐惧和挣扎，加之他的个人历史捎带上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让这本书与众不同；而《末日之战》则将我们带回到1944-1945年的德国战场，这本书对于德国将领和士兵表现出的能力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也因此颇有争议，不过作者马克斯·黑斯廷斯引述一位军事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书写的是历史，而非纪念碑式的作品。

与日本有关的两本书《干掉太阳旗》和《最高统帅》放在一起读更有意思，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在《干掉太阳旗》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主角之一，那时他是一位纯粹的军人，这本书的副标题“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可算作全书的内容概要。在西摩·小莫里斯所著的《最高统帅》中，麦克阿瑟更是绝对主角。这本书记录了日本投降之后，麦克阿瑟在日本推动的军政和经济变革。这是一个我们很少知晓的麦克阿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的名字是跟朝鲜战场上那个目空一切的失败者联系在一起的。

三

蓝诗玲的《鸦片战争》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了这一段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这部书的好处在于，她将宏大的历史画卷还原到了特定时代中的个体，从中国皇帝、文臣武将到十三行的商人乃至普通百姓，从大英帝国的女王、大臣代表到商人和士兵，当然这些素材都来自于史实。或许对我来说，对历史阅读的热切，更多的不是求得某种答案——可以不赞同著者的观点，但这不妨碍我们从那些历史素材和碎片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阅读这段历史，还可以对照茅海建所著《天朝的崩溃》，那也是很精彩的作品。蓝诗玲的著作中对此有多处引证。当然还可以一读的是蒋廷黻那本《中国近代史》。

对于历史，我们欠账太多，似乎一直在补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学堂里的历史是不得不强记的时间、地点、人名和事件，是早已框定的标准答案，是宏大叙事中的脸谱和历史逻辑。但很多时候，历史本身即意味着遗忘和扭曲，当我们说读史可以明鉴，其实该问的还有，这是怎样的“史”，谁的“史”。

四

《当呼吸化为空气》是一本小书，我大概花了两个晚上就读完了这本书，过后忍不住又去翻看其中的一些篇章。这本书打动人的地方，绝非作者讲述了一个感叹人生无常的悲情故事。作者保罗·卡拉尼什是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十年时间，他从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到住院医生再到住院总医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36岁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原本他很快就可以去大学做教授主持自己的实验室，然而生命在此时急刹车，他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可能不久于人世。从起初无法接受的不平之问“为什么是我”，到终于面对现实的平静自答“为什么不是我”，他没有放弃。在积极治疗的同时，他选择重拾少年时的作家梦，回顾过往，审视生命的价值，也重新思考医者和病患之间的关系。

这时候，他的身份角色彻底转换。他是一个对生命始终保持强烈好奇心的人，职业选择也是从“什么让人生有意义”开始的。当他认定只有从医才能追寻严肃的生理哲学时，就毅然弃文从医。或许正因如此，他的书中处处可见对人与生命，人性和生命价值的追问。他并不避讳这样一个职业带给他和同行的身心俱疲，但也从未轻看过责任——也许正是超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压力让病魔趁虚而入。从医生到病人，身份的转换加上他始终真诚而执着的生命之问，让一个医者对于医患关系的观察显得尤其珍贵。他说：“医生们的职责，包括去了解病人的生命为什么而宝贵，而值得一活，并好好计划，可能的话，要尽可能保留这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就让病人去得安详体面。掌握这样的权力，就需要有很深的责任感，有时也掺杂着愧疚和自我责备。”

五

杨国安是一个出色的追问者。作为组织管理专家，他提出了“杨三角”，这是一套完整的组织分析和诊断框架。在海内外企业界，“杨三角”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作为多家公司的顾问，他是长期将理论付诸管理一线的实战派，比如，他用“杨三角”理论为宏碁和腾讯制定了建设组织能力的方案。他的作品因此很容易触碰到管理者的痛点。《变革的基因》讨论的是移动互联时代的组织能力创新，著者提出了杨三角2.0版，这也是他那本《组织能力的杨三角》的升级版。

过去几年，创业大潮涌动，每个人都想站在风口上，谈战略成为时尚。这本书提出，一个好的战略不能保证企业成功，与之匹配的是组织能力再造。2009年提出的“杨三角”框架移动互联时代依然适用，不过企业需要打造动态的组织能力。企业需要的是新一代的组织能力，即能变革的基因。

在这本书中，著者宣告科层制已经过时，要做的是组织再造，激活个体。内在激励就是要让工作本身成为激励，让员工体验工作的意义和快乐；外在激励则是通过合伙人制度和内部创业制度，把员工变成小老板。在此进程中，管理者需要重新定位，变成赋能者……凡此种种。我想这本书不仅适用于互联网公司，对转型中的传统企业恐怕更有助益，即使不在实践层面，一场观念层面的头脑风暴也是超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