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文扬

2017年12月25日，是杨晨一年之中难得的清闲时刻。这种清闲并不是由于他有假可放，而在于“一般这个时候，美国人都比较消停。”

但杨晨也知道，“圣诞节一过，美国人就会开始折腾了”。果不其然，12月27日，美国国内产业就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要对来自中国的塑料装饰缎带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这里的“美国人”，指代的是屡次对中国各行业发起贸易诉讼调查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美国商务部（DOC）以及各美方利益相关方等人。在中国入世以来，他们对中国钢铁、光伏等各个领域发起了各类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他们又对中国发起了232调查、301调查及201调查等。

杨晨正是最密切关注那群人的中国人之一。

杨晨是谁？他是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身份——几乎都与国际贸易纠纷案件有关，比如：北京市律师协会反倾销及WTO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协调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仲裁员等。

但他还是最喜欢别人叫他“杨晨律师”。这是一位精通国际贸易救济案、有着16年律师从业经历的法律专家，参与了近十年中美之间上亿元规模的、几乎所有的贸易纠纷诉讼。

杨晨的律师生涯始于中国“入世”的2001年。那时的他并没想到，在十几年后，中国的律师能在贸易救济领域与美欧同行平起平坐，中国也从入世伊始的上路新手演变为今日熟练参与国际贸易的“老司机”——而杨晨，正是这一变化的见证者。

试水者

杨晨“误打误撞”进入了贸易救济领域。2001年，杨晨离开先前工作的国家部委，准备进入律师行业，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的他具备“专业八级”外语优势、拥有法学学士学位，对反倾销非常感兴趣，决定“试水”贸易救济领域。

当时，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还不太熟悉WTO规则的中国，对于贸易救济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并不多，相关领域的专业法律人才也比较匮乏。

初出茅庐的杨晨常从市面上买书来看，并频繁出入一些由政府人员、学者、律师等组成的研讨会。一些来自美国、欧盟的律师也是这些研讨会的座上宾——他们被请过来讲解WTO规则。“整套规则都是别人设计的，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做学生。”杨晨回忆。

很快，这帮中国“学生”迎来了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首次考验。杨晨清楚地记得，就在中国入世的一周后，前加拿大海关及税务总署（CCRA）以及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ITT）发布公告，正式对来自中国的汽车挡风玻璃产品立案启动反倾销调查。如今在美国设厂的福耀玻璃，正是当时的应诉方之一。

杨晨参与了这个“入世”第一案。他依据加拿大反垄断法的规定，与申请方公司进行交涉，使得申请方其中之一的LAMIVER公司因担忧卷入反垄断诉讼的风险而撤诉败退；同时，确定了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点应诉策略。

令人担忧的是，此案之前，北美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少贸易伙伴也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持保守态度。但中国政府、行业协会、应诉企业和代理律师们都决定“吃螃蟹”，决心试水。“只有拿到市场经济地位，应诉企业才能使用自己的生产和销售数据抗辩；使用替代国数据，都是用加拿大方面单方证据打官司，结果不可控且被扭曲的可能性会很大。”杨晨分析道。

杨晨的判断与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观点一拍即合。对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坚持使得CCRA不得不亲自派人到中国，对政府和企业进行实地核查。

这个涉案出口金额高达3000多万美元的案子，最终以中方胜利告终。胜利的关键在于争取到行业市场经济地位。这也是入世之后，外国政府第一次给予中国涉案产品生产行业以市场经济地位，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

杨晨最为用心的贸易救济案，是2003年12月11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卧室用木制家具进行的反倾销案。其涉案金额达13亿美元，是当时中国入世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涉案金额最高的案件。

该案还涉及到2万家家具生产企业，关乎就业问题，中国商务部相当重视。现任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副局长、时任出口一处处长的刘丹阳，每周末都会去杨晨所在的律所，与行业协会和律师团队一起加班，花费大量精力研究此案。“当时想要获得行业市场经济地位，案子做得非常扎实，第一轮书面抗辩材料就有几百页，提供了大量的证人证言，并依据国家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做了详实的数据分析。”杨晨回忆。

对方毫无反驳余地。美方最后开始耍赖，说他们人力有限，没有精力去审核中方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被合作的美国代理律师当庭指责“Non-sense！（胡说八道！）”

这是杨晨最自豪的案件之一，也被他视为“最遗憾的案件”。2004年，中国在WTO积累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出于谨慎的考虑及其他种种原因，这个案件并没有被起诉到美国国内法院或者WTO。

