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网）

作者系历史学者

《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

今年，师友之书，读了两本，其中一本就是我导师刘泽华先生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这是当下最能反映中国思想者成长经历的一部书，展示了作者如何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又如何走向“学习做公民”的心路，怎样从“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的群众运动式思维走向独立思考的思想历程，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走出了“文革”时代，但我们走出“文革”思维了吗？

《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

读的另一本师友的书，就是我的朋友周泽雄的《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当“知识分子”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知识界对此争论不休时，周泽雄没有参与到争论中去，他从西方思想史上“拿来”一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作为镜子，一对照，就说明了问题。就此而言，本书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同时，它还是一把尺子，够不够“知识分子”的尺寸，毋需多辩，只要用“笔墨事功”的尺子量一量就知道了。“笔墨事功”不同于中国传统所谓的“立言”，它其实将“立德”和“立功”都包含在里面。首先要求“知识分子”的人格要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立德”，其次要有著作或发明创造问世并且要在人类思想史上和文明史上产生影响，而这也就是“立言”、“立功”。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最近，带着问题正在读的一本书是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平心而论，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以我目前的学力，还必须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点地啃。但它吸引我，使我锲而不舍的，是因为我发现，作者居然试图运用不同的文明起源地出土的陶器符号，以其在起源时或流通中形成的共性，建立起一个陶符化的世界体系，超越了西来说和本土说各自的局限。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林梅村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也是我正在读的一本书，其中第二讲“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恰好与我写的《文化的江山》“史前卷”有关。在《文化的江山》“古史卷”里，我们谈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基于文化认同的中国，滥觞于彩陶时代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形成于玉器时代的良渚化世界的陶寺类型；另一个是王朝中国，基于王权认同的中国，是青铜时代从西亚两河流域经由中亚雅利安人转运进入东亚两河流域的王权国家，雅利安人向东发展的一支就是吐火罗人。书中讲到，雅利安人的迁徙浪潮以马拉战车的血洗开路，据说是文明古国的杀手，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国，其他都被雅利安人摧毁了。可军国主义的雅利安何以到了中国的西域就变成重商主义的吐火罗，居然在天山南北同中国的羌人一起打造了一个个文化融合的安乐窝？这也许就是中国传说中“禹兴于西羌”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很可能开启了一个比汉唐盛世还要宏伟的时代，尽管那时代留下的只一句话，可我们相信考古学会将那时代揭示出来。

《夷夏先后说》

与上书一起阅读的还有一本易华的《夷夏先后说》，这是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以后发展出来的一套新说法，它最有意义的是把中国的夷夏问题放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上来考察。易华特别强调了青铜文化中国化中齐家文化的作用，他认为，齐家文化处于东西文化交汇的要冲，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时，没有放弃东方玉文化，形成了金声玉振东西合璧的集大成文化。不仅坐实了“禹兴于西羌”那句话，而且进一步指出，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而龙山文化则不是，这就把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对立起来了。其实也可以这么来考虑，齐家文化可以视为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良渚化世界的一部分，而“夏”作为龙山文化中的西化派，率先从齐家文化成长起来，进而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得到确认，而“夷”作为龙山文化的本土派，则坚守着良渚文化以来的传统，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建构和王权国家的形成中与“夏”对冲，这就使得在天下观里以民本与革命为前提形成的王权主义与西来的王权国家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也许就是对王权的中国化救赎，打上了中国玉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