杨晨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后悔”，在他看来，当时如果硬着头皮打下去，可能会是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极大突破，今天也许就不那么被动了。

求变者

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举手投足间，精英范十足，但熟悉杨晨的人，都知道他绅士外表下内敛的锋芒。强势的态度体现在工作和管理中。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所带领的团队在应诉的法庭上字字珠玑、见招拆招，将对方逼到无话可说。

杨晨那间位于国贸三期的办公室，俯瞰着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包括政府官员、企业、甚至媒体记者，都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办公室一侧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式的证书，展示着“首届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师”、“亚洲法律杂志（ALB），中国十五佳律师新星”、“Chambers　&　Partners,　Leading　Lawy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WTO（钱伯斯国际贸易和WTO领域领先律师）”等字样。

这些荣誉非一日之功。在律师生涯的最开始，杨晨往往担任第三方律师协助磋商，在旁听席上，边打官司边学习WTO规则。在前述家具案中，这位精力旺盛的律师跑去广州调研，熬夜看堆积如山的案卷资料，一个月瘦了十几斤。

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接踵而来。从2001年到2017年，仅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就超过1000件。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22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中国被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行业也在不断变化。早些年，针对中方的案子集中在矿产、纺织领域，而后扩大到机电、钢铁、轮胎、瓷砖及化工等领域。在贸易救济领域，杨晨代理了汽车挡风玻璃、黄原酸盐、碳钢管件、木质卧房家具、塑料眼镜镜片、帘子布、压缩机、陶瓷、复合地板、绸缎、冷冻虾等多起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

更多的“大案子”找上了门。贸易摩擦重灾区的钢铁领域，几乎所有国家的案子都经由他手打理；数量上，从钢铁337调查、卡客车轮胎案、瓷砖案，涉案企业分别从十几家到200多家不等。

这时候，是否能统筹全局则尤为重要。即使同样是代表中国的利益，企业、行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点也不尽相同：企业可能想借机挤垮同行，行业则希望利用诉讼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更多考虑就业、利税等政策影响，无论输赢，各方都有可能在一场诉讼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杨晨和他团队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同诉求拧成一股绳。

这种察言观色、统筹全局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口碑业绩，使得政府部门对杨晨非常青睐。这位年轻的律师，从一开始的“学习者”变为成熟的“教学者”。他在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的国际贸易争端与救济的研究会中进行演讲，还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应诉外国对华贸易经济调查，比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代表中国政府与欧盟进行的中欧双边投资谈判，“中国正在学以致用”，杨晨难掩自豪。

而进步也显而易见。此前入世初期打的很多官司，往往要高薪聘请美国律师，而现在，中国律师可以独当一面，美国律师亦不是必要条件了；中国也更有底气试错了，也不怕败诉了，行业开始为了更长远的利益而坚持到底。这都是在2001年刚入世那会儿，杨晨所没想到的。

中国运用WTO规则日益娴熟的同时，更多的涉外法律团队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行业发展前景正在越来越好。2017年初，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全面部署。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杨晨认为，律师行业从国办到合伙30年，业务国际化作出顶层设计，这将对业界发展意义深远。

2017年，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更多的、不同种类的、花样百出的贸易救济案取代了过去简单的“双反”案件，诸如特殊保障措施201调查、332调查、232调查、301调查、337调查、反垄断、原产地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杨晨对这些并不畏惧。他曾半开玩笑地对熟悉的商务部官员抱怨，总是把“难题”都甩给他，但他也承认，比起简单的案子，他更乐意挑战难题。比如美国诉中国卡客车轮胎一案，在此前三场败诉的情况下，杨晨接手了此案，并于2017年2月胜诉。中国轮胎业总算扬眉吐气一番。

面对新形势下的挑战，杨晨为大量国内外进出口企业就进出口贸易安排、关税、原产地等事宜提供法律咨询，协同美国律师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法院进行的反垄断、知识产权等诉讼案件提供法律服务，他是最早代理企业参与反垄断调查的中国律师。

目前，随着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推进，贸易先行后资本开始向国际社会流动，杨晨和他的团队开始尝试着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全面和立体的法律服务。贸易和投资是走出去的两条主线，法律上有着独立性但又不可分割，盘根错节，相辅相成。这位凭着兴趣、在十几年前抓住“入世”机遇的律师，如今正敏锐感觉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机遇。

在杨晨看来，一个商业角度的有趣规律是，当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投融资业务疯涨；经济发展式微之时，贸易救济业务则水涨船高。而杨晨和他的团队，正左手贸易救济、右手投融资，打出“组合拳”。